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为何走向暴力

　　当看到ISIS武装分子在中东土地上疯狂肆虐，将毁灭叙利亚和伊拉克等经由殖民反抗建立起的现代民族国家时，我们简直难以置信这的确是21世纪。难民惊恐四逃的惨象，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残杀，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想起曾经横扫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

　　尽管奥巴马和卡梅伦做了许多勇敢的尝试，试图让人们相信，ISIS的不法暴行与伊斯兰教无关，但仍有许多人不予认可，他们甚至感到愤怒。

　　在西方世界，惨痛的历史教训让人们深知，宗教一直以来所释放的狂热偏执只能通过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自由国家来遏制，当代社会绝不容许这种褊狭的热情染指政治生活。但是为什么穆斯林们认为凭此思路解决不了他们目前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如此冥顽不灵地固执于神权政治的谬见？

　　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他们一直没能进入现代社会？答案是否是其原始的、食古不化的宗教？

　　与之相反，也许我们应该问，何以西方世界会认为，宗教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追求，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尤其与政治不可混为一谈？毕竟，战争和暴力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特征，但我们却仅仅认为，将教堂从国土中驱离，便会天下太平。政教分离论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是任何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必经之旅。然而，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造，是一系列历史条件交织串联的独特结果；我们也许会错误地认为，它能以同样的方式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之下发展。

　　我们现在将世俗主义国家看得如此理所当然，这使我们很难体会到它的新颖性。其实在现代社会以前，我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世俗”机构，也没有“世俗”国家。这些概念的创造要求一种对宗教的全新理解，这种发展是现代西方所独有的，没有任何其他文化能有半分雷同。

　　在18世纪之前，它甚至不能被欧洲的天主教徒所理解。被我们译作“宗教”的这个词在其他语言里往往是指一些更加模糊的、宏大的、概括性的东西。事实上，唯一满足现代西方对于“宗教”的认识——作为纯粹个人追求——的传统是基督教新教，但这也是早期现代的一个产物。

　　现代化催生政教分离

　　现代之前，宗教并不是一个完全割裂其他、封闭自我的活动；相反，它渗透到所有人类事业，包括经济、国家建设、政治和战争。在18世纪以前，人们绝不会说这世上有什么地方是只有“宗教”没有“政治”的。十字军东征无疑是基于宗教热情，但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教皇乌尔班二世令基督教骑士向穆斯林世界操戈，是谋求教会权力东扩，建立一个控制基督教的欧洲的教皇君主制。西班牙国家分裂战争之后，为维护国内秩序，又有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之虞，因此而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当然这是极端错误的措施。同样的，欧洲的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自然是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宗派斗争所激化，但他们的暴力行为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阵痛。

　　欧洲对宗教问题的明确“解决”，源自16世纪和17世纪的某些宗教战争。宗教派别争夺政治权力，导致了蔓延西欧和北欧的战乱，人民饱受苦难，局势陷于不稳定状态。这触发了人们强烈的愿望，要建立一些政治规范和结构，以终结苦难和不稳定。1648年，欧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建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各主权国家将尊重相互的边界和不同的国教。这样一来，即便不是全部欧洲国家，起码一些欧洲国家，大家相互之间，对不同宗教做出了长久性和合法性的承认，这种承认，与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还有休姆这群思想家的研究工作结合了起来，为欧洲的政教分离问题，提供了各种思考和讨论方向。

　　把促进人类平等、民主、人权、理性、政治自由、现代世俗理想同“宗教”联系起来的想法，被启蒙思想家们反斥为褊狭和顽固，而这种想法在过去的宗教表述中曾得到发扬。但是，农业国家的结构性不公，使人们无法充分落实这些理想。民族国家使这些崇高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并且或多或少被提出了教育要求。最终，他们提出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要求。反复试验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国家经济稳步向前，而那些拒绝走现代化之路登凌绝顶的国家则落于人后。要进步，就要创新，所以人民得到了思想解放，不受等级、行业或宗教信仰的约束。政府需要充分开发所有的人力资源，即使是诸如欧洲的新教徒、英美的天主教徒这样的“外人”，也被允许进入社会主流。

　　世俗化公共领域

　　在欧洲，宗教的微弱政治影响力，一直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类主要教会与欧洲各国间紧密的法律纽带，也一直与这种影响力形影相随。这些情况的具体反映是：在公众生活中，宗教的影响和特权还余音萦绕，声量不小。

　　欧洲的政教制度，本质上并不是完全的世俗化，也不是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各种宗教还保留有各类具体的特权，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在言论自由方面，一些国家还在用法律来限制反宗教言论，像亵渎神明法，限制侮辱法或嘲弄宗教法。

　　正是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残留的地位，成为战后欧洲社会多元化思想的质疑对像。移民已将宗教推回到公众争论的中心，也在同时，对基督教在欧洲各国尚存的法律特权，还有象征意义特权，施加了压力，这种压力，对禁止宗教在法律和政治生活中存在，很有可能会产生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各国人口宗教信仰的成分，已变得更加多样化，某类特定的宗教信仰，充当国籍部分身份的能力已经被削弱。一旦国籍已不是某特定教派的同义词，那这个宗教的标志，就失去了充当不容争议国家文化代表的象征能力。但是，反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享有象征地位的人士，还未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国家世俗主义协会反对在议会进行祈祷的起诉，在法院取得胜诉，但接着，英国政府釆用立法行动，否决了法院的决定。尽管如此，对公共生活中基督教的象征地位，反对之声还是在蔓延，这让人们看到，在已是更加多样化的欧洲，公共机构的基督教色彩，越来越备受争议。

　　这些进程，肯定会带来代价。可是，除了让政教分离规范化，看不出欧洲国家还能拿出什么办法。历史上来说，宗教多元化带来了冲突的危险，欧洲世俗主义的出现，是对付这种危险冲突的一种手段。在欧洲，随着宗教和非宗教认同范围的继续扩大，有可能要加强公共领域的世俗化，这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

　　但如采取相反的方式，让宗教更多地进入法律和政治生活，将会是个冒险行动。正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如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加以限制，会有社会倒退的风险，会造成不同宗教为政治权力去争斗的局面。聪明的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马克?里拉指出：历史上各种特定因素相结合，因缘巧合产生了一个产品，政教分离就是这样一个产品，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不能将其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直以来，政教分离促进了一个理想模式的发展，在这个模式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一直以来，对于性别平等和同性恋权利这类自由主义原则，政教分离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对被湮灭的深刻恐惧

　　然而这种宽容只是十分表面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预言的，对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的狭隘主义将会成为民族国家的软肋。

　　事实上，少数族群将取代异端成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所不满的对象。到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反犹太主义大爆炸，这无疑是源自几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偏见，只不过给了它一个科学上的理论基础——他们鼓噪犹太人不符合优秀人种生物和遗传图谱，所以应当像现代医学中铲除癌症一样将之从人民国家中驱逐出去。

　　政教分离论在第三世界兴起时，一如其最初在欧洲所经历的一样，也遭到了深刻的打击。因为它通常与殖民统治相携而来，所以常被看做外来的、邪恶的东西而遭到抵制。在世俗政府已经确立了政教分离目标的地区，宗教以反文化潮流为回应，决心要使宗教力量重返世俗生活。我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的运动与残酷、暴力、扩张的政教分离运动一直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积极进攻的世俗主义屡屡迫使宗教作出暴力反击。研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每一个原教旨主义运动，其根源无不在于对被湮灭的深刻恐惧，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建立将会摧毁他们的生存方式。这在中东有着悲惨的昭示。

　　很多时候，现代化的统治者都在展现着政教分离最糟糕的一面，并且使得他们的国民心生不满。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18年创立了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作为一个开明的穆斯林领袖，凯末尔常常受到西方的欢迎；但在中东，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是世俗民族主义残酷性的集中体现。他痛恨伊斯兰教，将其描述为一个“腐烂的尸体”。在土耳其，他宣布取缔苏菲派教团，没收他们的财产，关闭穆斯林学校并将其所得收归国有。他还废除了人们敬爱的哈里发制度，虽然哈里发在政治上形同虚设，但却被视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纽带。对于诸如基地组织和ISIS等组织，颠覆这一现实已成为首要目标。

　　凯末尔还继续开展了从前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种族清洗政策；为了控制不断壮大的商业阶层，他有条不紊地驱逐了亚美尼亚人和讲希腊语的基督徒，这些人占了资产阶级的90%。1909年夺取政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拥护奥古斯特?孔德的反宗教实证主义，并决心建立一个纯粹的突厥语国家。一战期间，约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20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案中被残忍屠杀；凯末尔完成了此次种族清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生活在爱琴海的两岸；凯末尔却要划清界限，把希腊基督徒从如今的土耳其领地逐回希腊，而在希腊的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则被以某种方式遣回。

　　对西方来说，政教分离自然价值非凡，但要称其为普世之法恐怕尚待商榷。它作为欧洲历史进程中独一无二的的特点而出现，是一种特殊环境下自然发展的适应性产物。在不同的环境里，现代性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许多世俗主义思想家都把“宗教”看成是天生好战、狭隘排他、荒谬无理、凶暴落后的“他者”，与和平、安宁、自由、人道的世俗国家对比鲜明。这些人深陷在他们对宗教愚昧荒谬的想象里，他们的态度不过是对把土着民族视为绝望的“原始人”的殖民主义观点的令人遗憾的模汸。我们没能理解到，世俗主义只是个例外，我们对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也有偏差。而对于这一切的理解缺位，我们已经在品尝恶果。借由强制力来推行政教分离，便会挑起原教旨主义的反应——历史表明，原教旨主义运动总是会在受到攻击后变得更加极端。这个错误的后果正在整个中东上演：当我们用惊恐的眼光看着ISIS—幕一幕的暴行上演，头脑明智一点的都应该想到，这些残酷暴力正是源于，或至少部分源于我们蔑视性的政策。

(本刊记者   左沈怡    根据万古杂志多篇文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