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舞剧”的发展现状的研究综述分析

 随着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品牌的打造。舞剧作为文化艺术市场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推崇。“地域舞剧”是以地域文化为题材内容，注重当地的精神文化需求，结合市场经济而创作的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提出“地域舞剧”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这对进一步开掘舞剧题材，建设传统舞蹈艺术，打造地域舞剧精品有着重要意义。
    “地域舞剧”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各地方精神文化建设的缩影。“文化是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是同时并存的。文化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是人类的对象性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的产物。”地域文化强调本地域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的精神成果。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生活习俗、文化差异，为地域舞剧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文化土壤。
    一、“地域舞剧”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地域都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民族元素。“地域舞剧”的创作，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地域的风尚习俗。素材是地方的，舞剧的动作元素和语汇表达也要是地方的。例如以山东胶州秧歌的基本动律元素构成的《沂蒙颂》，体现了浓厚的山东地域文化，通过舞蹈动作中的三道弯、步伐的蹍、抻、艮劲，表现得淋漓尽致。山东人民在山中地里劳作的辛勤形象被勾勒出来。“地域舞剧”进一步夸大了民间舞技巧的表达，利用舞蹈的民间特性，渲染了舞剧的氛围。
    1979年的《丝路花雨》，是甘肃敦煌艺术剧院以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出的大型民族舞剧。从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创作者相继开始了探索与尝试。那时的舞剧风格受到了名著改编和“复古风潮”的深刻影响，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至此，舞剧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乡土返潮。此时的“地域舞剧”有：代表山西文化的《黄河儿女情》、《献给俺爹俺娘》；代表“云南原始文化”的《云南映象》、“普米族文化”的《母亲河》；“桂林山水文化”的《刘三姐》；“郑州武术文化”的《风中少林》；“江西陶瓷文化”的《瓷魂》；“湖北长江文化”的《家住长江边》；“陕西唐文化”的《梦回大唐》、《长恨歌》；“福建闽南文化”的《惠安女人》；“广西壮族文化”的《妈勒访天边》；“内蒙古鄂尔多斯文化”的《森吉德玛》；“东北关东文化”的《月牙五更》……在中国辽阔广大的地域里，正因这些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和社会人群的区分，将北部、西部、东部、南部和中部地域的舞剧风格，极其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些作品不但以打造地域风情特色为品牌，在题材上也强化了民间舞蹈语言的独特性和地方性，在艺术编排的形式和舞剧结构的探索方面更是做出了巨大的尝试。
    “地域舞剧”从开始到发展再到鼎盛，现如今，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两股态势：一、对原创地域舞剧进行修改、加工、提高，形成精品保留剧目，常演不衰。例如：《云南映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把酸枣》、《风中少林》等；二、新型原创地域舞剧，例如：广西北部湾地区民间歌舞剧《老杨公》、遵义市歌舞剧团《传奇遵义》等。民族地域舞剧在这两股态势上都传递出了浓重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其舞剧的“原创精神”也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一是注重演出市场、注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其‘原创’更在于满足人民大众精神休闲的需求而坚决贯彻‘寓教于乐’的原则；另一趋向是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也出现了极端强调自我个性、自我理解的‘原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或颠覆来表达自己重塑文化的愿望和个性独立的主张。”
    早期的中国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其舞蹈语言构成都带有强烈的戏曲色彩；《鱼美人》的舞蹈结构又是以芭蕾舞剧的结构形成范式。其后，“地域舞剧”的大部分作品才开始从题材上挖掘历史文化，注重本土特色的采掘尝试，试图从题材本身拓展舞蹈语境。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为中国舞蹈创作疏通了路径。
    二、“地域舞剧”的艺术创新
    “地域舞剧”在强调地方特色，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的舞剧实践中，掺杂了商业性、价值性的因素。因此，怎样在乡土题材之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舞蹈语汇的优美性、观赏性优势，让观众在视觉和心理上得到认同，这一过程至关重要。从观赏到内心接受，再到解读舞剧的地方特色和辨析文化意义，这些都需要对创作动机有准确把握，并具有把舞蹈语言从想象向实际进行转化的能力。地域文化的“传统基因”，更需要编导尊重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艺术想象，完成创新。这其中包括舞蹈内在语汇的选择、结构的布局、调度的运用等。最大的艺术形式创新点在于地域文化性和时代性的结合。
    (一)地域舞剧文化意识下的身体语汇
    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级表现形式，不仅具有普通小舞蹈作品不具备的时间长度，也包含起承转合的舞蹈内在编排结构，特别在舞美的强大视觉包装下，舞蹈的身体语汇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展现。《风中少林》是利用河南郑州的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的一部地域舞剧，舞蹈结合了精湛的少林功夫表演，将少林武僧的日常生活，甚至带有地方特色的“花灯舞”、“大头娃娃舞”等节令舞蹈搬上艺术舞台。舞蹈语汇上，编导尝试与武术相结合，是“舞”与“武”相融合的一次探索与尝试。在习武和表现斗争的场面，既有少林武术的强大气势，又结合了舞蹈艺术性的编创，用排山倒海的气势把少林武术用艺术的形式得以呈现。这部原创舞剧在艺术语言的初探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地方特色与艺术语言相结合的一次大胆探索。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一览无遗，舞蹈动作夸张、变形、放大的风格与民族民间舞蹈的语汇相融，进一步扩大了《风中少林》充满动态变化的视觉世界。
    《大梦敦煌》是兰州歌舞剧院的带有浓重地域色彩的四幕舞剧。整 个作品围绕敦煌艺术宝库的历史为背景，讲述青年画师与大将军之女的感情故事。该舞剧是西部大开发文化项目的一个成果，历经两年的创作为观众呈现的民族舞剧。它带有强烈的西部特色和东方艺术的瑰丽色彩。在乐器的选择上，把筝、埙、琵琶、箫等民族乐器加入到管弦乐中，辽阔、雄浑、粗狂又苍凉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型舞剧《一把酸枣》演绎的是山西地方文化。舞剧现场用舞蹈动作画卷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晋商文化”是全剧集中呈现的主题。在题材的选择上，放弃了商业的算计、商海的狡诈和历程的浮沉，没有华丽的晋商大院和精美的服饰，而是选择了“酸枣”作为小的切入点。它既是女主人公的名字，也是男女主角的定情之物，更是悲剧引发的导火线。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的“土产品”，完成了一次艺术性的回归。用小题目演绎大背景，既有浓郁的乡情和鲜活的民俗，也突出了舞剧想要表达的至情至深的人文关怀。
    地域舞剧想要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的开掘，不但需要编创者的才思才情，在地方特色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采掘和创作，更需要在艺术形式上完成地域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艺术创新。只有将原汁原味的题材，用富于想象力的舞蹈语言与情感相融，才能打造出市场口碑和艺术领域的独创性。
    (二)文化产业功能引导舞剧创作的时代精神
    舞剧应该是与时代发展步伐相一致的。它的时代性体现在能够不断调整与不断前行的能力。舞蹈文化理念也应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表现时代精神、民族情感、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至关重要。我们应遵循舞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大胆的艺术手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舞剧创作空间。与民族、地域环境紧密相连，并带有浓重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才是独到和充满力量的。
    伴随时代发展，全球一体化格局日趋稳定，城市作为国际与民族存在的小单位、小细胞，既是自身形象的代表，也是本民族、本国的“名片”。自“十一五”规划到实施，我国的精神文化建设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总方向，也伴随文化结构的日趋稳定，呈现了较好的趋势。特别是在大城市里，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支持。一些地方的“地域舞剧”将精神文化与市场性相结合，做出了表率。他们带着敏感的商业意识，将精神产品最大限度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市场销路，努力实现文化与经济互动，物质与精神的双赢。因此，带有强烈商业性的“地域舞剧”，在某一时间段，形成了常见的文化经济现象。
    “地域舞剧”承载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地域文化的缩写和象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文化产业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创造各种文化符号，然后销售这些文化和文化符号。在社会艺术市场的竞争机制下，日益完善的文化产业进程与市场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融资机制紧密相连。创作者不但应该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还要是一个懂得将文化进行商业输出的“经营者”。怎样跟进时代的步伐，创作出符合当下人民生活的艺术作品，维持舞蹈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是对艺术工作者更高的时代要求。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不但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尚的文化品位，更要经得起时代的检验。
    三、“地域舞剧”的现状反思
    如今，“地域舞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制作规模的扩大以及参与人员的积极能动性方面，慢慢具有了普遍性。“地域舞剧”受到地方青睐，已经成为了“重大文化工程”，各大旅游产业纷纷投向的目标，领导挂帅、管理机关操办、名人效应开始成为地域舞剧的强大阵容。大创作、大手笔、高投入、快节奏的艺术创作现象也促使我们要做更多的思考。
    (一)功利主义的渗透
    2002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正式启动。为了鼓励推出更多、更好、更精，影响面广、影响力大、影响时长的精品，在具体实施过程上采用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家创作、改编、移植一批新剧目；同时挑选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影响力、基础较好、有潜力的舞台艺术作品，进一步修改、加工，成为能够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2002年至2007年，先后有十部舞蹈作品荣获此称号：2002年至2003年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红梅赞》；2003至2004年度，甘肃省兰州歌舞剧院的民族舞剧《大梦敦煌》、中央芭蕾舞团《大红灯笼高高挂》；2004至2005年度，广西南宁市艺术剧院的舞剧《妈勒访天边》、江苏无锡市歌舞团《红河谷》、云南映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映象》；2005至2006年度，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一把酸枣》、河南郑州歌剧院《风中少林》、辽宁芭蕾团《二泉映月》；2006至2007年度，湖北武汉歌舞剧院《筑城记》。
    “地域舞剧”慢慢变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之后，意味着政府的重视和文化产业大幅度的提升。随着剧目的日益增多，“量”背后的“质”就需要更多把关。急功近利的后果，有可能使地域文化的风格趋于僵化。主流和权威的加入，习惯将某一风格市场化后再推崇和发展，大量舞剧争先恐后地效仿与异化，使舞剧在剧本、艺术形式、风格表现上出现泛化、雷同。内容上无非成为了多情女子与穷小伙外加一个傻少爷的三角恋“套路”。“审美疲劳”之后，难以给人更多的精神思考。艺术的不断模仿和重复，造成了创新性的流失。其次，投入过大，削弱了对舞蹈本体的开发。人们将视线过多地停在了华美的服饰，美轮美奂的灯光布景上，失去了原本的朴实。过于追求精美，流失了原汁原味的“地域性”和“民间性”。地域舞剧的创作，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必然会形成巨大的艺术损失。
    国家政绩工程无论多大，投入多少，面对观众，检验艺术精品的重要标准就是“以人民满意，人民喜欢”为主。
    (二)市场手段的操控
    目前，也还有更多的旅游产业的苗头对准“地域舞剧”的文化特色，将艺术产品最大限度地“商业化”。现代进程的快步向前，开始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溯源和追求。人们通过这些简单、粗糙、大量视觉堆积的空乏舞剧，去了解当地的民间文化，不乏 成为了“快速而低廉”的精神收获。舞蹈一旦进入公园、旅游景点，人们的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劳作和生活观念发生变化之后，其文化记忆的芳香在声光电的包装之后，商业最终抹杀了人们对文化的追根溯源。都市的进程和现代化的脚步，也不能轻易丢失对传统的回归与追寻。
    (三)文化眼光的缺失
    余秋雨先生曾在《艺术创造论》中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优秀的艺术作品要想具备高尚的品格，需要在传统叙事方面加入“未知”元素，艺术作品的哲理品味才会进一步得以呈现。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小说结局充满对未知的想象，给予哲理思考极大的准备空间。读者在极大的隐喻空间之内，思考主人公究竟是一位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构成了整部艺术作品的深刻意蕴。
    舞蹈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同样具有艺术特性的全部要求。它需要直抵人心，充满力量，引人思索。这就要求创作者强大的文化素养底蕴，才能为其创作的作品注入能量。其次，“地域舞剧”的文本构成除了依托于背后强大的文化根基，更需要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创作者注重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悟比一味的模仿更有建设性。传统文化已成为丰富的“历史资源”，而只有来自创作者的心理真实，才可以使历史成为可能。因为文化本身就是注重体验和经验的，没有历史那一层，就无所谓创新和超越。
    创作者如将技术技法的实现，仅停留在道具、舞美设计、舞蹈动作的多变与新颖等方面，就不会有更多的意识和时间去关注历史和文化。这种无视文化的潜在心理，导致舞剧在更多层面上“换汤不换药”。无法静心创作，是现代舞剧创作的最大问题。
    结语
    以地方特色打造地方地域文化的舞剧，是文化进步的体现，也是舞剧发展的要求。只有彻底地尊重、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才不会丧失艺术个性以及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文化是地域和时代结合的产物，舞蹈是文化与时代的精神结晶，建立多元、丰富的艺术作品，是舞蹈者及从事舞蹈事业的仁人志士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在日益开放、信息交流频繁的今天，我们唯有接受时代的不断挑战、竞争机制的刺激，同时又能努力尊重历史、不违背创作原则的前提，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