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九十年的历史经验的启示分析

 任何一个政党、社团的生存发展，都有其一定的规律或必然性。从逻辑上讲，都必须遵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属性上讲，都具备一定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从功能上讲，都具备整合社会、利益表达和目标实现功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组织诉求和基础群体。纵观共青团90年的奋斗历程，有四个基本经验特别凸显，即顺应时代，忠诚于党，凝聚青年，融入社会。这四点相辅相成，共同贯穿着共青团的整个历程。哪一个时期这四个方面达成了有机统一，共青团事业就发展顺利；反之，就会遭遇困难甚至曲折。
    一、顺应时代：共青团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
    任何社团组织的产生总会有时代的促动因素。敏感于时代变化的青年结成社团，自然大多也是缘时而起。因此，青年团一经出现就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在此后90年的奋斗历程中，青年团的主张与行为基本上都与时代律动相契合。
    (一)时代催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的前身)
    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很多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他们脱离家庭和学校，积极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道路。从自发的革命意识到自觉的革命行为，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组织动员。因此，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随即组建了青年团早期组织。作为上海党团组织重要依托的外国语学社，就聚集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王一飞、柯庆施等一批外省来的优秀青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则聚集了一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等。
    当时，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播，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思潮也对青年群体产生着一定影响。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内部成分都比较复杂，信仰、观点和主张很不一致。加之人员变动，经费困难等因素，到1921年5月前后，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出现暂时停顿的状态。
    时代要求青年团统一信仰，在中国共产党指示和指导下，从1921年11月开始，各地青年团开始了整顿和恢复。在思想信仰上，“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使分子不至于复杂”①。到1922年5月，全国已成立了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昌、广州、长沙、杭州、保定、唐山等17个地方团组织，团员达到5000多人。1922年5月5日，在这个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这公开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组织。
    (二)中国共青团始终站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列
    青年团之所以组建，就是要更为有利地动员青年，发挥他们勇做时代先锋的精神。诚如毛泽东在1939年所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什么作用呢？起某种先锋队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青年团紧扣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总是站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前列。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之际，国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正在来临。青年团一经组建，就战斗在斗争的前列。在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发展团员160多人，年底即建立了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全国约有200余位共青团员被帝国主义或军阀杀害。在北伐战争以及广东、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都是积极参加者。为了唤醒更多的青年，共青团内年轻的理论家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抨击黑暗现实，批驳反动观点。广大进步青年把《中国青年》看成是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需要青年的积极参与。当时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体青年团员，站在工业、农业、国防和文化的战线上的最前列，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发挥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团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了各种技术夜校、技术培训班、技术传授站等，帮助青年逐步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提高他们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来临，在共青团的支持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青年纷纷建立青年突击队，在“急、难、险、重、新”任务中发挥突击作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共青团不失时机地推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很快得到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的时代追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进入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全新时代。共青团根据党的要求和青年的新特点，全方位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在青少年思想教育、青年就业创业、志愿服务、环境保护、青少年权益维护等方面不断开拓新领域，创造新经验。
    二、忠诚于党：共青团历经风雨的政治主线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社会主义改革的推动者。青年团作为共产党最早创建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切服从党的大局，积极投身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
    (一)中国共产党两次创建了青年团，党与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青年团的诞生除了时代的召唤之外，还需要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即委派共产党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等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外国语学社为依托积蓄革命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组织实施了对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整顿和恢复。在中共中央局和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积极筹备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演讲。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遍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在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2]
    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青年救国会的日益涣散，中国共产党提出重建青年团。整个重建工作是在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49年4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宣示本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为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3]。
    因此可以说，不论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还是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力倡，并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说明，建立青年团，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不仅在革命年代是必要的，而且在胜利之后的国家建设中也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江泽民在纪念建团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4]
    (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共青团的任务，“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在不同历史时期，青年团的重要工作和活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展开的。因此，共青团工作最大的政治逻辑就是“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革命战争年代，共青团跟着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创建新中国而英勇奋斗。1922年8月，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时，刚刚正式成立三个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即给予配合，在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全文刊登了指导这场斗争的纲领《劳动法大纲》，并发表文章《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加以宣传，号召青年工人参加斗争。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同年8月，青年团三大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方针。随后，积极协助党实现国共合作，组织选派团员青年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组织发动青年参加工农运动，参加北伐军。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些意志薄弱者相继脱离革命阵营。在中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即1927年5月10日，共青团四大召开。会议通过的《大会宣言》郑重宣告：“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②1928年7月，共青团五大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任务确定了团的基本任务：争取团结更广大的劳动青年在中共的周围，为进一步发动青年参加工农革命斗争，帮助中共准备群众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进而完成改革、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刚刚重建的青年团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团结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和团员，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目标而努力工作。从积极参与“三反”、“五反”、增产节约，到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青年团在巩固新生政权、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团的工作和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覆盖和影响。
    “文革”结束后，共青团恢复正常工作。1979年2月，团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把学四化、干四化作为新时期青年的主课，把学习、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转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全团的第一项任务，强调共青团组织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现代化建设作安排，都应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3年5月，团的十三大就提出，青年要担负起历史责任，踊跃投身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所作为。2008年，面对新形势，团十六大根据党的要求，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四项职能。
    (三)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体现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的认识一开始就是比较明确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几乎无一例外提到党团关系(共青团被停止工作的特殊时期除外)，从专门的决议案到党章专章规定，显示出一条逐渐制度化、规范化的历史轨迹。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党三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文献，均有对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明确规定。党的五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党章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为专章。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也有“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互相关系”一章。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通过中共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个党章，在“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一章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等项内容。“文革”结束后，团中央恢复工作。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恢复“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一章，并有较大的修订完善，从而明确规定共青团的基本功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党的助手和后备军。”[5]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主要体现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前文已有论述。作为党的后备军主要体现在：第一，团员是党员后备力量。建党、建团初期及大革命时期，党团工作是糅合在一起的，党员、团员的区别是较小的。很多早期党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如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位发起人中的6位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优秀团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1949年青年团重建到1957年，共200多万名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1978年到1982年四年间，加入党组织的团员有270万人。为了更好地 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1982年团的十一大将这项任务写入团章。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转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认真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报告》。1992年7月22日，中组部和团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使共青团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1982～2008年，通过“推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团员将近2,000万。
    第二，团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的早期，很多青年团的负责人本来就是党的负责人，比如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以及旅欧的赵世炎、周恩来等。还有的一开始是在青年团任职，后来成为党的干部，比较著名的有任弼时、关向应、邓颖超等。在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来源最初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工人群体，后来大多从军队和农村提拔党的干部，这其中包括录用青年团系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和农民。在解放战争中试建青年团，目的“主要是学习，但也不限止于学习，要在各种运动中起作用，训练团员的目的即是将来当干部。”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和解放军这两个组织，录用了大量的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1978年12月之后，中共重新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导向，录用干部以“四化”为标准，初级干部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共青团干部则成为党政系统重要的后备力量之一。
    三、凝聚青年：共青团朝气蓬勃的力量源泉
    青年团在1922年成立之际，就是由进步青年构成的、“为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其工作对象是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等。共青团首先是一个政治性、先进性组织，所以它吸引凝聚青年的第一要则就是依靠坚定的信仰。又因为共青团具有社会性和群众性，故而还需要通过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满足青年需求，适合青年兴趣特点开展工作等途径来吸引凝聚普通青年。
    (一)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总是以先进思想引导广大青年
    青年团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之初，就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之中。要动员青年工人为改良自身处境、争取切身利益而参与集体斗争，就要讲出让他们信服的道理，唤醒他们的政治觉悟。1923年团二大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指出：“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责任”④。在大革命时期，青年团通过自己掌握的报刊如《先驱》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工人要与成年工人协力合作，通过请愿、游行、罢工以及其他示威运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先驱》停刊后，《中国青年》又成了“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的著名刊物。1927年上半年，该刊最高发行额达到3万份。《中国青年》上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章，在青年中广为传诵。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为了帮助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培养新型道德，共青团在广大青年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比如，1953至1954年开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1954～1955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1958年开始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1963年开始的学习雷锋活动，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广大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共产主义信念和道德在广大青年心中深深扎根。
    经历了“文革”十年，青少年群体中传统美德出现缺失，是非荣辱观比较混乱，加之国门初开，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部分青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81年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团中央又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内容加入其中。“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历经多年，影响深远，成为20世纪80年代共青团组织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常态下青年的政治意识进一步淡化，价值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为了在广大青年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按照党的要求，自觉把个人成长进步和祖国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2006年起持续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学理论，打牢与祖国共奋进的思想基础；讲形势，坚定与祖国共奋进的信心；抓实践，推动与祖国共奋进的实际行动；树典型，宣传一批与祖国共奋进的青年榜样。同时，在大学生群体中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重点培养大学生骨干、共青团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二)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始终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
    利益是人们生存、发展需要之本，是青年的重大关切。青年团自一开始就把青年利益作为自己的重大关切。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1951年1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二中全会指出：“团如果不去经常关心广大青年群众的生活和利益，要达到团结群众的目的是不可能的”⑤。1957年，胡耀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上的报告中提出：“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合理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适当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完全符合于人民的整体利益。”⑥1988年团的十二大把“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列为共青团的社会职能。团的十三提出“要坚持正确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团的十六大把“代表和维护好青少年的合法利益”作为专章来论述。
    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作为青年团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总是强调、重申青年团要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指出：“青年团应在最 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经常地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与切身需要而服务。”1979年国庆前夕，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道：“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是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积极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问题”[6]。这是在经历“文革”极左思潮之后，党中央第一次在重大的场合公开提出人民团体代表部分群众利益的问题。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中，充分肯定共青团代表青年利益的职能，要求各级党的组织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在维护全体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各自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
    (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始终服务青年需求
    服务青年同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服务青年需求的工作很难同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严格区别开来。当时，青年团坚持为青年工人争取“无论成年未成年的青年工人，凡作同量工作者，须得同量工资”；“童工(十三岁至十八岁)之工作时间，每天至多六小时”；“举办青年工人义务教育”等利益⑦。对于农民，青年团认为应“为他们要求减租、减税，增加农产品的价格，并帮助他们反对地主的预收租，官厅额外税、贿税，高利借贷者的剥削，恶劣绅士的敲诈，兵匪的勒逼，及其他一切剥削者的剥削行为，使他们的生活得逐渐改良”⑧。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的工作、生活、学习境况大为改观，他们普遍要求掌握更多知识，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当时，青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这一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二大、三大上被多次强调。针对农村青年大多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渴望有一个学习文化、摘掉文盲帽子的现状，1955年12月团中央决定用7年时间，扫除全国7000多万农村青年文盲。1956年1月，团中央又发出《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的通知》。各地团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扫盲热潮。同时，各地共青团广泛组织青年工人学习技术。1956年，在党的号召下，共青团大力动员，全国知识青年迅速掀起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党的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后，青年需求的多样化趋势迅速增强。针对这一情况，共青团明确提出“服务青年”的工作理念，而且越来越得到加强。1993年团的十三大确定了各级团组织“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工作主题。1998年6月，胡锦涛在团十四大上的祝词中强调指出，共青团要竭诚服务青年。团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共青团要“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其中12次提到“服务青年”。2003年团十五大报告提到“服务青年”多达23处。2008年团的十六大报告将“服务青年”作专章论述。各地团组织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在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恋爱婚姻、维护权益、休闲娱乐等方面不断加大对青年的服务力度。“服务青年”因而成为共青团吸引凝聚青年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始终坚持“照顾青年特点”
    与成年相比，青年人的特点非常明显而且区别很大，因而青年团的工作应该符合青年人的特点。1923年6月，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在与团中央执委会书记施存统讨论青年团工作应该采取的方针时，认为必须注重“体育与娱乐”，“至娱乐亦为必要，青年人当此身体发育之会，如无娱乐，往往不能起引他们的兴趣。”⑨施存统也极表赞同。1923年8月，团二大在《教育及宣传决议案》中提出：“青年群众富活泼冒险的精神，少具成见而思想新颖，勇于有为，本团应注意此等青年特性，施以革命的教育。”⑩1930年《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知》(第93号)指出：“团的工作对象是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团要在这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中，活泼的应用适合于青年心理与情绪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去进行团的工作。”(11)
    195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代表时，明确要求青年团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7]20世纪50年代，青年团采取和创造了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开展了阅读书报、业余艺术、体育运动等活动，受到青年的普遍欢迎，连过去很少参加活动的机关团委、教职员青年、私营企业青年及街道青年都积极参与进来。
    进入21世纪以来，青年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兴趣爱好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媒体深度介入青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于共青团而言，不论是组织青年，引导青年，还是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权益，都离不开新媒体的运用。因此，各级团组织紧紧抓住这一突出特点，认真研究新媒体的规律和特点，多方借助社会新媒体力量，大力加强团属新媒体阵地建设，推动基层团组织广泛建立务实、灵活、多样的新媒体平台，努力探索新媒体运用的新途径、新办法。
    四、融入社会：共青团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青年团产生于社会之中，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团要想不断发展壮大，必须获取更多民众包括青年在内的认同和支持。就需要遵从人们的认识水平、思维习惯、传统风俗、道德伦常和价值取向等。
    (一)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坚持把握社会需求，把奋斗理想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
    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青年团，成员多是怀抱改造社会理想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把握社会需求，融入社会，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团组织认为，“共产青年团团员应该到群众中，往活动处去，不可坐在房子里读死书，我们是行动的共产青年团团员，不是沉静的研究会员。”(12)团组织要求团员“常和工人农人接近、谈话”，“每个团员，至少要担任唤醒三四个工人或农人，来加入本团”(13)。青年团员常常深入工厂矿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开展宣传。当然，青年团初期的工作还有一个量的要求，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难以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但青年团毕竟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正确道路。正如1939年毛泽东所指出的：&ld quo;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工农结合在一起。”[8]这里评价的是青年，对于青年团同样适用。
    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联系的社会面相对单一，主要限于革命阵营。为了更好服务革命战争，激励前线红军战士英勇杀敌，共青团从1931年12月开始，在根据地开展起群众性的“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活动，组织团员、少先队员每星期抽一天时间参加拥军优属活动，无偿地为红军家属搞生产、做家务，或者帮助红军挖战壕、送弹药、修枪械、缝补军衣鞋袜等。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的过程中，“青年团究竟是干什么的？”很多群众特别是农民一时对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还存在疑惑。基层团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开展工作，在农村地区普遍赢得了良好声誉。比如，山东莒南县金沟官庄的青年团员带头组织群众学习文化，以前村里只有2人会记账，12个人粗通文字，通过学习，全村认识两三千字的就有52人。又如，河北定县的团组织，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组织了234个互助组，包括1,021户，相互帮助农业生产。各地青年团还引导农村青年改正赌博、打架等陋习，受到家长们的赞扬，也使群众了解了团组织。
    中国正在步入现代社会。任何组织包括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公共产品，社会的广泛需求使社团组织存在成为必然。现代社会志愿服务兴盛，慈善事业发展，而这两项都是政府职能范围之外的事。共青团敏锐地意识到，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谁在社会中的价值就越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共青团不失时机开展了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行动等项工作，目前已成为被全社会广泛认同的两大品牌项目。其他如青年文明号、保护母亲河、“挑战杯”等工作，也吸引了众多青年的踊跃参与和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团的十六大以来开展的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建设，则是抓住了扩张型企业的招工用人与青年的就业创业这两大需求，创造出见习基地这一平台将两者有效对接起来，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努力遵从社会机理，实事求是、灵活多样地开展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时，就提出要十分注意工作方法。比如，提出“一切自发的群众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互助会、同乡会等)及一切群众集会(如追悼会、游艺会、纪念节等)的机会都不能轻易的放过，无孔不入钻进去发展我们的组织起领导作用。”(14)又如，“宣传的总方法，是随环境、随机会、随客观的需要，多方面去刺激人、兴奋人、启发人、引导人，初不必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资本主义。用共产主义的名词去宣传，实不如用日常生活的事实和政治问题去宣传。善宣传者，贵在处处宣传人于无形之中，使人受宣传影响而反不自觉。”(15)“宣传煽动工作……方法应当极力通俗化群众化，如采用工农言语编辑歌谣、小报、快报、画报，改良飞行集会、散发传单、涂画墙壁各种技术，注意个别煽动游说等等。”(16)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急、难、新”的事情，共青团就帮助组建各种青年突击队，集中发挥青年人高效率的突击作用。这是一个符合青年特点好形式，但同时需要结合社会常理把握分寸，予以完善。1958年8月，团的三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就认为：“青年是各项工作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应当在党的领导下，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和形式，去动员和组织他们发挥突击作用和带头作用，必要时也可以把一部分青年集中起来，去进行试验、示范或突击性的活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注意取得成年人老年人的支持和帮助。团的组织要教育和引导青年善于同成年人老年人合作，向成年人老年人学习。”(17)只有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工作才能向前推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团组织的活力是共青团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团组织遵从社会机理，哪里就有活力。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组建了很多驻外团工委，利用乡情、亲情的情感逻辑组织起来并为务工青年提供各种服务。又如，很多民营企业的团组织通过组织青年员工写家书、组织家人参观企业等方式，稳固职工队伍，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再如，河北省廊坊市芦阜庄村团组织依托“青年之家”开展“一帮一”活动，团员青年不仅帮助困难青年联系贷款帮助创业，还将“安抚老人情绪、帮助老人做家务”这样的“小事”作为活动内容。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村民对团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同感。
    五、几点启示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为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发挥了重要的方面军作用。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共青团应该充分认识到党面临的挑战和危险就是团面临的挑战和危险，牢记使命，坚定信念，怀抱理想，满怀激情，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踏踏实实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其次，任何时代，青年都以其敏感的触觉、激情的行动应对时代浪潮。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如此，改革时期亦如此。哪里有青年，哪里就会有青年组织。共青团如果不去占领阵地，其他组织就会占领阵地。因此，共青团要坚持重心向下，眼睛下移，用科学的理论、更多的服务、真挚的情感来吸引凝聚广大青年，团结带领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再次，共青团工作是一门科学，需要掌握高超的辩证法。既要突出政治性功能，又要发挥社会性功能；既要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又要保持广泛的群众性；既要感知时代，又不能过于超前；既要服从党政大局，又要注意工作的独立性；既要尽量满足青年需求，又要引领青年正确观察社会。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最后，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广大青年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共青团组织要融入广大青年，也要融入社会。共青团工作不能同整个社会割裂。离开了人民大众，青年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在党政主导的大格局中，共青团要有全局意识，努力找准与党政要求、青年需求、社会 机理的结合点，锐意进取，顺势而为，在服务大局中体现自身价值。
    收稿日期：2012－03－10
    注释：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915—1924)，1957年印行，第125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1957年印行，第442页。
    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第三部分)，1963年编印，第8页。
    ④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915—1924)，1957年印行，第368页。
    ⑤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厅：《团的文件汇编》(1951年11月—1953年7月)，第13页。
    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团的文件汇编》(1957年)，1959年印行，第28～29页。
    ⑦⑧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915—1924)，1957年印行，第363～364、367页。
    ⑨中夏 存统：《讨论本团此后进行的方针》，载《先驱》第二十二号，1923年7月1日出版。
    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915—1924)，1957年印行，第368页。
    (1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8)》(1930年7月—12月)，1960年印行，第210～211页。
    (1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4)》(1928)，1957年印行，第79页。
    (13)樵子：《对于青年团的意见》，《先驱》第六号，1922年4月15日出版。
    (14)(15)(16)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4)》(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