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宗教文化意识
宗教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和人的归宿问题。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认为，宗教“是一种生活的情感，亦为一种宇宙的神秘而壮肃宏巍的感觉，生命安全的探索，所以满足人类最深的精神本能。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大众百姓和知识分子长期体验、思考和探索而形成的一整套观念，它对人类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积淀为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隐含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之中。一方面，作为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的根本精神常常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的过渡和沉淀，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宗教文化的渗透，在有形无形中也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提升了文学的艺术境界，文学愈是向内回复自身，便愈是在更高层次上与宗教相邻。
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历来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学曾先后两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们分别为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们曾留下许多有影响的宗教文化散文，如郁达夫的《花坞》、丰子恺的《还我缘缘堂>、郑振铎的;(大佛寺》、老舍的《宗月大师》等。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宗教文化仍然影响深远，但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当代文学的宗教意识要强于大陆当代文学。随着台湾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现代人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困境，宗教文化对于身处物化潮流中心灵疲惫、精神压抑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副清凉的精神解毒剂。在台湾散文创作中具有宗教文化意识的作家为数不少，而其中女性作家占据多数，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在台湾当代女性散文作家中，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怀有某种宗教信仰或宗教文化意识，张秀亚、张晓风、杏林子有明显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仰；谢冰莹、简缜对佛教有着深刻的钻研和习染；琦君和三毛、黄静雅则对佛教和基督教心有所系；而儒家的教义更是被台湾散文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汲取引用。至于将某种宗教文化或准宗教文化色彩引入散文创作，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基调或创造一种宁静肃穆的氛围者，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六十年来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秉承了五四文学精神，多样化地展示着对人生的宗教性体验，在几代女作家文字苦苦追索的背后，始终潜流着一股摒弃尘世、寻求救赎的精神力量，创作主体的心灵质量和散文的价值向度始终基于对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关怀，她们对女性自身乃至人类生命安全的探索和询问，赋予了女性散文更多的知性光辉，正是这种宽广的宗教视野和深刻的宗教文化意识构成了台湾女性散文独特的审美价值。不过，本文所论及的散文作品并不包括以宣传某种宗教教义或以反映某种宗教生活为题材内容的纯粹的宗教文学。台湾当代女性散文所蕴含的宗教文化意识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一、中国传统的准宗教化的儒家精神以及被赋予了儒家刚健有为色彩的佛教教义
长期以来，儒、佛、道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中，并形成一种超稳态的心理结构，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
首先，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作为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流脉，儒家文化历久不衰，表现出极其强韧的生命力。辜鸿铭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13虽然儒家文化在五四时期受到猛烈冲击，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负面的曰益暴露，儒学的合理成分日显彰着。近六十年来，为了抵御席卷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负面冲击，为了在心理失衡中寻求稳定、在精神失落时找到支柱，儒家学说中的家庭亲情伦理观是台湾女性散文津津乐道的一个主题。在台湾，女作家抒写的亲情散文蔚为大观，这正是作家用以化解现代人的疏离、冷漠甚至敌意的灵药。如果说，基督教等教堂宗教其感染力的源泉是对上帝的爱的话，那么儒教，作为中国的准宗教，它的感染力来自对父母的爱。因为孝亲观念，是儒家道德的本位。
母亲的形象出现在许多台湾散文家的笔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张秀亚、钟梅音、林海音等老一辈台湾闺秀作家，就在委婉的笔致中抒写母女情长。六七十年代的琦君、罗兰、胡品清，八九十年代的张晓风、林文月等作家，把散文作为亲情的载体，鲜明地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学传统精神。这里要提到的是被誉为最有中国风味的作家琦君。琦君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三江大学，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服膺博爱、宽恕的精神，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同时由于家庭的影响，她又笃信佛教，善于“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在创作中弘扬爱的精神，注重人格道德力量，形成了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特别是以童年生活和故土为题材的散文，充满中国特有的浓厚的伦理色彩和温馨的亲情，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抒写的母亲形象被赋予了宗教情结。2004年重庆出版社推出琦君的《素心笺》，集结了琦君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五十余篇，分为“梦里依稀慈母泪”、“水是故乡甜”、“母亲的手艺’、“此情可待成追忆”和‘游子的思念”五个部分。感人至深的仍是回忆母亲的那些篇幅，如《妈妈银行》、《髻》、《妈妈的酸咸菜>、《葡萄干面包》等，塑造了一个旧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聪明干练，会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全科医生”；从早到晚为家庭忙碌，想得到丈夫的爱却又不能；疼爱子女却管教严厉、教育有方；多才多艺且又懂得善待长工和乞丐。母亲形象充满了“母心”和“佛心'笔者认为，在琦君笔下，母亲集温和、善良、勤劳、智慧、宽容于一身，母亲形象显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和生命形态被崇拜着。母亲形象已被赋予一种准宗教的文化功能，将人们情感、精神和人格中的某些因素传统化、标准化和神圣化，以达到平衡心理、稳定社会的目的。作者将儒家所强调的家庭、人伦和道德带进宗教般的境界中，是想将此情怀作为人生支柱，支撑起自己的良知和真诚，维系自己对于宇宙万物终归和谐，人性必向完美发展的期待和信念，这是作家内心的宗教情结在现代文明中的象征性显现。
其次，原始佛教本来与儒学并不相容，佛教学说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深远的影响，是与国人的吸收改造分不开的。从唐代禅宗的兴旺到宋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盛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是如何一步步本土化，如何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在台湾当代女性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化的佛学思想，她们每每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阐释佛理，提倡充分地享受人生，主张“以喜悦的心来求悟'“以欢喜净土的心走向生死轮回、消极遁世的说教，而着重汲取其淡泊寡欲的情操、悲悯济世的襟怀，以此作为积极入世的动力。当代印度政治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指出：“中国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收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者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14在台湾散文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被赋予了刚徤有为的儒学色彩的佛学教义。
在陈幸蕙的《人间咫尺千山路》中描写了僧人芭蕉上人在专心持戒、钻研律藏的同时，也攻读《四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在书的扉页上，作者发现了芭蕉上人细加批注的文字：
“儒家学问乃生命之学问……认同中庸，则不致偏激；认同大学，则不会做小人；认同孟子，方能具大丈夫之气概；认同孔子，则必可培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襟怀一个天机畅达，追求生命至理的人，其最高境界不是自登极乐，而是重回尘世，与众生共命，此即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为，天下事乃天下人分内事，世间忧患不解，不安不真不善不美之种种不圆满未除，则任何人皆不可自外于此重任也。151表达了儒家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襟怀以及与众生共命的情操。
不少台湾女作家的文化结构和人格修养均表现出这种儒佛相融的境界。她们在佛学思想中注入了儒学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对个体人格完善的不倦追求。琦君在《方寸田园>>中以一位文友忘情山水田园，后又复返“十丈软红的台北”的事例，说明一个人活在社会中，不能“息交绝游”，尽管桃花源似的田园令人神往，但那里的人们“也关心着洞外的人间岁月'身居都市的人们，在厌倦了灰色的“现代公寓’式的生活后，往往“都会倾向山水田园”但却又欲归不能，这是因为人总有一些俗愿，琦君肯定了这些俗愿“人若没有了愿就没有了热诚，也就失去了生活情趣，恐怕连山水田园之乐，都不能体会了'如何满足这些俗愿呢那就是“安之若命地在现实生活中追寻”，保持一种淡泊宽容的心态，“使自己活得徤康，活得快乐。同时将快乐、徤康与友人共享”1'懂得生活，享受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是身居山水，而是心灵上的恬静，灵台之间的方寸田园，要远胜自然的山水田园。琦君真挚敦厚、澄静淡泊的散文境界，正是源于儒佛思想的长期濡染。
“新生代”女作家简填的散文语言与思维颇具张力，有着更为浓厚的佛学色彩。简填大学毕业后在佛教寺院任职期间创作的散文集《只缘身在此山中》，描述了五位女僧出家后的心路历程，她们虽然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但她们都在追求一种圆融洁净的生活并不惜淬练自我的生命。在她们身上看不到悲观无为的自弃，而是奋发有为的自律。她们有的创建“慈济公德会”，为解救穷人苦难而忘我工作;有的为寻求知识和参透人生而不懈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在简缜的散文中，我们看不到抽象的佛学说教，她是把佛学的智慧化做活生生的平民生活图景。她自问：“理在何处，在浩繁的经卷里，让你啃噬到老一如书蠹或在春风秋雨里，一呼一吸都是篇幅还是在升斗小民邻里老妪身上.举手投足.自有道理门派？’不需回答.简缜从佛家子弟身上发掘出更丰满的生命形态.让你在于饭蔬饮水洞见生命底基，于寻常花草窥视天堂之钥。
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已被提升为对自然的形而上思索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张晓风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张晓风认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书是;(圣经>>和(论语>>，是它们让作家认识了一些属于永恒的真理。无独有偶，与台湾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宗教习俗较为相近的香港，其着名作家梁锡华也将《圣经〉和(论语》视为心中“明确的路标人生苦海的慈航'这多少反映了港台作家对中西文化两个源头的注目与亲近。台湾当代女性作家大都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浸染，在她们的散文中可以看到这双重的影响和交汇。就宗教文化而言，中西宗教的混杂、宗教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变异和非宗教文化的渗入，构成了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在台湾拥有五十多万民众的信仰和遵从。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更是影响渗透到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中。
当然，作为同时汲取过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港台女性作家，她们并不具备西方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宗教感，她们是背负着自己的人生背景与文化传统，怀抱着自己的理想与需要走向基督十字架的。在作家的创作中，更多体现出的是基督文化的积极意义。她们不注重基督礼仪，而推崇基督精神；不注重基督神性，却看重基督人性。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牺牲宽容、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质就已经和以改造国人灵魂为中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沟通。基督教对五四散文创作影响最突出的作家就是冰心，冰心用那纯洁无瑕的天使爱音演奏出人道主义时代的乐章。如果说冰心散文飘溢着纯洁无瑕的爱心，那么，许地山的散文传来的是走向人格完善的足音。他在追求基督教博爱宽容的同时，更注重它对人格完善所起的作用。台湾女作家在接受基督教义的影响时，她们推崇的也是基督以自己的牺牲使众人获得拯救的救世精神和博爱精神。在散文中，她们创造了鲜活的充满人间气息和爱意的现实世界，显示出作家对生命存在的独到理解，也让读者自然清晰地感受到作家们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终极追求的崇高境界。
在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中，以博大的爱心去爱人类、爱世界、爱自然，并以近现代人道主义为其精神内核是作家作品彰显出的最显着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张晓风努力从宗教文化中发掘合乎人道主义的内容，为五四以来人道主义这一文学母题作了富有新意的诠释。她的散文处处充满着基督式的无私温情与爱意，在散文《另一张考卷》中，作家描述自己当了助教后对学生的真切关爱，她深情地写道:“如果我能给别人一点光，一点温暖，我为什么要吝啬呢？我多么希望我所能给予学生的，不仅是错字的纠正，不仅是句法的调动，不仅是文采的润饰，而是爱的连系。她还把耶稣基督作为其人生的楷模，在爱人类爱世界中，甘愿自己忍受种种苦痛，甘愿宽恕他人的种种罪错。在散文《霜桔》中，她在劝慰友人应该如何面对‘所谓的误会和谗言”造成的痛苦时，阐述了她底、孔子、耶稣等先贤们的遭遇，来劝慰友人，甚至认为应该体恤毁谤者“痛苦烦躁而病态的心灵”，她说:“原谅别人总是对的。铙恕是光，在肯铙恕的地方就有光明和欢愉。在黑茫茫的旷野中，铙恕是灯——先将自己的小屋照得通亮，然后又及于他人。”这种宽容而又深刻的内心境界，无疑将人道主义作了更深刻的开掘。
张秀亚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便加入天主教，多年来一直坚持每个星期天到教堂去望弥撒。宗教信仰自然也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和散文创作。她常以“爱心”去洞照人生，在散文中筑起一座美好温馨的爱的小巢，去抵御现实世界中黑暗丑恶的东西。《遗珠》写自己对小偷感情的变化，她以人道主义的“爱心”化解对小偷的憎恶，启迪人们对这世界应多一份爱，多一份理解和宽容。《爱之火>>则歌颂高举爱的火炬温暖人心的无私精神，阿尔卑斯山上的修士以宗教的神圣感情架起了一座座人与人之间关爱、温情的桥梁。此外，在杏林子的《大隐者言>>等系列散文中均表现出具有宗教色彩的宽容博爱的胸怀。基督教作为爱的宗教，它将人的价值定在爱与被爱的位格中，这对任何时代渴望得到爱的善良的心灵都是一种神秘的吸引。
在基督教的博爱母题中，人和人性、生命和生活，一直是中心问题，“上帝一自然一生命”已经是融为一体的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宗教观已脱离了宗教的世俗化仪式，上升为一种对自然的形而上思索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基督教除了带给女作家们一颗博大的‘爱心”外，还有一双敏锐的“慧眼”这些作家对大自然的和谐与美丽抱有天生的敏感性和颖悟力。在作家笔下，宇宙自然已被赋予了人的灵魂，跃动着生命的活力。
对宇宙自然、对大地山川草木，张晓风是带着宗教般的敬畏和感恩。她认为人在自然和生命面前，应持的惟一态度是敬畏虔诚和爱护珍惜。在晓风的散文世界里，我们重新认识了自然，认识了人类，也认识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那些为大自然造化之美所作的虔诚阐释无不令读者震慑感动，“在遮天的古木下听隆隆的雷声，看松鼠在枝间乱跳……使你生起一种欲舞的意念。但当天空陡然变黑，暴风夹雨而至的时候，你就突然静穆下来，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那年夏天，教室后面那棵花树开得特别灿美……那些嫩枝被成串的黄花压得低垂下来，一直垂到小楼的窗口。每当落雨时分，那些花串儿就会变得透明起来，美得让人简直不敢喘气。（《雨天的书》）当她站在壮观的瀑布面前，不由感到胸中折叠的愁烦一泻而尽压在身上的重担被卸去了。“那时，如果还有什么欲望的话，只是想把水面的落叶聚拢来，编成一个小筏子，让自己躺在上面，浮槎放海而去。（到山中去》）作家就是在这天人合一的大自然中净化了心灵，在这震撼人心的瀑布声中找回了自己。从深层次上讲，她是将自然生态律的和谐和人类的内在道德律统一起来，并由此升华为物我平等、物物平等的境界。这种“物我平等”观，形成了晓风散文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宗教情怀。
应该说，基督教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显然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相融通的，道家那种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超然洒脱的人生哲的宽容的人生纸她以历史上诸多被毁谤折磨的如苏柊拉学不能不让处于后现代文明的当代人重新找回心灵的依托。
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社会物欲的泛滥，人性道德的沦丧，环境与精神的危机，促使更多的人们反思，并燃起回归大自然的热情。女作家们描写自然风光、抒写山水情怀的作品颇为壮观，当然这并不是说都受到基督教文化或道家思想的影响，但至少说明在对人性和对生命的探究历程中，东西方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台湾女性散文的宗教情怀还表现在由于崇敬和信仰上帝，她们的散文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人性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与和解，涵盖了天地人神的全部内容，是作家的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乃至文学观的体现，是中西文化共同熔铸的精魂。这个散文世界不仅是一个充满爱的和谐的世界，还是一个具有“生命'富有‘灵性”的世界。基督教义对生命的珍视更进一步激发了作家内心深处的生命意识，也深化了作家对人性与自然的思考。对生命的肯定、珍惜和对生命内在张力的追求，成为女性散文生命意识的丰富内涵。张晓风在《遇见>>中描绘初夏之时坐在湖边读书，看见有几棵树正在不断地随风飘撒如云似棉的白色纤维，不禁感慨万千，被生命豪华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深深感动。面对大自然中生命的顽强奋斗，晓风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与崇尚。杏林子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作家，可以说她对于生命本质的体验，有着超乎常人的独到深度，她在作品里写生、写死，写生死之间的欢乐与痛苦、期待与绝望，以她圆融丰厚的生命情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体生命从“自救”到“救人”、不断进取完善的崇高境界。这是一个因苦难而美丽的灵魂。她说：不论我的生命还有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我都热爱它，珍惜我所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竭尽所能地献出所有一切，而当上帝召唤时，我也绝不犹豫。在她的;(天地岁月》、《浊册>、《有歌的日子》等篇章中，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无比热爱生命的人，是怎样珍惜拥有的一切，力求让生命的精华在有限的年月尽力展现出特有的风貌。杏林子仿佛是苦行的僧侣，又似乎像受难的基督，她将自己的苦难与人类的苦难汇成一炉，锻造出一个崭新的灵魂。台湾作家张拓芜赞赏杏林子“以内在坚韧的生命力和满怀的爱心’所写的散文，“足以警顽立懦，振聋发聩'.
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又如何这是东西方宗教哲学为之孜孜探求的问题。佛教认为世界四大皆空，人生死生无常。基督教认为人生有原始罪恶，只有通过灵魂的自救与救赎，才能解脱“原罪’苦难，最终开启天国之门。我们在此并非想借台湾女性散文中这些具有宗教文化意识的作品作为宣传宗教教义的文学例证，只是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当代台湾女性散文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
楼肇明先生说：散文创作中的’精神家园感’，其实是一种艺术深层次上与宗教等高的极限。191文学艺术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我们看到，西方宗教文化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丰富和拓展了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精神视野和审美价值。在现代工业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冲击下，在人的主体价值被肢解、精神家园正在荒芜的严峻时刻，人类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定与人格的圆融，台湾女性散文作家将宗教作为拯救自我进而普渡人类的良方，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护者，这固然多少有些无奈，但它确实使台湾的女性散文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感性的审美空间，获得了较为深广的文化意义，并从而启发当代作家以宗教文化为基点之一来思考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多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