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思想在宫体诗新变中的作用

摘　要：宫体诗创作之所以能够自成一体，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学者们对宫体诗之义界多有研究，倘以“新变”二字为着眼点，则可从宫体诗的内容、形式、功用三方面进一步审视佛教在其新变中产生的作用。

关键词：宫体诗；新变；佛教；原因
       宫体诗自梁陈风靡而至唐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颇受争议的文学现象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们对它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研究角度不断翻新且有了“正身”之说。佛教与南朝各文学现象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宫体诗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思想根源，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申而论之。
　　一、宫体诗形式新变说与佛教之经籍转读
　　（一）宫体诗日臻完善的诗体
　　宫体诗歌作为南朝时的文体形式之一，其诗体已经逐步完善成熟，具有了格律诗的雏形，这主要表现在它的对偶和声律两个方面。归青在其《南朝宫体诗研究》一书中，曾经对宫体诗的对偶进行了精确而严密的统计，显现宫体诗歌的对偶已经非常普遍。在宫体诗的声律方面，他也给出了比较详实的两个表格——“宫体诗律句统计表”和“宫体诗律联统计表”，可发现律诗律句比率皆在60%之上。
　　在众多的宫体诗中，都具备了新变形式的美，我们可例举来分析。
　　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罗裙宜细简,画屟重高墙。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萧纲《戏赠丽人》）
　　从词性上来看，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属对工整；从字义上来看，也是遥相辉映的，如 “罗裙—画屟”等之对，都具有着相同的色调，从而形成了和谐对称的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创作主体在形式上的求新，即“形式新变说”。
　　（二）佛教中的经籍转读
　　南朝时佛教的传入对文学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是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永明体的产生与佛教关系密切便是观点之一，尤其是在“四声八病”说的提出与佛教转读的关系分析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相洲在其《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一文中，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切实的总结论证。美籍汉学家梅祖麟、梅维恒的《梵文诗律和声病说对齐梁诗律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有重要的概括。由此可知，佛经的转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声律学说，但它并不是永明体产生的根源。
　　（三）经由永明的传递
　　那么再来看永明体和宫体诗歌两者之间的潜移默化，作为前后出现的两种诗体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永明体产生于南朝的齐代，永明即是齐武帝的年号。沈约、王融等人考辩四声，并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强调声韵、平仄和对仗等，永明体的产生是近体诗演变的关键性的转折。宫体诗作为永明体和唐格律诗之间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诗体，是近体诗形成的发轫期的产物，它在永明体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体诗。“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这一描述体现出来了宫体诗的创作对永明体的超越，以及对于近体诗形成的推动作用。永明体的产生得益于佛教，但佛教并不是永明体的源头，而作为永明体之后形式日臻成熟的宫体诗，显然也相应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二、诗“言志”与“娱情”中的儒与佛
　　（一）儒家“言志”诗教观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文论家们对于诗歌功能的约定俗成似的体认，在较早的典籍中便记载了这种功能，如“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所在，他们对于诗与志的功能也有着独到的理解，其诗教观念仍然是归于志的，归于的是“仁义礼智信”的旨趣所归。
　　（二）佛家“行思”分离论
　　佛教传入之后，便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迅速地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分庭抗礼的局面。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经过漫长的磨合，佛教亦是如此，它在一方面依顺于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比如说“忠”、“孝”等礼制法则，另一方面则激发了潜于“忠孝”礼制规范压制之下的人之情。对此，它采用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行思“进行了分离，即是上边所提到的“秽解脱法”。梁时的君主对于佛教是倍加推崇的，他们热衷于这种新的宗教思想，这也推动了佛教思想的进一步融入，加速了这种行思的分离。作为宫体诗歌创作源头的梁代宫廷对于佛教的求新，也相应的体现在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中。
　　（三）宫体诗“情”、“志”的对立
　　在宫体诗之前出现的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虽然已有了咏物的娱乐性，但是仍将怀抱寄托其中，并没有完全做到“情志”的分离。宫体诗创作则完全将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转换为了娱情，这是由佛教传入而引发的，是与儒家诗教观是相背离的，所以体现出了佛与儒的争锋。首先，对于宫体诗的创作主体来说，他们以诗来娱情而非寄志，统治者对于情志的分离也持着赞同的态度。其次，当代和后代对于宫体诗的评价往往也是以儒家的言志来作为标准，从中也可以体现出宫体诗对于言志的脱离。如《梁书·卷四》的史官评论。
　　统上而观，佛教在宫体诗的新变作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宫体诗的艳情内容的变化，还是宫体诗歌形式的变化，都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笔者认为佛教所带给宫体诗质的飞跃便在于诗歌功能的突变，由儒家的言志到宫体的娱情，其中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激发。宫体诗正是佛儒思想明暗相斗的结果，体现了佛与儒的争锋！
　　参考文献：
　　[1]普慧著.《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
　　[2]严北溟：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吴相洲《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