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本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国内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大批着名专家、知名学者和青年才悛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实质、方法论原则、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三十年间的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顾历史，作为时代的精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何种成就、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如何发展，我们又该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思维？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突破，并做出两个基本估计：

　　第一个基本估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我们的哲学实际上已经基本走出了过去的哲学体系模式，一个具有时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第二个基本估计是，作为一种新表述和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可能比以往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但要完成和巩固这一重大理论发展，却有其不可忽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现有的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为一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性形态，就必然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阻力：一种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另一种阻力来自于思维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哲学体系并不是一个能够体现其创始人的精神和智慧、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体系，而是一种僵化教条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总体上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符合度比较低。过去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僵化和苏东的失败以及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都说明原来那种哲学思维方式有弊端，而这种弊端不能归于马克思。二是传统哲学体系不能包含和反映在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论概括中形成的很多新的思维方式。比如旧的体系中并没有价值和价值观的问题，不但没有，而且不能容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当中，我们在哲学上已经超出了原先的体系，走出了旧的哲学模式，如果真正能够把我们三十年来的理论成果从哲学上概括、提炼、深化和系统化，就不难为形成新的哲学模式奠定基础。

　　当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也存在两个危机：一是文本危机，即我们过去学的大半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现实性危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历史。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却显得较为落后和被动。在现实面前，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些“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提出了什么、回答了什么、解决了什么，又有什么新的成果，怎样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风格，凭借应有的勇气和智慧，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语言去说明更多的现实？对于这些我们都没有很好地回答和解决。这种状况也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软化、弱化和队伍的分化。

　　对于我国哲学界来讲，现在真正该做的就是自己去研究，面向当代世界的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人类和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提炼出三十年来我们亲自探索所得到的思想理念和思想成果，要以哲学方式作出总结和概括，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回答，把这些成果装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篮子”里。虽然哲学与现实相比往往显得“滞后”。但哲学总结出老的东西，不仅是对以前的最深刻说明，而且对今后一个时期乃至一段时期都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对哲学来讲，不应该要求它在现实中有太多与实践同步的表现，哲学应该看得更深更远，管得更持久一些，这是哲学应该完成的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重点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旨趣，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而“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直接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火种，用这一火种点燃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关怀而赋予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以生命与活力。前一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直接形式，而后一种是其间接形式。“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间接形式在哲学研究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哲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理解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因为在这种解释中蕴含着哲学家对规律的认识，对世界的见解，蕴含着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批判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间接形式表现为对解释的解释。其中在这一形式的哲学研究中，“为莸得思想资源的解释”和“为解释的解释”之间有好坏之别。“为解释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坏”的解释，它是一种缺乏现代问题意识的简单的经常是蹩脚的损坏了原解释的“转述”。它根本不是哲学，最好也不过是哲学的前期准备。而“为莸得思想资源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好”的解释，它是一种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研究。在这种解释中注入新的思想，唤醒了原解释，它是赋予原解释以新的生命的解释，是能使哲学在几千年连绵不断、且不断发展的解释，是一种能孕育新的哲学诞生的解释。通过这种有思想有现实问题背景和问题意识的解释，我们才能莸得研究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

　　把好的“对解释的解释”与坏的“为解释的解释”区别开来的重要一点（不是全部）就是对现实的关怀。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践与问题。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对解释的解释”应当以对中国问题的关怀为动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和唤醒哲学史上那些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哲学是一种充满热情的理性思考，它表迖的是关于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这样的理论必须植根于活的实践中。如果我们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怀，失去改造世界的热情，我们很容易把以往的哲学理论看成是一堆虽然联系着但毫无生命力的概念。我们就会因为无视这些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产生这些概念的原始的动力，而割断这些理论的血脉。

　　然而，无论“解释的解释”有多好，它都不能是哲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如果哲学研究的眼里仅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就将失去它现实存在的意义，它就将成为一种历史。哲学史是哲学真正的工具，但不是哲学本身。哲学必须面向现实的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这样才不会衰竭。因此，面向现实问题是哲学研究更根本的一种形式。更进一步说，从现实生活的种种冲突和困惑中提升出问题，正是哲学的创造。只有对于问题的提升是怡当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才有可能是有意义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要命题，搞清这一命题的前提是科学理解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仅仅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还是包含着普遍真理中所蕴含的普适价值。

　　有学者认为，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不应限于马列学说，也应体现在其他人的有关成果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特殊命题，它所包含的普遍命题是：实行当代世界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此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自觉探索和努力践行当代世界的普遍真理特别是普适价值。

　　多数参会学者迖成共识：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所有叙述，而应当是指他们学说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个概括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它是“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具有可靠的真理性，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其二，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是在前一层意思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定。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一些思想理论，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中国并不适用，所以，也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简言之，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学说中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包含普适价值。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的“真理”是广义的“真理”，它不仅包含事实性（认知性）真理，而且包含价值性真理。肯定了普遍真理，逻辑上也就肯定了普适价值。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真理问题固然是前提和基础，而价值问题才是核心与根本，价值问题决不可忽视。一般来说，真理概念侧重于客体，强调主体的认识要与客体（认识对象）相符合，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而内容是客观的，主要着眼点是真假、正误问题；而价值及价值观念则侧重于主体，强调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主要着眼点是好坏，利害问题。它们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维度。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逻辑上也就必须承认存在着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

　　现今讲马克思主义，不应简单排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不以特定的某人为主体。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能发现普遍真理。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含普适价值），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的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