钱坫《论语后录》体例的研究策略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又字篆秋，号十兰，别署阅音亭长、月光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族子。自幼聪敏，博览群书，精通小学，时人谓其与钱大昕并称“疁城二钱”，亦有论者谓“坫沉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钱坫一生著作甚多，有《史记补注》、《诗音表》、《年制考》、《论语后录》、《尔雅释义》、《十经文字通正书》、《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古器款识考》等数十种，突显了钱坫在音韵训诂、舆地考证方面的成就。
　　《论语后录》是钱坫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论语》自盛行以来，为其作注者数不胜数。在汉时有齐、鲁、古文三家，如孔安国传古文论语，张禹以鲁论参考齐论，郑玄以古论兼考齐鲁等。据此，何晏对此前“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著成《论语集解》，为后世之学开了先河。然而，自《集解》行于世后，各家注本又出现了杂而不分的现象，钱坫收集汉唐以来各种注本，兼采诸君子之说并加以分析整理，著成《论语后录》，附于《论语集解》之后，其独特的成书方法，有评曰：“大都于《集解》之外，博稽群籍，檃括古义，以自成一家之言”。
　　关于《论语后录》的体例，在其《叙》中有明确说明，全书分为考异本、校谬勘、钩佚说、补剩义、正旧注、采通论、存众说七例，共五卷五百七十余条。此七例各有特色，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一、考异本
　　汉时《论语》有齐、鲁、古文三家之分，《论语集解》虽对三家之言进行了整理，却也致使后人引证时杂而不分，虽与《礼》、《易》、《诗》等注本内容相合，却与《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引据内容不合，此皆因三家之异。凡注本中有此现象，钱坫皆记录下来。如：
　　“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今《集解》本作“贫而乐”，无“道”字者，脱也。（何晏用郑康成注，应是“乐道”，谓志于道，亦脱一“道”字。下用孔安国注曰：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能自切磋琢磨。明有“道”字。）案：《史记》正作“贫而乐道”。又《坊记》云：“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读“乐”为《周礼》“司乐”之“乐”，义可两通。
　　又如：“吾未尝无悔矣”：
　　郑康成曰：“鲁读‘诲’为‘悔’，今从古。”
　　此外，诸如“虽少必作”，其下注曰：《史记》作“虽童子必作”。亦是考异本的表现。
　　二、校谬勘
　　由于年代久远、地域差异等，《论语》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字句烦简脱落的现象。为了校正谬误，还原《论语》本来面目，并使后人更方便地理解注文，钱坫以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为底本，兼采其他注本，对后世流传的《论语》进行校正。如：
　　“子贡”：
　　《熹平石经》“贡”作“赣”。案：《说文解字》：贡，献功也。赣，赐也。应从《石经》。
　　钱坫指出《熹平石经》中“贡”作“赣”，然后从《說文解字》中以“贡”、“赣”两字的涵义来说明《熹平石经》中记载的文字是正确的。
　　又如：“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开成石经》作“女爱其羊”。颜师古《汉书注》引又作“汝“，汝、女同字。
　　三、钩佚说
　　《论语集解》收录了众多魏晋以前的注解，主要有孔安国、包咸、马融、周生烈、陈群、王肃、周氏、郑玄八家，但并不全面。《论语后录》补充了《集解》中没有收录的或者散见于其它著作的内容，如：“鲜矣仁”：
　　郑康成曰：鲜，寡也。
　　“曾子以为孝乎”：
　　马融曰：曾则也。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谓罢朝于鲁君。郑康成曰：朝于季氏之私朝。
　　钱坫虽说集诸家之佚说，实际上以郑康成的最多，其余只是零星可见。另外，钱坫对其他有价值的见解也加以收录，诸如何休、陆德明、王应麟、高诱等。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何休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
　　“吾亦为之”：
　　陆德明云：“一本作‘吾为之矣’。”
　　四、补剩义
　　《论语》内容包罗万象，前人在为《论语》作注过程中，并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注列出来，总会有未涉及的地方。对此，钱坫在收集诸家不同注解的过程中，对于缺漏的部分，自己取证补全。如：
　　“礼之用，和为贵”：
　　《易撃辞》曰：“履以和，行履者礼。”故云：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称比。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凡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此言文事，故云耳。
　　以上所列，诸家皆未涉及，钱坫以己见补之，可谓补剩义。
　　五、正旧注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学术风格，因此，诸家在为《论语》作注时，会带有不同的时代风气，其内容也会由于引著不同而产生差异，甚至有些论注原本就是错误的，而引用者却并未察觉，反而沿用，使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便。钱坫针对此现象，必加以考证，进而纠正。如：
　　“子服景伯”：
　　《世本》曰：庆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榖，榖生献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传》：“景伯名何”。孔安国作“何忌”，误也。
　　钱坫据《左传》，考证出孔安国对“景伯”名字的解释是错误的。
“子入太庙，每问事”：
　　《论衡》曰：“孔子未尝入庙，庙中礼器众多、非一。孔子虽圣，何能知之？案：礼器之说，后人可用，而不知其出于王充也。以义推之，当是入庙助祭，有所职守。其职守当行之事，不敢自专，必咨之主祭者而后行。若问器物，则庙中严肃之地，夫子必不娆娆如是。充说非也。
　　对于此段注释，钱坫用义理推论，明确地说明王充在 《论衡》中的解释是错误的。
　　六、采通论
　　钱坫在《论语后录》中除了收录专门为《论语》作的注本言论外，还记载了一些通论，如阎若璩、惠栋等人虽未对《论语》内容作专门注疏，但他们对其他著作的注疏也可与《论语》互证。
　　“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惠栋曰：“《汉书·薛宣传》‘诬’作‘怃’。”苏林曰：“怃，同也，兼也。”晋灼曰：“怃音诬。”苏解、晋音并是。
　　“不能专对”：
　　阎若璩曰：“专，擅也。即《公羊传》：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案：阎说最是。
　　七、存众说
　　在前文已说明各家注解总有不同见解存于世，钱坫对那些不同的观念与诠释没有武断判断对与错，而是全部记载下来，并列于书中。例：“自行束修以上”：
　　束修，有两义。《榖梁传》：“束修之问不行竟中。”《少仪》曰：“其以乘壶酒束修一犬赐人。”皆言修脯。延笃曰：“吾自束修以来。”此言修整。案：郑康成注：“此云谓言十五以上，则郑亦作修整义矣！
　　“太师挚” ：
　　《汉书·礼乐志》：殷纣断弃先王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矦，或入河海。班氏之说出于董仲舒，据此则是殷纣时人；孔安国以为鲁哀公时人；郑康成以为周平王时人。（以为殷纣、平王时人者，以维天子有四饭，此有四饭是天子之乐官； 以为鲁哀公时人者，以太师挚即师挚击磐襄，或是师襄， 皆为鲁哀公之乐官，与夫子同时。三说莫可折一。）
　　《论语后录》篇幅虽比较短少，内容却丰富多样，钱坫把诸家论解罗列其中，并辅以大量的经典著作进行论证，使整本著作显得精致有内涵。在“论语学”史上，《论语后录》或许没有其他《论语》注疏名声显著，但其内容及其成书方法却有着独特的特色与价值，是“论语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继承了何晏《论语集解》“集诸家之善”的体例，更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除了收录大量诸家经解内容并加以考证外，还合理校正旧注并补全剩义，使注解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准确，不仅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世学者注疏提供了榜样。钱坫在注解的过程中，对不同见解不武断取舍，而是或附以己见，或并列其中，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魏）何晏.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