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对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文从戴爱莲及其领导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入手，主要阐述“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创作规律特点，以及对于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的重要意义。

　　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从建国以后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60多年的历程，逐渐由萌芽状态发展到清晰的逻辑思考中，走出了一条“广场——课堂 ——舞台”的发展之路。它是“以中国56个民族长期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形成，并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的不同类型的舞蹈形式为基础，经过专业舞蹈工作者依据不同的需求整理、加工、凝练、升华，形成的一种既不失风格又有科学规范的舞蹈教学系统，以及编导自觉创作的剧场艺术。”也就是将源于民间的“原始情感”发展至舞台的娱人表演中，成为艺术范畴中的作品形态。而这条发展道路的起始，就是由我国的舞蹈大家戴爱莲先生所领导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一、戴爱莲及“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说起“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就不得不首先提及戴爱莲先生，这位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及建构者。她对于中国舞蹈的发展和推动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与意义。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一个小岛上的她，于青少年时期赴英留学，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开始以舞蹈的形式参与到人民的抗争活动中，这一时期她主要编创了《警醒》、《前进》等舞蹈。后来在重庆她看到了“新秧歌运动”的文艺表演，看到了这种将民间小调发展成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并且依然受到人民群众喜爱和拥护的艺术创作方式，由此受到了启发，开始着手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收集、整理和改造，最终集结成为1946年3月公演的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第一次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整理成表演艺术搬上舞台”。这些原本在民间有着娱神、自娱兼具娱人功能的生活舞蹈，开始向主要表达其娱人功能的艺术舞蹈转化。这对于至今仍在发展中的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二、“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创作规律探析

　　1946年在重庆公演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是戴爱莲在之前的生活积累中逐步发现、学习、总结的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当地民族风情的舞蹈集结。例如，《瑶人之鼓》就是她在广西大瑶山时，利用当地人会击鼓而舞来表达自己的红白喜事为素材而编创的。又如《哑子背疯》是她向桂剧名角小飞燕学习后进行编创的。就是这些向人民学习后经过艺术升华的作品形成了晚会的整个内容，包括：《瑶人之鼓》、《哑子背疯》、《倮倮情歌》、《青春舞曲》、《春游》等。而戴爱莲在节目编创时进行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在不同形态下一些转化手法的运用。

　　(一)舞台化

　　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民间到舞台的演化过程，民间舞的原生形态是其“源”，而最终的舞台形态是其终极目标，所有从民间收集、整理、加工的舞蹈素材以舞台作品形态最终呈现在人们的审美范畴之中。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舞台”这个空间概念，多多少少制约着舞蹈的发展流变，中国民族民间舞也不能例外。

　　第一，在时间上。众所周知，在舞台的表演艺术中，独立的作品形态是其存在方式，而作品在表演时都受到一定的时间制约。在约定俗成的发展中，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而在民间舞的原生形态中，时间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变化而持续发展的。人们往往连续三天三夜的跳舞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前文中提到的《瑶人之鼓》，在当地人击鼓而舞时，更多的是通过鼓舞来表达他们对于生命不同经历的感悟，尽情宣泄心中的情感，所以不论红白喜事往往要跳个几天几夜。而在舞台表演作品时，则不能将时间无限拉长，因为在近代的舞台表演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对于时间长度的概念，将作品尽量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则是符合了人体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的承受能力。

　　第二，在性质上。人们在民间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了不同的性质来表他们的不同情感、不同状态、不同思维。在对于周遭世界认识的不确定形成了鬼神思想，于是祭祀神灵就成为人们跳舞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等场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高兴、愉悦地跳舞成为可能;以及在民间舞逐渐的发展流变中，形成的对于“观众”概念的认知。所以，民间舞的原生形态中，主要以娱神、自娱兼具娱人为其主要特色。但在舞台化的过程中，则以娱人性为主要方面。因为在舞台的表演空间内，都是由演员的表演传达给观众。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中，每个作品由其原来各自的属性转化为在重庆青年馆这一舞台表演的娱人性表达。

　　第三，在表达上。民间舞在发展中，主要以表达人们自身的情感愿望、理想追求等因素的诉求。每一个人无论从外在动作到内心呈现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追求，呈现为千姿百态的表现状态。而从有职业化的舞台表演发展以来，职业的演员在舞蹈表演的动作程度及身心表现力上开始逐渐强化及精准。例如，《哑子背疯》中以一人扮两角的方式，无论从道具的使用、动作的形成到角色的塑造、情感的拿捏上，都要比原先更加的夸张和细致，这样才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传神地将哑巴和疯婆的角色状态、以及风趣、幽默的情感表达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之成为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

　　(二)民族化

　　在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民族化”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人民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衍生变化为一种文化艺术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个性。正是这种特色和个性才形成了人类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光芒。

　　所以，在民间舞的流变中，民族特色是其最大的魅力和财富，它展现着这个地区的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和审美追求，它是人民大众自然而然、约定俗成地形成并发展的。而从民间舞的原生形态向舞台形态过渡时，它的创作者从人民大众变成了独立的艺术家，从共性的审美凝练演变成个性的审美创造。而这其中，多多少少就会参与艺术家本人的审美喜好和理解。而一旦变化的尺度把握不准时就会形成一定的偏差，由此形成的艺术作品就不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使得作品不易成为经典。所以，在进行民间舞的舞台作品创作时，创作者就要有十分清醒的“自觉”，要十分注重“民族化”的理解和运用，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作品，使得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拥护爱戴的传世经典。

　　而“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创作在进行艺术转化时，“戴爱莲这种尽量尊重民族、尊重民间的‘舞台化改良’的做法，也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开辟了另外一种路径……”也就是说，戴爱莲先生的这种艺术创作方式极大地尊重了当地人民的民族习惯和审美心理，直接将原生形态的舞蹈形式尽可能地按照原本的方式进行调整，从而也就极大地保留了本民族舞蹈的风格韵律和民族特色，符合民族本身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和审美追求，成为不仅依旧受到本民族人民喜爱而且还可以使得更广泛的人民大众爱戴的舞蹈作品。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民族化”的追求蕴含在艺术创作中。在当时，“在连续十几场的演出中，场场爆满。……学生、青少年们涌向育才学校，学习‘边疆舞’。”从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当时正是戴爱莲先生创作的《瑶人之鼓》、《哑子背疯》、《倮倮情歌》、《青春舞曲》、《春游》等这些民族化的艺术作品符合了人们的审美期待，演出才得以有如此轰动的效果。

　　(三)时代化

　　在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时代化”是另一个制约着一个作品成为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手段。它常常是“同一时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事物总是在往前发展、变化、衍生的，而落后于时代的认识也往往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而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之内。在艺术创作上，人民大众爱戴并推崇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符合了当时社会以及艺术领域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的总体规律，从而使得这样的艺术作品在社会引起不小的影响和轰动。

　　正是看到艺术发展有着“时代化”的特点，所以在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中就要更加贴合这种发展规律。因为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具有广泛观众欣赏的舞台艺术作品，而这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则要求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时代的气息和韵味，否则只能是小众文化、寥寥几人关注而已。

　　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创作中，这样的艺术创作手法以及创作理念都是推陈出新并且符合人们对于舞台艺术作品的要求的。流传了祖祖辈辈的民间舞开始由民间向舞台转化，第一次将民风民俗的人民生活舞蹈带入了艺术审美范畴的舞台舞蹈中去，这“不仅开启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新纪元，也书写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新篇章。”无论如何，这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项创新举措。试想一下，在民间流传着的各种鼓舞、弦子、秧歌、羌姆等舞蹈形式，成为一个个浓缩为艺术作品的《瑶人之鼓》、《巴安弦子》、《哑子背疯》、《羌民端公跳鬼》等，这无疑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符合人们当时对于艺术作品创作的审美期待和追求，成为艺术作品“时代化”的典范。

　　三、“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对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的重要意义

　　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光景，在当下人们越来越清晰对于这一特有舞蹈形式的发展、流变及目的、追求。尊重“广场——课堂——舞台”这条从民间到舞台的民间舞发展之路，遵守“民俗、民间——民族、典范”这一民间舞发展规律的原则。“民俗、民间是一种状态，是百姓间传承的挨家挨户约定俗成的一种状态……经过类似汉乐府、诗经这样的文化活动整合、加工、改编、升华后，就成为一种民族的状态，而这种民族状态的艺术形式经过若干年的传承后便成为一种典范……”

　　这些学科规律的得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作为起始点，一代代的舞蹈工作者们不断进行的一系列学科建构及探讨，从而形成的科学发展的理念及认识。这其中，“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从一开始就为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发展的道路。关注“舞台”，明晰舞台是职业化舞蹈表演的最终呈现方式，所有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这一落脚点而展开，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鲜活的舞蹈形式最终呈现在舞台上。正如近几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高度教授所实施的几项战略发展项目：在舞台呈现上，从“中国民族民间舞技术技巧大赛”开始到“中国民族民间舞拔尖人才选拔”，从而挑选出适合舞台顶尖水平的表演人才，同时在舞台作品上，每年推出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晚会，从《大美不言(少数民族篇和汉族篇)》到《秋拾》、《日月》及《沉香》等。无一不是始终围绕“舞台”这一终极目标而进行的创作及呈现。

　　同时，强调舞蹈的民族属性，把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大众的舞蹈带入更广泛的视野中去。戴爱莲先生的这一做法给后来的舞蹈前辈们诸多启示，才形成了人们看到的贾作光的《鄂尔多斯》、毛相的《孔雀舞》、崔美善的《长鼓舞》、莫德格玛的《盅碗舞》等，以及发展至今不胜枚举、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舞台作品。

　　这些都是在强调对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表达及呈现，从而形成了具有能够代表本民族特有的民族属性和审美追求的典范作品。并且依据时代发展的特点，符合那一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精神目标，体现出整个时代的文化财富。如贾作光对于蒙古族舞蹈的发展，适时创作出新时期蒙古族牧民的新风貌的特征;毛相对于傣族舞蹈的改进，更加贴近了人民的生活状态，使得傣族舞蹈走向更广阔的审美范畴等等，直到当下形成的整个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体系，都是艺术家们对于整个时代的思考体现及追求。

　　总之，戴爱莲先生领导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舞台表演的开端，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艺术化”的奠基，对于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江涛 来源：神州民俗·下半月 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