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对初唐宫廷诗的艺术性

由于初唐宫廷诗对南朝宫体诗在某种程度上的承继性，又由于其后盛唐诗歌的辉煌成就，导致“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具体说来，前者使初唐宫廷诗遭受深重责难，而在后者的熠熠光辉之下，初唐宫廷诗坛无疑显得暗淡无光，既没有涌现出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亦无唱响古今的杰出诗篇，从而导致其很长时间内处于要么干脆被忽视，要么又是责之太重的尴尬地位，在一些评论家鉴赏家眼里，初唐宫廷诗在整个辉煌的有唐一代诗史中似乎显得不值一提，而当提到时，无疑，是嗤之以鼻的。
　　毫无疑问，对初唐宫廷诗的这种偏见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几成定见。可以如是说，对初唐宫廷诗的责难几乎与它的产生同步，甚而至于，从其最初发展阶段始，就背负有沉重的思想包袱，这种思想包袱直接作用于它的最初作者——以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具体表现为“贞观宫廷诗坛在总体上呈现出理论观念上的反思批判与与创作上延续承继的矛盾态势。”作为一代开国君臣，他们亲眼目睹前朝的丧乱，直至最终的亡国失天下，这种教训是如此近在咫尺，鲜活深刻，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无疑，这使得贞观君臣具备了极为清醒的政治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警觉，而这，也是历代开国君臣的共性，为其后继者所乏。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的呢？我们知道，贞观时期，出于“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目的，曾官修大量史书，主要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以及《晋书》等。那么，他们识了如此之多的前古，为将来到底总结出了什么呢？翻阅这些史书，不难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可亡国。试看下面几则论述：
　　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于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情欲也……雅以正邦，哀以亡国。（《北齐书·文苑传序》）
　　古人云；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后主记》）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文章道尽。（《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
　　可谓众口一词，言之凿凿。这些史书皆为贞观重臣所修，加之属于奉旨行事之举，毫无疑问，是足以代表以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的观点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文学惯性面前，在拥有和前代同样的宫廷创作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宫廷诗又是如此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这样一来，无疑，贞观君臣将自己置身于对梁、陈及隋在理论观念上的反思批判，但实际创作中又颇有喜好延承的矛盾夹缝之中，并最终陷入逼仄之境，处于尴尬之地。关于这一点，《唐诗纪事》卷一所载一则轶事可作最好说明：
　　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
　　李世民所作“宫体诗”今集不存，具体内容无可考知，但《唐诗纪事》中既冠以“宫体”之名，则其承继南朝诗风是毋庸置疑的。想来李世民应该对自己此作是颇满意的，才令虞世南赓和，而虞世南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圣作甚工”，但由于此诗“体非雅正”，而终致“不敢奉诏”赓和。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说是“朕试卿耳！”并补作了一首“述古兴亡”的妥当诗篇。一桩本应是君臣和唱的历史佳话竟致如此尴尬境地，贞观诗坛群彦们在思想观念和创作实际上的矛盾状态由此可窥一斑。
　　那么，迄今为止，八世纪对初唐诗的这种偏见是否还在继续？初唐宫廷诗的地位有无得到改观？毫无疑问，答案是明了的。正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谓：“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而在《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之“引论”部分里，聂永华先生是这样描述此种状况的：“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研究和导读的重点常常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王绩、“四杰”、陈子昂等人身上，对他们某些微妙地预示着诗史未来走向的个人现象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此一时期众多诗人在特定领域所作的努力缺乏应有的关注，整个初唐诗坛似乎成了少数几个作家单枪匹马的孤立奋斗史，诗史演进与诗风流变的整体面貌和动向反而显得模糊不清。”一言以蔽之，初唐宫廷诗在中国文学史著作里基本处于缺席状态。
　　我们具体看一下通行的几部文学史教材：如由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由刘大杰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统观上述三部文学史著作，会发现它们之间在关于初唐诗坛的看法上的惊人的一致性，总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其一，对初唐宫廷诗的全盘否定；其二，对王绩、四杰、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的确认；其三，对杜审言、沈佺期及宋之问在诗体定型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其四，对杜审言、沈宋的非宫廷诗作的褒赏。关于后三点无可厚非，值得商榷的是对初唐宫廷诗的看法。我们认为，他们对初唐宫廷诗的认识存有偏见，初唐宫廷诗并非真如其所谓是一无可取，“诗之极衰”。它在整个文学史上自有其承前启后的价值在，而这，需要我们重新体认。
　　注释：
　　宇文所安.初唐诗·导言.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
　　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
　　宇文所安.初唐诗·导言.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
　　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
　　参考文献：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