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六法论”的哲学根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繁荣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绘画评论和绘画著作开始创立的重要时期，尽管不同的著作及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思潮变迁，但都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探寻出其独有时代的哲学内涵。南朝谢赫《画品》作为魏晋时期一部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绘画品评专著，其美学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及指导意义。从当时的哲学思想以及社会背景出发对谢赫“六法论”的产生及其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探究谢赫《画品》中“六法”的哲学来源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统一政权瓦解、多种势力各据一方的长期分裂时代。政治上长期分列割据的局面让传统保守的儒学思想受到了质疑，这种社会的分裂状态反而导致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繁荣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挣脱旧的束缚而呈现出新的活跃局面，各种哲学流派与美学理论在自由的思想氛围中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这种背景下，绘画理论以及绘画史论性质的著作也开始出现，谢赫所作的《画品》作为魏晋时期成书的中国画论的奠基作品之一，无论是其所表达的美学内涵还是其所反映出的哲学观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

　　谢赫《画品》成书于梁代，书中对魏晋以来27位画家进行了评论，并首先阐明了绘画的功能和其艺术要求，即品评绘画的教育功能和艺术标准。作者谢赫继承了从汉以来重视绘画的教育及感染作用的传统，明确提出了绘画要具有“明劝解。著深沉，千古寂寥，披画可鉴”的社会功能，并且在此前提下列出了品评画家优劣的六个方面，即著名的谢赫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摸写，这六法精准地表现出了谢赫对于绘画技法的探究解读及其对画作评判标准的阐述。此六法不但在绘画教育及评定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些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在魏晋时期这个哲学快速发展并、如同百家争鸣般的各种思想理论学派十分丰富的时代，谢赫六法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内涵的来源与当时的哲学理论是息息相关的。

　　一、老庄与“气韵”

　　在魏晋时期，伴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名教的虚伪与经学的繁琐迂腐受到了世人的怀疑。与此同时，老庄之说在当时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学，正是将传统的儒学与道学结合起来，把儒家的经义和道家崇尚自然的老庄思想杂糅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想流派。而这种高谈玄理、颓放通脱的生活作风又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因此，其所形成的魏晋时期对人物的鉴赏及品评已不像在东汉时期一般只停留在道德、操守方面，而是更加注重一个人的风度、才识与气质。这种崇尚自然的老庄之风也给社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的创作与创新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由于这种玄学的风气盛行，人们在艺术上对美学的要求和对审美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两汉时期，狭隘的单纯以道德来评判美否的标准已经逐渐落后，人们对美的审视标准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所注重的美超脱了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无限之美”的追求。这种审美的方式不是仅仅注重事物的外在表现，而是更加注重其所表现出的内在意境，在欣赏美的时候澄怀观道，静以求之，由此，类似于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方法。这种形象中所蕴含的“意”的哲学，与美学中的“形”是正好相对的，是正好相对的，这种“意”在美学中的表现即是由内及外、由里及表的。谢赫“六法”中的第一法即是“气韵生动”，所谓“气韵”即气、神韵。在“气韵说”上传承了神论，意在表现出绘画对象内涵的精神气质，同时亦指一幅作品在完成之后的整体效果以及画作中形象所蕴含的更加深远的超脱实体的美感，这也是中国绘画的意境之所在。其中“气”本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气”的本身就可谓是玄之又玄，这与玄学中的“意”似有类似之处，并且“气韵”也不仅是单纯地体现于画面上，画作中表现出来的气韵又与绘者本身的情操、气节有着极重要的关联。郭若虚曾说“气韵本乎游心”，石涛也曾讲“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由此看来，我国古代艺术作品的神韵是与作者的本心，即与作者的思想、才情和气节是分不开的，这种不拘泥于画作本体，强调“人”，强调作者本身对艺术作品影响的审美思想也是继秦汉以来，魏晋时期在美学方面的一项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进步。在以魏晋时期的哲学态度看来，这种先赏气韵、重视画作以及作者的内涵而不仅是拘于形式的画作美学评判标准，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画作者的内心与思想，这种将审美超脱具体形象而上升到一种抽象的更高层次，即上升到感悟自然乃至宇宙的高度以追求气韵高远的美学态度也正是当时社会玄学流行，追求潇洒，追求淡然，超脱世俗，注重本我以及个人精神之哲学风尚的真实体现。

　　二、“骨法”即风骨

　　“骨法用笔”是被谢赫列为绘画中第二重要的理论。其所谓“骨法”即用笔的笔力要精到刚健。所谓画皮画肉难画骨，与谢赫的“六法”同时于南齐时闻世的刘勰在其所作的《文心雕龙》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这里的文骨指的是文字与语言结构的表达应刚健有力。同样对于骨法的注重，在书法上也有见长，例如论述毛笔字结构笔法的《笔阵图》中就提道“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之说;骨法在书法艺术上似乎更好解释，《世说新语》中说“羲之风骨清举也”所指的就是书圣王羲之的笔力挺拔精到，有其“风骨”，从当时的绘画对表现内容的方法上来看，用线勾勒来绘制出所表现内容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对于绘画技法上用线、用笔的要求也逐渐加强，颇有之后所说的以书入画，即是将书法的笔力运用到画作中的意味。谢赫六法中所说的用笔之“骨法”在字面上的理解指的是在笔法上应刚劲有力，但深究其“骨”之法，何为骨法呢?魏晋人重气韵，同样是在《文心雕龙》中对人物品藻用的极多的词除了“气韵”外还有“骨”“风骨”等，这里的骨应该在其笔力之上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赏辨晋人画作，其特点有“秀骨清像”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与后时隋唐画作有很大不同，由画中内容所看，唐人所绘画作人物多丰满富贵，如张萱、周防所作仕女多见丰腴。这与唐朝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由于唐代国力富足，社会繁荣，所以审美多以丰腴为美，虽擅画者也能精到地把握用笔的力度，但并不以其“骨”力见长。而反观魏晋时期的画作，所作人物常追求一种俊逸潇洒、婀娜脱俗的姿态，例如顾恺之所作《洛神赋图》，同样，这种绘画的风气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时由于玄学说的流行，清秀飘逸的名士风尚很是流行，精神上追求“气韵”与外在上注重作风形态要有“风骨”，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名士风尚。在绘画中所表达的形象与这种“风骨”结合，也就形成了对于画作的用笔以及对画作内容形象的塑造上要挺拔流畅，要有力度，同时也要不失潇洒的评判要求。

　　三、俊逸之“形”

　　作画，应讲求“神形兼备”，同样在对绘画技法要求总结的极为精准的谢赫六法中也对此有所提及。“应物象形”在钱钟书的《管锥编》中也被分读成：“应物，象形是也。”所指很简单，即是绘画要形似于所描绘的对象。早在《庄子·知北游》中就有“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一说，所谓应物，指的是对待事物的认知、态度与审度。在画作方面，指的则是应对不同的事物展现出其本有或特有的具体形态。谢赫将应物象形列于绘画中气韵与用笔之后第三重要的位置是十分恰当的，魏晋前的事物形态由于其社会意义重于画作本身，所以对于“形”的描摹不免落于程式化，而后世由于各种书画流派的发展，比如文人画的兴起，人们对于“形”的追求反而逐渐减轻，甚至刻意贬低画作具体形态在画面表现力中的位置。明清时期由于八大山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表现手法受到时人的推崇，进而有人刻意追求草率粗陋的画风，将一味地贬低画作中的“形”引向了一种不好的极端。其实在魏晋美学中看来，他在对于具体形象的描绘方面还是十分注重的。晋人尚意但是并不代表不重视形的作用，在谢赫之前的画论著作者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曾有“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一说，这也是对重视画作中具体形象真实描绘的理论。

　　说魏晋人重“形”，不仅仅是体现在画作方面。那一时期，由于其思想与社会的变迁，对于外在的形之美的重视也是有其社会现象和其美学与哲学上的来源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从繁琐拘束的传统儒家经学中逐渐解放出来，从记录魏晋时期人物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一书中对于人物品藻的记载，可以清晰地解读出魏晋六朝时对于人格美的理想，已经从原来秦汉时期注重实用的、道德的角度而转到更为纯粹的审美角度，将“重善轻美”的美学态度转变发展成为了“重美轻善”。而这种审美，无论在对时人看人的方面还是看待事物的方面皆有体现。在对人物的审美上，可能是受当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之影响，对于人的审美，尤其是对于人的神采、风骨、仪态的审美逐渐被重视起来。在魏晋南北朝的中后期，对于外在形态的“清淡之风”的盛行也由此而来，而这种对于外在形态的清淡之风的追逐，也正是受了当时玄学中崇尚野逸自然、清淡无为思想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画以及雕塑中身形及姿态多“秀骨清像”即是这一美学标准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再说对事物方面的审美，魏晋时人由于为舒缓整治上的压力，同时也为寻求禅道，常常是寄情于山水间的，这种寄情于山水也在绘画中以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魏晋时期开了独以山水入画的先河，将美学与哲学上的思想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山水画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无论是多么具有神采的气韵，都需要通过外在的具体形态来表现出来，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想来也是受到当时玄学中对于具体、真实的审美愈加注重的影响，一个人的气韵与思想和其人的仪容、神采、风骨相结合，才能表现出其跳脱出传统旧标准而更加追寻真实、自然的自我的名士风尚。

　　四、“类”即自然

　　谢赫的六品之四提到随“类”赋彩，这则评判标准讲的是作者对画作在设色方面的见解。我们可以知道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的绘画其设色风格应都是不同的，而两汉时期的绘画因为过于注重社会教化作用，所以无论是画作中所表现的内容还是人物的形象，亦或者是其设色方面都显得有些雷同。而谢赫所提出的“随类赋彩”一说是对这一画面表现过于类似的应对方法。所谓“类”，指的不仅仅是画作的种类、门类，而是说对于画作的设色要根据所描绘对象的自然属性来做考量。例如同样是描绘仕女，对于宫廷画作就应施以华丽富贵艳丽的颜色，而描绘邻家女子则应清新淡雅脱俗。这一对画作内容自然属性的考量，同样也体现出了玄学中依求自然、不恪守古法的哲学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的名士嵇康的思想总纲，所谓“任自然”即是依着人或事物的自然本质，这句又被简说为“越名任心”，这样来说更好理解一些，其中“名”指的是传统名的世俗规矩，而“心”所指的就是我们今天也经常听到的“本心”。随心自在的生活，不必在乎繁杂的陈规，这也是玄学中崇尚自然学派的一种体现。这种哲学思想，就是强调要依照事物的自然本质来处事发展，不必太过介意俗世的繁缛规矩，条条框框。《庄子注》中说：“自己而然，谓之天然。”所谓天生自然，真实的自我本质即是自然，这一类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与谢赫的随“类”赋彩很是相似，这种对自然的崇尚是依于本心、本意的，依照事物的自然本性来发展的观点表现在绘画中的设色方面上，即是依据绘画对象、画作内容的本质和其本来的特点来施彩，而不是依据古法、成法来把绘画限制住。让画作表现出事物最真实的特点，也更能表现出绘者的心意，随心、随意、随类，讲述的只是绘画中的技巧，却也体现出了来自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自然之风盛行的影响。

　　五、“经营位置”与“传移模写”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经营位置”与“传移模写”，讲的是绘画中的构图与绘画前的临摹，魏晋时期没有构图一说，但是谢赫六法所说的经营位置却恰好表达出了构图的理念。在《诗·大雅·灵台》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之说，所谓经营，指的就是构想与规划，经营画作内容在画面中的位置是有其门道的，饱满的构图给人以繁盛之感。精炼的构图给人以空灵潇逸之感，唐代张彦远曾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把对画面的安排放到评判画作好坏的标准与否之中，使得后世画家在对画面的构图方面也极为注重，尤其是之后许多画面的构图重视“留白”，即并非将纸面以绘画内容铺满，而是留下空白之处给人以遐想的余地。此处提及留白，就不得不说老庄所言的“虚”“无”思想，老庄从“道”的角度出发，提出“以虚无为贵，无为本，有乃无之用”之说，这种崇尚从“虚无”中体现出更高的精神价值，对在构图中以留白以追求空灵高远之感的方法影响极大。谢赫将构图的观念以理论的形式写入《画论》，也是在中国画构图技巧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

　　若说“经营位置”是对之后画作中构图方式发展的奠基理论，那么“传移模写”则应该说是一种继承，顾恺之就曾留下《摹拓妙法》一文，“传移模写”与其说是绘画理论，倒不如称其为学习和传承绘画的必要方法更为恰当，因此谢赫将其列为六法之末。模仿前人的画作这一点虽以美学的评判标准来看并不能成为精品，但也的确是绘画得以发展和普及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学画者对于前人的临摹，是绘画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积累;并且有学者认为传移模写“并非临摹一法，窃意此四字，乃各为一法”，“传移模写”中的“传移”二字亦有流传的意味，这种对画的临摹并流传的手法反而迎合了一些儒家中的思想。《史记·始皇本纪》上记载：“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汉书·师丹传》上也有：“令吏民传写，流传四方”的记载。可见“模写”并且“传移”，作为一种宣传事迹，并且将作品及其所附带的成就流传于后世的手段，在教化这一方面还是体现出了一些儒学所带来的影响。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盛行，其社会风尚较之秦汉有很大的不同。自曹魏正始年间始，王弼所创立的玄学派由于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下极大地解放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因此在世人中很受欢迎。在玄学思想中，这种清逸自然、自在洒脱的哲学观念逐渐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因此得以从守旧古板的经学中解放出来。这种“魏晋风尚”使人们审视人与事物的角度不再恪守陈规，一种自由的新鲜之风带动了魏晋时期人们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同时也带动了那一时期人们审美的解放。这种新鲜自由的哲学思潮同时也带动了文艺潮流的产生，单纯的文艺性的诗、文、书、画等创作活跃，美学的发展也令艺术品评类的各种理论著作蓬勃发展，谢赫的《古画品录》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谢赫“六法”理论的提出背景是与魏晋时期世人的哲学观念由拘谨的恪守古法转向自由解放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其六法中“气韵生动”一说，将绘画应注重作品的意境与格调置于画作品评的首位，这既是对画作立意的强调与重视，也从侧面体现出对画家心境、才情的重视。这种“气韵”说不仅在当时的画作指导与品评方面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与时代特征，同时也是之后我国各类书画中以重视“气韵”与“意境”为评价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的开端，将哲学中重视对“本质”之美的审视发展到美学的评价标准中，对魏晋之后直至当代的书画创作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意义。

　　玄学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年“清谈”风潮的宣扬，对艺术文化和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谢赫“六法”所产生的背景是与当时玄学对艺术品评，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六法”在“魏晋风度”中具有鲜明的时代哲学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玄学中有关思想、文艺还有对自我解放的观点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谢赫的绘画理论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美学品评的精到见解，加之其所体现的哲学内涵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因此其在绘画理论方面的影响得以从当时一直延续到现在。

　　作者：邹湘平 来源：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