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阶段性成果。
中国哲学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具有永久价值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同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悠久的辩证法、无神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等，在生活经验、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等诸多层面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内在动力。
1.无神论和唯物论
儒学的传统是“重人轻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壳存,不为桀亡”。无神论者范缜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思想。可见,儒学有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传统。道家主要关心身心修养,基本不关心世界上有无神明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人们就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还以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说明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这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不仅比西方唯物之父泰勒斯早1000多年，而且比他的水物质观更丰富、具体、深人。汉代唯物论思想家王充提出了气一元论。张载系统地阐述了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明末清初,方以智的唯物主义肯定了“气”是宇宙万物统一和变化的基础，“火”是气之所以能够变动不息而化身万物的内在桢源。王夫之则认为,世界的f质统一性在于“气”，“气”最本质的属性是客观实在性。这些都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
2.辩证法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先哲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探索中表现出了辩证智慧,他们把宇宙看成是开放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生生不息、统摄万象、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孤立静止或机械排列的。孔子提出“两端”的思想赞扬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己斯不欲,勿施于人。“中”是天下万物之本根，“和”是天下万物顺达之道。故而,推“中”致“和”能使个体获得内心的和谐，世界获得秩序的和皆。中庸不仅是君子的重要品德,也是观解生活的基本方法。道家哲学的和谐智慧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这一核心概念上。“道法自然”不仅为人们揭示出一个“自然”的视角,更是创建了一个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模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持而盈之，不如其巳;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因此“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生变化，更是中国古代哲学着名的辩证观点。直至宋明理学,张载、程颐、朱熹等大儒的学说也都蕴含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想。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十分推崇中国哲学,几乎所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也都研究过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与朱熹哲学中的“理”或“太极”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资料表明，作为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辩证法有实质的思想渊承关系。马克思研究过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及它们的“共同之点”，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肯定了中国辩证法的普遍真理性。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马克思对它也有相当的了解,并从这种古老的哲学中吸取过辩证智慧。这也正是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原因。
3.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深刻阐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以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中国的认识论思想启蒙也很早，主要体现在“知行”关系学说上。春秋战国时期，学者就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区分,如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从先秦到两汉,哲学家们都主张“知先行后”。宋代朱熹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思想。明代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认识论思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行先知后”历史唯物的认识论思想。这些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思想相似。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露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根源的论着定名为《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方面，荀子提出“天官薄类,心有征知”，王廷相和王充的思想同毛泽东“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观点相近。此外,司马淡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的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很是契合。中国哲学的这些认识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以及认识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等一系列思想有很深的契合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
4.人生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提倡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自觉地把实现他人、社会、人类的实际福祉作为自我人生价值追求。而中国哲学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和完善道德人格,最终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过程。
中国哲学十分重视对人的研究。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关心社稷民生，促进民族融合,建立大同世界的人生价值观。人性善恶、义利之辨、群已关系、成人之道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是哲学家们最关注、最用心、讨论最多的问题。
儒家超越的人生价值观认为，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个人利益与他人或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孔子提倡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存浩然之气、舍生取义。墨家主张兼爱，墨子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体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了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
道家的人生价值观对人的心性理想和生命终极走向给予极大的关怀，授予人一种安身立命的智慧：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它提倡合理节欲、清静无为、有利身心的生活，认为人对外界应该有一种道德的态度,只有按照自然的本性去规范和调整对自然的活动,才能获得更大的人生自由。
佛教超越的人生价值观指出了人类价值的不完满。中国本土宗教禅宗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徒戒律中第一戒就是不杀生’“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把杀生列为“十恶”之首。同时认为,人类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人生有很多痛苦和灾难,社会上存在大量危害人类幸福的罪恶现象，只有谨慎自律，惩恶扬善，才能真正维持人类生命的尊严，促进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生的价值。
5.民本思想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仁学，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而问人如何。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主张制民之产来保民,劝诫统治者施行德政，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至理名言。李世民的“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思想和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无不精辟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民思想。这种思想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6.“大同”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孟向往老安少怀、博施济众、集体富裕的社会。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和谐安定。墨家提倡尚贤、尚同，兼济天下，包含了中国人对“至德之世”的向往。《礼记?礼运》指出大同理想的原则是天下为公’“老有所@，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孙中山更以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这些描述看似朴素、疏浅，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殊途同归，都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文化心理上产生了强烈共振、互容。两种理想指向的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理论契合。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契合，中国人容易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认同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断地结合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重要思想在实现共产党人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统一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作者简介:胡成胜(1972-),男，河南息县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