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畔到舞台：当代鄱阳渔歌传承与变迁探讨

笔者深入了解了鄱阳渔歌从传统到当代的变迁过程，不仅感受到传统渔歌的魅力，也深刻体会了当代传承者的不易与困境。

绪论

第二节研究现状及评述

我国自古就有官方组织的民间歌谣采集活动。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各地渔歌的采集工作更是随着音乐数据采集技术的进步而进一步扩大与升级。到了本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传播开来，非遗的传承与保存工作也在各地逐步展开，其措施对各地渔歌的采集与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近代各地渔歌收集、研究的主要成果为1997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①。本文综述数据主要基于1958—2022年之间的渔歌相关论文、专著与研究展开综述。这些论文中最早较为系统性的介绍地方性的渔歌文章为1982年发表于《音乐研究》的《渔歌——广东民歌海洋里的瑰宝》作者原是广东文化部专员叶林。从最近2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见，有关地方性渔歌的研究主要集中2004年以后②。笔者通过在各平台检索统计，截至2022年9月，包含“渔歌”的论文总数1000余篇，这些文章内容集中在渔歌传承保护、民间信仰、语言艺术、海洋文化、艺术特色、历史溯源等内容进行论述。研究综述如下：

一、海洋渔歌的研究现状

我国海域辽阔，拥有海岛7372个，海岸线总长超过3.2万公里，横跨22个纬度带，造成各地海洋类渔歌发展出各自的音乐特点与文化。海洋类渔歌是所有渔歌研究范围最广的一类。我国的海洋渔歌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以惠东渔歌、粤东渔歌、福建疍歌、北海咸水歌、东海渔歌等渔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为代表。

第三章鄱阳传统渔歌的艺术特征分析

第一节唱词文本分析

“民歌是经过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74鄱阳传统渔歌作为鄱阳渔民日常情感的抒发、生活的记录，反映了鄱阳渔民在漫长历史中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变迁。可以说，渔歌是鄱阳湖渔民的史诗。渔民们在湖中打鱼时唱渔歌，在拉纤时吆喝渔歌号子，在织网、补渔网做家事时低声吟唱渔歌小调。渔歌虽为渔人的日常捕鱼活动中常见的生活景象，但从这些歌词中我们却能够从小小渔歌中感受到庞大的渔民群体中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一、方言特征

（一）方言语调

上饶地区大致可分三个方言语区，分别为西部赣语区、东部吴语区和北部徽语区。鄱阳地区位于上饶西部，为西部赣语区，其中赣方言又分昌靖片、宜浏片、鹰弋片、吉茶片和抚广片五类。鄱阳县通行赣方言鹰弋片。

汉语字音主要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组成，鄱阳方言包括20个声母，韵母46个。与普通话相比，鄱阳方言中翘舌音zh\ch\sh\r通常发音为平舌z\c\s\n（或i），如“手巾”读作“朽巾”“说话”读作“靴哇”。其中韵母中大多为前鼻音，后鼻音发声短促。

汉语字音三个部分中与民歌唱腔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方言声调。鄱阳方言声调总数共五个，调值为阴平（22）、阳平（24）、上声（42）、去声（213）、入声（3）。鹰弋片中鄱阳话的方言部分字调与其他赣语区方言片的区别主要为：1.去声不分阴阳，2.普通话“他”（赣语写法为“渠”），赣语读音为“解”[ʨiɛ]，鄱阳话则为[kʰ]或[ʨʰ]；3.在鄱阳方言中大多没有[aŋ]、[iaŋ]、[uaŋ]等文白异读75现象，主要的文白异读的现象为“一字三读”，如“乐队”的“乐”，在汉语中发音为“yuè”，鄱阳话中白读为“luò”，有时读“è”。

第四章文化变迁视域下的鄱阳新渔歌

第一节从传统到当代的渔歌概念变迁

伽达默尔在《作为哲学的概念史》中说：“我们本世纪曾经经历过一个经典的例子，这就是发现在‘主体’概念中隐藏的概念史背景及其本体论的内涵。”“主体”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指代在不同形式中变化的物体中本身不变的部分，是变化性质中根据的东西。如今，“主体”本身的概念在人类使用中变得宽泛，而多数人事实上并没有意识到主体概念的变迁。正如人们置身于各种传统中，用传统的概念理解“传统”的事物，局内人将这种“假定的概念”视作事物本身一切发展的根据，却无法说明这延续至今的传统在当下的状态是否早已动摇了传统事物中所谓“根据”和“基础”。

“什么是鄱阳渔歌？”

这是笔者在采风过程中一直无法从局内人口述中确认的问题。人们在解释“鄱阳渔歌”这个概念时，或与鄱湖渔歌混淆，或含糊其辞，或言辞凿凿地解释“就是打鱼时唱的歌”。在不同人群口中，“鄱阳渔歌”一词仿佛成为一个躯壳，它包含了万千题材、不同体裁、当代的、传统的各种作品。

如果时间退回到上世纪末，文献资料中记载的“鄱阳渔歌”是渔民在打鱼时的随心而作的山歌，或将视角投入当代的鄱阳渔村中，渔民在休息时、妇女织网时所唱的也是渔歌，再将视野扩大，我们会发现如今舞台上歌颂着鄱阳美景的歌曲、在中小学课本中被传颂的，皆被赋予“鄱阳渔歌”的概念。这种概念还因使用人群、场所不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第二节从湖畔到舞台的传承模式变迁

从20世纪50年代起，鄱阳文化馆针对鄱阳当地的民歌文化开始了传承保护工作，从此鄱阳渔歌呈现出传统和新创两种传承流派。其中传统渔歌的流传以口口相传及家传为主，传承人为鄱阳湖畔广大的渔民群体。新创渔歌主要是当代创作的渔歌作品。建国后，鄱阳文化馆陆续派出工作人员下至鄱阳各乡镇采集整理渔歌，并将收集起来的渔歌在馆内传承、保存以及进行歌舞化的改编。时至今日，也形成了一条存在于文化馆内完整地传承脉络。

一、当代专业传承模式

由于21世纪之前传统媒介传播的局限性，从最开始以口口相传来进行渔歌的传唱，大多都是以老带新的形式进行的，许多资历丰富，对于渔歌人文历史了解的老渔民也缺乏对于本地域特色的传承意识。故此，大多数我们喜闻乐见或者说耳濡目染的非遗文化的渔歌内容、技巧、背景等文化都陷入了传承的瓶颈。

随着现在物质水平的提高，国家对于软实力文化的大力宣传与推广，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许多尘封多年未获得发掘的非遗文化也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当地政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软实力文化彰显当地区域文化软实力，鄱阳文化馆从20世纪50年代《集成》采集工作开始，渔歌载体也从口传向曲谱文本记载迎来一大大的跳跃。21世纪初，文化馆工作人员陆续创作出各种题材的新创渔歌，传承的内容的转变也刺激了官方促进渔歌传承人队伍的壮大以及渔歌传承的专业性。

结论

一、传统与当代语境下的鄱阳渔歌的变迁

鄱阳渔歌的变迁主要有三个层面，分别是概念变迁、传承载体变迁与曲调变迁。其中传承载体的变迁与曲调变迁之间是相互观照的，鄱阳渔歌从古至今，传承载体不断的在变化，如概念变迁一节中说道，鄱阳渔歌文本中的渔歌子到湖畔渔民群体口中的民歌，再到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鄱阳渔歌从湖畔走向舞台、从日常化走向标本化，鄱阳渔歌在传承载体的变迁下，曲调、概念都随之而变。

（一）从主体性视角看鄱阳渔歌的变迁。主体性视角即“人”的视角，尽管新创鄱阳渔歌的风格与过去大相径庭，但传统渔歌得以存续，得以发展，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人不断努力密不可分。多年来，先后涌现了赵南元、季梦华、戴蓓等一代一代鄱阳渔歌传承创新的艺术家。艺术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不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

（二）从传承与创新的视角看鄱阳渔歌的变迁。通过分析鄱阳新编与新创渔歌，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作品中无处不体现着传承与延续。作曲家以现代的作曲手法将传统渔歌的要素有机融合，以鲜明的江南水乡风格赋予新渔歌的灵魂。即使在新创渔歌中，我们也能发现鄱阳传统渔歌中代表性的句尾“6-5-5”以及七言四句的固定句式。这些从传统到当代作品中不变的音乐要素，为我们勾画出鄱阳渔歌的传统需传承，守正需创新开拓。

（三）从多学科视角观照鄱阳渔歌的变迁。鄱阳渔歌作为鄱阳县乃至整个鄱阳湖的代表性音乐事项，其内容涉及音乐、民俗、语言、非遗保护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鄱阳渔歌在传统语境与在当代语境下的变迁也体现了当地人的政治、经济、民俗、语言等多重层面的变。如禁渔令的颁布、渔俗的衰落、鄱阳方言过去多样性和如今向普通话的趋同性，都无疑与鄱阳传统渔歌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从多学科视角观照鄱阳渔歌的变迁，也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以此能够更加全面的揭示鄱阳渔歌变迁的内涵。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