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之三十年研究

　　本文所谓“中国哲学”，不是指当今中国人生命精神之精练，而是特指现今哲学之二级学科，即以往所习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正式出版（1919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标志的话，迄今恰好九十年。按照以三十年为一代的算法，中国哲学已走完了三代发展历程。以此考量,不妨将这九十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所形成的传统概称为：以现代精神反思与贞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近30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是前60年所不能比拟的

　　开始于1979年的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发展，作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其研究队伍的壮大、其研究视角的多元、其研究范式的多样、其研究成果的丰富，不论哪个方面，都是中国哲学之现代研究前六十年所不能比拟的。这里仅就研究成果作比较。前一个三十年（1919一1949),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如果以着作论，是屈指可数的，姑且不论。至于上一个三十年（1949一1979)所创造的研究成果，任继愈先生曾作过基本的评价三十年来，就作品来说，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但纯属中国哲学范围的不到十种。”（《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见《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如果从任先生所列的这几个方面具体比较这两个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那么可以说因两者在量上的巨大差距，简直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至于质上的比较,需要认真具体研究才能下判断，这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为了证明此判断不妄，这里仅凭我的记忆列举如下成果:通史方面，出了十几种，其中重要的有冯友兰先生的6册《中国哲学史新编》(本包括第7册，后以《中国现代哲学史》单独出版）、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修订本，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萧蓬父、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此着后来又出版了由郭齐勇、冯达文主编的修订与扩充本）、方立天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潘桂明先生的三巨册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等；断代史方面，从先秦到近代，已经出齐，其中重要的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之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分卷;侯外庐、邱汉生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学智先生的《明代哲学史》、王茂等先生的《清代哲学》、张学勤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稿》等;专题、专人、专书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二百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史家文库”几十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丛书”数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十几种,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外,像陈来的《朱熹哲学思想研究》、《有无之境》、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作为新一代学者的代表成果，也为这一代学人所熟知。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尚未具体列举的重要研究成果有：郭齐勇有关儒家的研究成果，李申有关儒教的研究成果、陈卫平、高瑞泉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崔大华有关庄子思想、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杨泽波有关孟子思想的研究成果等。

　　以回归传统的方式两示现代与传统的新紧张

　　如果就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来把握，我们可以将这三十年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依次是：1979—1989为第一阶段；1989—1999为第二个阶段；1999一2009为第三个阶段。其发展特征，可以作以下两方面的把握。一方面就其根本特征来看，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在逻辑上构成了超越与回归的悖论,就目的与愿望看，是迫切希望有所突破，但就结局看,非但没有实现根本突破，即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反倒是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张扬，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昭示着现代与传统的新紧张；另一方面就其趋势而论，这三十年的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显然经历了由“拨乱归正”到“多元扩展”再到“深度反思”的回归过程。与这一表现过程相一致，其内在的逻辑演变逻辑轨迹，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是循着由改变哲学观念(方法论原则的确立)转向关注解释学范式再转向关注学术史路向这一逻辑理路而展开(详参《时代?传统?中国哲学》，见《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3期）。而随着这一展开的逐步推进，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先后侧重关注的重大的研究课题为：中国哲学范畴及其体系、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国哲学诠释学、简帛文献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经学思想。这五大课题的研究，就过程看固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交叉的现象,但就其提出的先后而论，大体上可以按以上次序排列。

　　良性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缺乏

　　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尽管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郭齐勇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将之概括为六点，即：（1)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2)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3)现实向度不够；(4)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5)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6)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郭教授的概括，着眼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各个层面，是全面与准确的,我完全赞同。但如果限定在“纯学术问题”这个层面来把握的话,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不足,就是:虽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并且也展开了初步的争论，但最后都销声匿迹，归于不了了之。这深刻地反映了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之研究严重缺乏真诚的、良性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真诚的、良性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由于严重缺乏真诚的、良性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对话，所以这三十年的中国哲学之研究虽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从根本上看,并没有取得反映时代精神的承前启后的跨时代的成就。

　　期盼中国哲学在下一个三十年里走出现代

　　就研究队伍而论，在这三十年里，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逐渐取代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学者而成长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角。他们在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同时，也将他们没有解决或解决好的一些问题留给了下一代(即下一个三十年。这将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取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者而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之主角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当代”）。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定是沿着牟宗三的理路超越牟宗三、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必定走中西融会的道路(所谓马魂、中体、西用）、和合学、中国诠释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儒学是否是宗教、儒家“亲情互隐”的正义性,儒学未来发展的宗教化、制度化、生活化、世俗化;竹简文献的真伪、儒学之宗教性、神秘性；国学、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乃非实体性哲学，中国哲学是以儒家为主干还是以道家为主干，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中国哲学研究中,都将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就整个中国哲学史界比较普遍关注的研究趋势而论，我认为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可能比较集中于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上：中西马会通与融合、现代新儒学、中国诠释学、经学、简帛学。在中西马会通与融合研究方面，张岱年、冯契、萧蓬父三位先生的思想研究将作为个案被特别关注；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现代新儒家“第四代”问题将被高度关注;在中国诠释学研究方面，如何构建中国风格的诠释范式与诠释体系，将成为最集中的研究课题;在经学研究方面，经学与国学、儒学、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将会一再重复提起;在简帛学研究方面，伴随着清华大学竹简文献的整理出版清华简”思想的研究将成为热门，并有可能促进“《尚书》学”的研究成为热门。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能否导致中国哲学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完成由古代到现代的变革，不是我们这一代学者能预先作出肯定回答的。我们衷心期盼中国哲学在下一个三十年里能走出现代，完成由现代到后现代的伟大变革。

　　蒋国保【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