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O世纪3O年代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创作

论文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音乐；艺术创作；抗日救亡；聂耳；任光；创作特征
　　论文摘要：左翼电影音乐具有在题材上关注劳苦大众及其生活、在体裁上以声乐作品为主并兼有少数器乐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在传播上借助新的媒介——电影与唱片以及在作曲家本人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等特点。不少左翼电影歌曲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参与30年代左翼电影歌曲创作的音乐家也成为了中国左翼音乐的拓荒者。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国民党于1927年发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日本于1931年挑起的侵略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件以及于次年发动的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使得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上空乌云密布、阴霆重重。动荡不安的时局使人们坠人水深火热之中，难有喘息的机会，于是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并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正是在这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音乐运动、左翼电影运动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文艺工作者们以杂文、小说、戏剧、电影、歌曲等为武器，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左翼及其电影音乐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该组织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此展开。左翼音乐运动亦继之而起，“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左翼音乐组织相继成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2年进行开来，而中国电影的发展也由此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应当说，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逐渐步入了本土化进程并迅速发展，看电影消遣娱乐的方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了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从而加强了对电影这块宣传阵地的控制，于是便有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形成。自1930年中国开始试制有声电影以来，有声电影俨然象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而有声电影的出现则意味着对电影音乐的需要与日俱增，此时又恰逢左翼电影出现，于是左翼音乐工作者们遂借助左翼电影这股“东风”，为左翼电影创作了大量进步歌曲，以激励、鼓动人们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左翼电影运动中，电影音乐尤其是电影歌曲的创作是卓有成就的一个领域，这种突出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涌现出了一批在左翼电影音乐创作领域辛勤开拓的作曲家，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任光、聂耳、贺绿汀、冼星海等;其二，涌现出了一批质量上乘、脍炙人口且影响深远的歌曲，如《渔光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四季歌》、《夜半歌声》等等。在芸芸左翼电影歌曲中，有不少成为作曲家声乐创作领域的代表之作。与左翼影片的思想内容相一致，相关电影歌曲大都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思想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们积极投人左翼电影音乐的创作绝非偶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作曲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们创作左翼电影音乐的根本动力。任光以及聂耳自身就是“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左翼音乐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同冼星海、贺绿汀一起，共同构成了左翼电影音乐创作的主要力量。而任光更是30年代左翼电影音乐的核心人物，对推动30年代左翼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任职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期间，借职位之便充份利用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所制唱片早先不受国民党政府检查这一“特权”，先后灌制了包括左翼电影歌曲在内的大量进步歌曲唱片。在左翼电影歌曲方面，任光除了灌制自己的作品如《渔光曲》、《南洋歌》之外，还帮助聂耳灌制了《开矿歌》、《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灌制成唱片显然大大促进了歌曲的传播，而正是这些歌曲使得聂耳声名鹊起，在音乐界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可见，任光不仅在左翼电影歌曲创作上躬体力行，并收获颇丰，还为左翼电影歌曲的传播“牵线搭桥”，使得不少歌曲借助“百代”这一平台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其30年代左翼电影音乐核心人物的地位可谓有目共睹。此外，黄自、赵元任、吕骥等作曲家也参与了左翼电影音乐的创作，比如在影片《都市风光》中，黄自的管弦乐曲《都市风光幻想曲》以及赵元任的歌曲《西洋镜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不管是今后被人为的归到“救亡派”音乐家阵营中的聂耳、冼星海、任光、吕骥，亦或是被列人“学院派”音乐家阵营中的黄自、贺绿汀，都选择了将左翼进步电影与自己的音乐创作联系起来，借电影音乐作为个人爱国情感抒发的载体，将自己的爱国热情通过电影音乐表达出来。另外，知名作曲家参与电影音乐创作也作为一个“定律”从30年代左翼电影音乐起便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二、代表性作品分析
笔者以《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四季歌》、《夜半歌声》四首不同作曲家的代表作品为例进行剖析，以便深人地了解、感受20世纪30年代那些光彩夺目的左翼电影歌曲。
(一)《渔光曲》
《渔光曲》由任光作曲，安娥填词，是“联华影业公司”于1934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歌曲由三段构成，旋律为民族五声宫调式，全曲音域在九度以内，便于歌唱。四小节的引子，起伏较大，为歌曲波动的情绪埋下伏笔。第一段由“起、承、转、合”四个乐句组成，旋律抒情;四小节的间奏(与引子相同)后，音乐进人第二段，仍然由四句构成，第一句的调式由原来的g宫转人e羽调式，形成调式色彩的对比，后面转回原调，在节奏上与第一段相比有所紧缩;四小节的间奏后音乐进人第三段，这段也是由四个乐句构成，音调悠长并带有一丝哀愁。起伏有致的音调与形象化的歌词紧密配合，听罢歌曲后，仿佛渔船在水面摇曳的画面映人眼帘。旋律变化与节奏统一的有机结合使得整首歌曲既具统一性又不乏变化。
与影片内容相配合，歌词讲述了渔民们整日辛苦劳作却仍过着艰辛、困苦的日子，揭露了旧社会对贫苦渔民的剥削与压榨，表达了对渔民们悲惨遭遇的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词曲作者对渔民的生活均感同身受，任光为了这首歌曲，还特别到渔民区观察渔民的生活与劳作。倾注了词曲作者真情实感的《渔光曲》具有贴近群众，富于亲和力，真挚感人的特点，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上海电通公司”于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义勇军进行曲》由前奏、结尾以及六个长短不一的乐句组成，最短句子六个字，最长句子十五个字，这种长短句相结合、参差不齐的特点令该曲极具个性。歌曲采用了将西洋大调式与民族五声音阶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进行曲的曲风令歌曲极具爆发性和战斗力。歌曲的音域同样限定在九度，节奏富于变化，三连音、附点音符与休止符的巧妙使用有力地推动着音乐的进行，语调呈现出明朗开阔、抑扬顿挫、斩钉截铁的色彩。“起来!起来!起来!”那激情澎湃的呐喊声配合着步步上行的旋律，爆发出催人奋进的磅礴气势，仿佛一把烈火，一下子点燃了人们心中抗敌救亡的激动情绪。从这首歌曲的身上，既可以看到国际革命歌曲的“影子”又可以嗅到浓郁的民族气息，中国音乐因素与西方音乐因素的揉合，在此曲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三)《四季歌》
田汉作词、贺绿汀编曲的《四季歌》，是由“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于1937年摄制的影片《马路天使》的插曲。
歌曲自民歌小调《哭七七》改编而来，由起、承、转、合四个乐句构成，四个乐句分别落在“商”、“微”、“羽”、“微”音上，富于变化。旋律进行以平稳的级进和小跳为主，优美的五声旋律散发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

歌词以四季更替的不同自然景观为“引子”，同时描述了主人公在动荡时局中被迫远走他乡、与心上人分离的颠沛流离的遭遇，抒发了主人公对战争的深刻痛恨、对家乡的深切思念以及欲以已之力抵抗侵略的决心。歌曲所要表达的抗战爱国之情在“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轻纱起高粱”、“血肉筑出长城长，侬愿做当年小孟姜”等歌词中点缀出来。
《四季歌》常被认为是一首流行歌曲，许多作者在论述中国近代流行歌曲时免不了会论及这部作品。依其在当时以及当今的影响，足见其的确是近代中国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四)《夜半歌声》
《夜半歌声》由冼星海作曲、田汉作词，是“新华影业公司”于1937年拍摄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
歌曲是一首篇幅较长的艺术歌曲，由四个段落组成，旋律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之上，西洋大调式，以慢中板的速度进行。配合歌词的内容，作曲家采用了令四个段落呈现出不同情绪的音乐发展手法，使整首作品层次感非常鲜明。虽然歌曲洋溢着低沉、苍凉的情绪，但其中偶尔的情感爆发更令人感到震撼，这都与作曲家对旋律、节奏等要素的出色处理密不可分。例如，歌曲的第二段“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心儿是铁似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这一乐句，从歌词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主人公强烈的愤慨，与歌词相对应的是不断上行的旋律以及前半部分紧凑的节奏。歌曲进行到此，紧张情绪骤增。
《夜半歌声》将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主人公宋丹萍对心上人的思念那种细腻而热切的情感，又可以体会到他对封建社会邪恶势力的悲愤控诉与不屈抗争。词曲结合紧密，不失为艺术歌曲领域里的优秀之作。由于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段与作曲技法较为复杂，这就对作曲家的创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夜半歌声》的成功正是冼星海创作实力的有力佐证，也为他将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埋下了伏笔。
　　三、左翼电影音乐的特点
纵览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音乐，并结合以上代表作品的分析，可以窥见其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题材上弘扬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的革命斗争思想。左翼电影歌曲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结合以上重点分析的四首作品以及聂耳的《开矿歌》、《码头工人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可以发现渔民、街边卖唱女、矿工、码头工人、报童等进人了左翼电影歌曲关注的视线，而这些“小人物”却是在以往的歌曲中不曾出现。左翼电影歌曲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最广大群众的呼声。
第二，在体裁上以声乐作品为主并兼有少数器乐作品。
声乐作品的类型可谓十分丰富，有雄壮有力的救亡歌曲、有委婉优美的抒情歌曲、有活泼俏皮的儿童歌曲，还有对创作及演唱均有着更高要求的艺术歌曲。器乐作品则较少，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器乐曲来说，歌曲借助歌词可以有明确的指意性，便于一般群众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那个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利用歌曲来鼓吹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的思想，以鼓舞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抗战热情进而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成为了许多作曲家主动“扛上肩头”的重任。因此，在左翼进步电影音乐中，声乐体裁自然为作曲家们普遍采用。
虽然器乐作品相对较少，但亮点仍存，上述提及的黄自的管弦乐曲《都市风光幻想曲》就是一例。这部作品是黄自留美归来后创作的第一部管弦乐，它的成功证明了黄自驾驭大型音乐作品的能力。而最能彰显这部作品的地位与意义的是:它是作曲家首次为影片谱写的片头音乐，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一次创举。
第三，在创作手法上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左翼电影歌曲大都采用民族五声音阶或以民族五声音阶为基础，音域不宽、易于学唱。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与左翼电影歌曲大都肩负着鼓舞群众抗日救亡爱国热情的重任有关。在歌曲被赋予特殊社会功能的前提下，词曲作者们考虑了广大群众的欣赏水平，迎合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而左翼电影歌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证明了这种既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又十分洗练的创作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第四，在传播上借助了新的媒介—电影与唱片。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通公司等诸多电影公司纷纷加入了左翼进步影片的拍摄队伍中，影片中的许多歌曲通过电影的放映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更有甚者，电影的成功使得相关电影歌曲街知巷闻。例如，影片《渔光曲》1934年6月在上海首演时尽管遭遇60年来罕见的酷暑，却出现了连演84天、票房异常火爆的轰动局面，创造了国内票房的新纪录。更令人振奋的是，1935年3月2日，“影片《渔光曲》参加在莫斯科三十一国代表参加的国际电影节，经大会评比获‘荣誉奖’金牌一块，这次国产故事片首次获得国际荣誉。消息传到上海，唱片《渔光曲》又被抢购一空，形成了歌声风靡全上海的盛况。”在电影的推波助澜之下，歌曲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唱片公司方面，百代唱片公司作为当时唱片业的龙头，拥有最为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是灌制进步歌曲唱片最多的公司。
　　据统计，在30年代，由“百代”灌制的仅聂耳的歌曲就多达22面唱片。④“百代”与电影公司的合作亦最为密切，当时大部分左翼电影歌曲的唱片都是由百代公司灌制发行，借助留声机与电台，这些进步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爱国音乐家们充份利用了电影与唱片这两种新兴的媒介，极大地拓展了进步歌曲的传播途径，在其传播中，电影与唱片功不可没。
第五，在作曲家本人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综观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音乐，不难发现30年代的知名作曲家不少都有着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经历，足见他们对电影音乐的重视。任光的成名曲便是《渔光曲》，而且他的创作也是以电影歌曲为主，并借电影歌曲成就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聂耳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创作了大量左翼电影歌曲，如果说《开矿歌》的小试牛刀令他在音乐创作方面初次品尝了成功的喜悦，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吹响的燎亮号角则使他在创作上斩获了巨大成功，名声大噪，聂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中国近代革命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冼星海创作的《夜半歌声》、《热血》，贺绿汀创作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春天里》等左翼电影歌曲亦是他们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歌曲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开创了我国音乐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由于30年代的左翼电影歌曲大都是革命救亡歌曲，因此聂耳、任光等左翼电影歌曲作家同时又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30年代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左翼电影歌曲与抗日救亡歌曲的血肉关系凸显出来，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便兼具救亡歌曲与左翼电影歌曲的双重身份。如果说以肖友梅、黄自为代表的学院音乐家创作的《从军歌》、《抗敌歌》等象征着第一批救亡歌曲的诞生，那么以聂耳、冼星海为首的救亡音乐家则将中国救亡歌曲的创作推至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蔚为壮观的历史波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救亡歌曲之后一路“高歌猛进”，汇集成中国近代音乐的主流，一直影响至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左翼电影音乐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幅恢宏的篇章，许多作品乃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其创作的成功经验仍值得当代词曲作家们学习与借鉴。历史会记住那些曾令时人心潮激荡、斗志昂扬的左翼电影音乐，而那些曾在左翼音乐的拓荒阶段辛勤耕耘的电影歌曲作家也永远值得人们尊敬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