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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教”的历史传播方式与心性的护持的策略

发布时间:2015-07-24 10:05

  一
  “五教”最早出现于《尚书·舜典》:“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史记·五帝本纪》材料多取自《尚书》,司马迁只改动了一二字,几近做了复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五教”具体内容如何,《尚书·舜典》没有展开说明,但从“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看。“五教”的内容是为了改变“不亲”“不逊”的现实的。
  那么“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又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呢?百姓,有两解,一为百官,《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也,孔传解是;二为普通民众,“《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以及“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是也。 “百姓如丧考妣”,孔传解为百官,虽然疏不破注,但孔颖达也承认有两解:“诸经传言“百姓”或为百官,或为万民”。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暖燠常多第五十二》:“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母,《尚书》:‘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便做此解。
  宋人林之奇《尚书集解》云:“孔氏云:‘言百官感德思慕。’非也。夫‘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尧典》‘平章百姓’是也。有指民而言之者,若《论语》‘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盖指民而言之。言尧之德及于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若失父母,无小大无远近皆言,非独百官而已。‘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指其地而言之则曰‘四海’,指其人而言之则曰‘百姓’,其实不异也。”[1]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之“百姓”,孔颖达以翻译的方式疏为:“往者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顺。”[2]明显偏指普通民众。实际上此处,既可指百官,也可指民众。
  “百姓不亲”的现实性内容是对外而言:“亲”者,和睦之意也。《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便是最好的注解。“百姓不亲”便是指在野的民众不和谐或是在朝的百官不和谐。
  “五品不逊”则是对家族内部而言:孔颖达疏曰:“‘品’谓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传上云‘五典克从’,即此五品能顺。上传以解‘五典’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谓五常’。其实五常据教为言,不据品也。‘逊,顺’,常训也。不顺谓不义、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3]
  孔疏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五品是就家族内部尊卑而言,指父母兄弟子五者;二是这五者关系是有人伦常理的,也即是义慈友恭孝五者的不同尊卑亲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可称为五常;三是亦称为五典。如《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孔颖达疏:“此‘五典’与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内品有五,谓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谓之‘五典’,是五者同为一事,所从言之异耳。”孔传:“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笃行斯道,举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孔颖达疏:“尧使舜慎美笃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顺从而行之,无违命也。”[4]可见五典是着眼于效果言之。舜帝于五常之教能慎美笃行,使内外和谐,堪称典范。而于教育、教导、涵养、培育人性人伦而言,这五常便也可以称为“五教”。 其具体内容在《左传· 文公十八年》有很好的训释:“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可见,正因为社会有“不亲”、“不逊”的现实,所以才要“敬敷五教”。
  以故,后世政治家多认为“五教”的施行,是保证社会和谐的一条必由之路。《国语·郑语》记载政治家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正因为此,他同时提出了有名的“和”的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春秋初期政治家随国大夫季梁对随侯说道:“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二
  “五教”如何施行才能达到个体人际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呢?《尚书·舜典》说得很是明白:“敬敷五教,在宽。”敷者,布也,其本身便是一种传播活动。所以《左传· 文公十八年》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传播有具体内容的“五教”于四方,这种传播的根本途径则是“在宽”。孔传谓:“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5]《论语》分别在《阳货》《尧曰》章中说“宽则得众”,得众正是得人心。而要得人心正是要护心养性。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尚书一》中说:“‘敬敷五教在宽。’圣贤於事无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宽’,是欲其优游浸渍以渐而入也。”[6] 《朱子语类·尚书二》又说:“敬敷五教在宽’,只是不急迫,慢慢地养他。”[7]所以这种传播本身是一种涵养、培育活动。
  “五教”自《尚书》中之尧舜提出并施行以来,在历时性传播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种传播是一种以构建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护持、 浸渍、涵养和谐人伦关系、以及人之善行善性为途径,以教育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具体而言有二,就其内容言,五教随现实的需要而传播发展,就形式言由身体力行的体验式传播,发展为身体力行的体验与修身养性,以及学者义理发掘传播并重。
其实,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在《尚书》中便形成了雏形。《尚书·尧典》记载舜践帝位之前,尧对舜的考察,使舜“历试诸难”,便是对舜善行善性的护持、浸渍、涵养。舜处在一个“父顽,母嚣,象傲”的不和谐家庭环境中,对内能够“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同时《尚书·尧典》记载尧“观厥刑于二女”,《舜典》记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淮南子·泰族训》说:“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可谓最精当的训释。舜做到了“五典克从”。转变了“不亲”“不逊”的局面。尧的做法便是“敬敷五教”。在这个传播活动中,教育者是帝尧,被教育者是舜,舜是体验式的受教育者,涵养者。
  孟子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其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对门徒讲学讨论来完成。《孟子》是将《尚书》舜的故事具体化、细化的关键人物。战国之时不仅礼坏乐崩,而且干戈逞能,“五教”无从谈起。所以《孟子》一书便用了舜这一“五教”的光辉榜样,针对战国混乱的现实将舜的故事具体细化了。这些细化的故事计有:舜发於畎亩故事;九男二女故事;舜完廪瞽瞍焚廪故事;浚井故事;象日以杀舜为事故事;舜南面而立见瞽瞍故事;杀四罪诛不仁故事;舜有天下故事等等,可以说后世所关于舜帝的民间故事母题均可在《孟子》一书中找到端倪。
  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对《孟子》这些故事的意旨做了很好的发明:
  圣人一身浑然天理,故极天下之至乐,不足以动其事亲之心;极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亲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亲。看是甚么物事,皆是至轻。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当友爱其弟,更不问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廪,待上去,又捐阶焚廪,到得免死下来,当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从而揜之,到得免死出来,又当如何?若是以下等人处此,定是吃不过。非独以下人,虽平日极知当孝其亲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吃不过,定是动了。象为弟,‘日以杀舜为事’。若是别人,如何也须与他理会,也须吃不过。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爱其弟,那许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见了。这道理,非独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独舜能为,人人皆可为。[8]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故事背后的内涵无一不是指向“五教”的。《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只不过孟子从现实出发对“五教”内容做了创造性发展并加以传播。
  在传播形式上,《孟子》采用的是师生问答的实录形式。首先强调身体力行的自我传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此外,在义理发掘上他更强调“养气”。 《孟子·滕文公上》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养气的目的便是为了“性善”,正是如此。在《孟子·公孙丑上》里它与公孙丑有一段对话: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
  朱熹分析道:“欲养浩然之气,则在於直;要得直,则在於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9]又说:“不是靠气为主,盖要此气去养那仁义之心。如水之养鱼,水多则鱼鲜,水涸则鱼病。养得这气,则仁义之心亦好,气少则仁义之心亦微矣。”又说:“若气清,则心得所养,自然存得清气;浊,则心失所养,便自浊了。”若气清,则心得所养,自然存得清气;浊,则心失所养,便自浊了。”[10]可见,养气便是为了性善,便是为了存一颗仁义之心,所谓存心方可养性,有了仁义之心便能更好的身体力行传播、推恩,从而“举斯心加诸彼”!
  逮至宋代,除专著外,其传播形式亦几乎同于孟子的讲学和师生讨论,代表是《朱子语类》,如上举例,朱熹对“五教”的传播在于分析文本,挖掘义理,发明旨趣。通过“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闲”的过程[11],其要旨在使“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 [12]主观上虽然也没有否认身体力行,但客观上却使身体力行得以弱化。从而使“五教”的传播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
  “五教”的另一传播线索一直存于民间,往往通过最朴实的民间故事来传播。如流传在九嶷山一代的《尧王访舜》故事记载,尧王为了访贤,装扮成百姓来到一个村庄看到一个后生赶着黄牛犁田,尧王问后生是水牛犁田好还是黄牛犁田好?当时后生没有当面回答,尧王只好走开。当尧王走开后,后生急忙追上尧王十分恭敬地说:“您这先生刚才问我犁田是水牛好还是黄牛好?当然是水牛好。我本应马上回答您,但当着黄牛面我怎么能说黄牛不行呢,它辛辛苦苦帮我犁田,我怎么对得起它呢?”尧王听了很受感动,认为后生有一颗善心,然后就将后生带到了京城做事考验他,这个后生便是舜,最后继承了帝位。[13]
  故事意旨明显:舜性善,自然会有善行,有善行,自然能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关键的是舜是“无我无私”的,因而他更能和谐个体灵与肉的关系。舜的心理过程便是“动心忍性”的过程,动的是仁义礼智信之心,忍的是声色臭味之性,完全符合&ld quo;五教”的要求,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的最通俗化演绎,比起高头讲章来更能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易于潜移默化,这种感化式的自然传播可以看成是“五教”主流传播的一种补充。
  三
  在上述介绍“五教”的传播方式与路径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点:每当思想家高扬“五教”旗帜时,背后的社会现实总是不那么完满。尧举舜时,历试诸难,希望他“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在位时一度“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舜命契为司徒,希望他“敬敷五教”;孟子正当礼坏乐崩时代,所以“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有宋一代市民经济的发展带来部分人的伦常败坏,因而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修炼。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物欲横流,因此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4]民间呢,因常有痴贪嗔带来的各种贪欲、失衡、争吵、打斗,因而也就千百年来不断流传相应的富有感染力的民间故事,使之成为传播“五教”的最通俗载体。
 于此,我们也可以在当代得到些许启发。当代社会物质高度发展,一方面进入全球化时代、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却物欲横流,仿佛人类已失去了其本性。人类应该向何处去,心该向何处求?如何才能护持、涵养、培育我们的纯真本性、至情至性?答案应该是护心,修身,力行。
  首先是护心。护心实际上是定位,是将心安放好。安放好了心就能够处理好与物欲的关系,也即是灵与肉关系的把握。比如“五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帮助我们定位的,就是帮助我们安心的。你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各有各的位置,虽然说万法平等,我们不再讲尊卑,但我们是可以说品秩的。每一品类都有其位置,不能越位,一越位就乱了。护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孟子·离娄下》谓:“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如王阳明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15]人应该要像佛家“护持我法”一样护持这颗纯真本色之心,方能得其圆满。
  其次是要修身。人之初,性本善。修身方能养性,这善性是需要精心培育养护的。《大学》就很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强调“慎独”,即便是个体独处,无人看见,亦要修身。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实与护心是一体两面,护心本也是修身之一部分,只不过我们重点将之强调并突出来而已。修身的目的正是在正其心,安其心。我们知道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仁、义、礼、智、信讲的又都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然而只要诚意、正心,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自然能达到和谐优游的状态,这正是我们涵养、浸渍、培育的功夫所致。
  再次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朱熹说:“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16]所以《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三者已然是行的内容了。虽然社会每一个个体不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然而齐家并投入社会却是每一位个体无法绕过去的。家庭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正需要修身有成者去着力经营。正如一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 参 考 文 献 】
  [1]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2][3][4][5]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8、13-14、18页。
  [6][7][8][9][10][11][12][16]黎靖德:《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00、1833、1212~1213、1101、1246、4、9、223页。
  [13]零陵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零陵地区分卷》(上),1988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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