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比较思维方式研究论文（共2篇）

　第1篇：从中西哲学比较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

　　今天西方文化以他的强势话语地位左右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但在人类享受西方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理性思考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人类社会也遭受着越来越多的灾难：生态平衡的破坏，生物的灭种，人类社会新疾病的冒出，经济危机的频发等。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寻其根源，对文化有着重要作用的传统思维方式便成了学者关注的焦点。传统思维方式是指“人们观察事物，体认事理，做出反应时采取的一种基本思路，所拥有的一种心理定势。”人类在自身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总是通过一定得思维方式进行的，而中西传统思维又因其自身的生长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风格以及鲜明的民族性。

　　现阶段，世界范围内均面临着思维方式更新的任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西方文明的主宰下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中国传统思维对于未来的世界文明又有怎样的影响？想要寻找世界文化更为理想的出路，就必须在中西两种传统思维方式比较的背景下重新估量中西两种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与不足，以便创造出更具有时代智慧的，对世界文明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模式。

　　一、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生命整体式思维，重在综合；西方传统思维则更注重单元个体式思维，注重分析

　　古代圣贤不用“整体”而用“一体”，该词首见惠施，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后见《庄子》，庄子说，“生死存亡，是为一体”；《易经》中也会讲“观其会通”，提出有机整体论；在我看来，这种整体性思维在中医中体现的最为明显，《黄帝内经》把人体和天地联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传统中医不分科，讲究“望闻问切”，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往往是“头痛医脚”，正是这种系统论观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整体性思维讲究从系统着眼，直接对众多的认识对象加以全面的综合，不重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的系统化、逻辑化。在老子哲学中，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是阴阳的和谐。在动静观的把握上，中国古人则认为动必复归于静，动静之中以静为本，动静统一于静中来把握动静对立的思想，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产生从旧质到新质，而是和解到旧的统一体之中。易言之，也就是以统一和谐为本，来把握差异与矛盾。在这种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的统摄之下，“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讲究和谐与统一的，而西方传统更注重分别与对抗。西方传统讲宇宙是由单元个体构成的，这种带有无机色彩的宇宙观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便清晰可见。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是由许多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个颗粒组成，万物多样性是由于构成物质的原子形式、所处状态、结合方式不同组成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活水”。从单元个体式思维出发，西方传统思维总是在寻求与世界的对立。把统一的世界区分为具体的不同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深入的理性分析，充分展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注重发现内在的差别与对立，从差异和区别的揭示中把握事物的规定性。

　　从西方重分析的视域下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模糊而不严谨，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重视“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哲学常以心物同属、主客兼备、天人合一的形态标出，体现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对综合性科学有启迪，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因为西方传统的天人对立的思想导致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取的是"征服"的手段，在自然环境的保护上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和谐同生的观念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推崇直觉体验，西方传统思维强调理性思辨

　　中国传统思维更多采用的是直观式思维，它是一种超于感性和理性的方法。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认识事物，构建其哲学体系时，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虽没有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单却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同经验保持着直接关系，所以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人便运用了“实践”的观念。

　　孔子说，“纳于言而敏于行”。墨子说，“行，为也；”表明先秦思想家肯定知识来源于实践经验，认为“知、闻、说、亲”，同时强调实践的反复性，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而且，知识不仅来源于实践，学习知识目的也是作用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中国文化重视个人实践不注重普遍原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对实践的极端重视导致的经验主义而这种经验主义就会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趋向直觉。

　　西方传统思维在这点上更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体系的论证，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开始，西方人就开始以纯知识的本体论追求为目的，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方法的理性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被古希腊人认为是“以挑剔和苛求的眼光”对不可靠和无价值的感觉经验的丢弃，而保留了他们自以为最可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理性思维。巴门尼德将知识划分为：“真理”和“意见”，而“应以理性为真理的标准，而感觉是欺骗我们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关于哲学知识，感觉经验不具有合法性，只有纯粹的人的心智理性产品才配得上这一崇高称谓，到了近代培根又发展了归纳逻辑，现代，西方人对理性、体系的追求达到了顶峰，为我们所熟知的康德以“三大批判”建立的先验唯心体系，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体系等等无一不表明这一点。

　　西方传统思维强调思辨，注重体系的特点，给西方哲学带来了较强的逻辑性和体系完整性，由此看来，西方人在理论科学研究中领先于东方也就不足为奇。不过，西方传统思维在思维方式过于拘泥于理性思维，则更加的死板，缺乏机敏和灵活。而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比抽象思辨更直接，更简洁，对人的潜能与灵感的触发有积极作用，这种诗性使得思维更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三、中国传统思维是内向的意向型思维，注重改造内在世界，西方传统思维是外推的知识型思维，试图指向外在世界

　　直到今天到底有无中国哲学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产生这一争论的原因正是中国传统的内向式思维模式决定的。中国古代圣贤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把目光投向外在的宇宙，探究世界的本原，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内省上。古代圣贤注重解决伦理纲常的道德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注重人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内省体验；在国家治理上注重德治。道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认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东莫大焉”，心学家认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等都是以主体自身为认知对象，从主体自身出发，又达到对自身的领悟。

　　当然，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内省活动更多是要达到心有所悟，心有所感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们不自觉的便达到了人格的完善，而这种传统的意向思维，使得中国人少了浮躁、激进，多了些保守、内敛，而这种态度在今天的消费社会中更有其意义。西方传统思维更注重外求，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实证性考察，虽然这种求知给西方带来了财富、科技的进步，但更多的是多了些贪欲少了些自我觉悟和内省。

　　四、中国传统思维是往复循环式思维，而西方传统思维是线性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事物始终往复变化，这符合天地自然之理，这种运动是普遍和重要的，以至于如果事物舍弃这种运动，自然界便会失去先机以至衰亡。这便是中国古人的循环运动的思想，中国成语“否极泰来”“满招损，谦得益”亦是这个道理，《吕氏春秋》中写道“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终而复始，极则复返。”《淮南子》说，“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董仲舒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刘禹锡也认为每种事物运动变化的结果，都是“复归其始”。从《易经》看中国古代哲学循环往复的思想最为明显，六十四卦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互相转换，形成整体大循环，表现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过程。

　　而西方哲学追求线性思维，原因在于其本质是逻辑学，而逻辑学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正所谓有因必有果，无因就无果，因果不能互相颠倒。如果不遵守因果关系，就会产生悖论，走极端或无解，即便在同一命题中有许多节点，如复合式三段论，也是直线连续的体现。在西方辩证法对于矛盾的理解上，主要指矛盾对立统一，这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线性方程的“解的唯一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现在看来循环往复的思想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变化，古人的思想无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谋而合。

　　综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哪一种更具有时代意义呢？如果说西方文明带领人类文明走到了今天，那么人类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在科学似乎已经发展到一个尽头的今天，在人类为了文明的所谓的线性发展而遭受的自然无情的惩罚面前，人类似乎的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理性能够带我们走多远？人类如何处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人类似乎要超越和消解有限的知识和人造的世界，重新回归本真的生活界和自然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人类膨胀的欲望，达到“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

　　而此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提供了理解人及世界最深刻的价值基础，人类的德性来自于道，人类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根源在于道，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地球生命的多样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和人类社会的个性化都植根于“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随着生态意识的增强以及人们对传统西方思维方式的现实理解，中国传统中“求道”“和谐”的思想教养和价值趋向会引领世界文明的前进。

　　作者：梁寅子

　　第2篇：论斯宾格勒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有没有一种普世的或一般的哲学？中国人能否真正懂得西方哲学？西方人能否真正懂得中国哲学？这是随着中西哲学交流的深入必然要提出的问题。以写作《西方的没落》（1918）一书而闻名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回答。除了回答这些问题，他还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观点。他的学说在国内学界有很大影响，对于我们的思维很具有挑战性，所以颇值得加以研究。

　　一、关于哲学是否具有普世性

　　及其可理解性问题斯宾格勒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他继承和发展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建立了一个“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类的种族作为宇宙的存在和一种精神的单位，有一个原始的“家”，即种族所在的地方。这块地方的土壤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之影响种族的特质正如影响植物一样；而血则是生存的象征，它把前代和后代联结成由命运、节奏和时间构成的巨大连锁。种族特征归根结底是由血与土（bloodandsoil）所决定的，尼采的“意志强于理解”正是寓于人的血液中的强有力信条。以此观照历史，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不同种族的文化的生长盛衰的历程。构成其实质和核心的，是生活中的有机的必然性和宿命的必然性，只有借助于本能和直觉才能理解它。以上观念直接支配了他对比较哲学研究领域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

　　第一，有没有一种普世的或一般的哲学？

　　斯宾格勒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根本就没有哲学‘自身’（initself）这样的东西。每一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哲学，那是它的总体的象征性表现和形式的一部分，这些表现和形式有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法；……因为它是一个大宇宙把自身呈现给某一特殊文化的有理解力的人的特殊方式，那一文化已先验地决定了提出这些问题的整个必然性，以及提问的方式。”“古典文化和浮士德文化，同样还有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自身固有的提问方式。”〔1〕他认为从哲学的时代性来看，也不存在一种普世的或一般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是它自己的时代、也只是它自己的时代的表现……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会有同样的哲学概念。”①

　　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8页。该版本的主要内容为《西方的没落》第1卷《形式与现实》的导言和第2卷《世界历史的透视》，以下引文皆出自这一版本。以上论述，似乎能言之成理，但细一推究，却也有不通之处。哲学作为人的精神的最高产物，既可以是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也可以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的哲学都是全人类的哲学，通过思考全球性问题、会通东西而形成一种世界的哲学，已成为哲人们的努力祈向。在这种条件下，仍然齗齗于哲学的民族之异、古今之辨，未免就过于狭隘了。斯宾格勒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一观点坚持到底，当他呼唤“去发现别种文化中人同样确切地得出的真理和见解”，以建立“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枯竭了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关于未来的哲学”时，他就自动放弃了这一观点。

　　第二，中国人能否懂得西方哲学？

　　斯宾格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他认为伟大的文化是起源于性灵的最深基础之上的，每一文化都有一基本的象征，它表现于这个文化的各个方面。每一文化各有自己的世界图景、观念、生活、愿望、感情等等，既然连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都不相同，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当然也就“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因此，不同文化之间是根本互不了解的。

　　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于现代中国学者来说，只是其手中的玩物，把玩而已，哪里能够真正读得懂！他说：“当柏拉图谈论人类的时候，他指的是与蛮族相对的希腊人，这是完全符合古典生活和古典思维的非历史形态的，他的前提使他得出了对希腊人而言完整而有意义的结论。然而，当康德把伦理观点等哲学化时，他认为他的论点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都是适用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思想的必要形式实际只是西方思想的必要形式，……西方人的范畴对于俄罗斯人是陌生的，正如中国人或古希腊人的范畴对于西方人是陌生的。……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全然不同的智力性质，对他们说来，‘从培根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值。”〔2〕

　　我们中国的某些西方哲学研究者很推崇德国哲学，甚至将其作为评判其他民族哲学水平之标准，可是德国人却说你根本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哲学，这不是很扫兴吗？说中国人不可能懂得德国哲学，这当然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但国人之过分推崇德国哲学，却也值得作一番理性的反思。

　　第三，西方人能否懂得中国哲学？

　　对于这一问题，斯宾格勒却出人意料、也出乎他自己的逻辑之外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在这里道理很清楚：西方学者如果不懂中国哲学，又如何能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斯宾格勒本人来说，如果不懂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还讲什么“比较文化形态学”、讲什么“比较哲学”呢？因此，可以说其他任何人都不懂中国哲学，惟独不能说他斯宾格勒不懂，为此，他就不能不自相矛盾，也毫无顾忌地自相矛盾。

　　他自称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发现了“远超过孔子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自称能洞悉中国人所说的“道”的由来，以及这种对于“道”的信仰与波斯人、埃及人和西方人的信仰的区别；他说他懂得前孔子时期的中国哲学，说管子哲学相当于西方的“巴罗克哲学”，并由此发现“占据着今天业已失传的一种纯粹中国哲学的中心位置的是认识论和生物学的问题”。他也自称懂得孔子哲学，说孔子哲学相当于“古典型文化晚期”（古希腊罗马）和“西方文化晚期”（日尔曼）的哲学，孔夫子所说的“天道”犹如希腊人所说的“宿命”，它不是诉诸生动的体验而是诉诸没有诗意的理智。他认为《吕氏春秋》是“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产生的混溶教派的第一部不朽的著作，而作为孔子国家学说的变体而出现的“儒教”——中国的国教——则是儒、佛、道教的揉合。

　　他认为虽然其他民族的哲学家不可能懂得西方哲学，但西方哲学家却可以、而且应该懂得其他民族的哲学，通过学习其他民族哲学的优点，“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对于以往的西方哲学家，他批评说：“西方的思想家所缺少的正是我们期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的这一点，就是：了解其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的表现的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懂得它们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永恒的’见解只对他是真理，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责任在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中人同样确切地得出的真理和见解。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此外别无他法。”〔3〕无论他所说的西方哲学只是西方人的真理是多么不通，他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态度却值得肯定，因为这种态度必然蕴涵一个逻辑前提，即中国哲学的真理不只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

　　他的比较文化形态学体系，从前门送走了“西欧中心论”，又从后门把它接了回来。他批评“西欧中心论”的观点说：“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做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的地位。”〔4〕但他所说的“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占有任何优越的地位”，只是就文化的多元存在而言；至于其实际论证，却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内在精神的对比，来强调“唯有”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具有某种特殊的优秀素质，“唯有”西方文化还有一个广阔的美好前景，这正是一种精巧的西欧中心论。

　　二、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发现“远超过孔子

　　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遵循叔本华和尼采的思路，斯宾格勒热情讴歌了古希腊英雄时代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骑士精神，赞颂他们对个人尊严和荣誉的珍视、爱情中的生命激情的炽热迸发、看重生命的意义胜过生命本身的价值理念，以及勇武、忠诚、慷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他认为这种精神气质在中国古代也有，尽管中国古代文献经过了儒家“唯理主义”的整理，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那种英雄的、贵族式的高贵品质。

　　1.《尚书》和《诗经》中蕴涵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精神

　　他认为，“中国宗教的伟大的‘哥特’时代处于公元前1300年至1100年之间，并且包括周朝的兴起在内”。〔5〕代表这一时期的是一种高深的神秘主义和一些重大的传说。在《尚书》、《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英雄故事和神话中，蕴涵着比“孔子和他的同道”所能理解的更深刻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与希腊人的英雄崇拜和酒神精神极其相似。他说：“我们知道在书经的正文里，古代英雄故事和神话的残余曾被按照唯理主义加以整理，因而能够传诸后世；同样《周礼》、《仪礼》和《诗经》也还会显示出更多的内容来，只要在从事对它们的研究工作时确信在它们中间存在着远超过孔子和他的同道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既可以看到与希腊的酒神精神相似的体现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因素，也可以看到希腊式的从英雄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化：“我们听到在周朝初期有对于冥府鬼神和男性生殖器的祀拜；有祭神礼拜伴随着狂欢的大众舞蹈的秘密宴饮仪式；有神祇与女祭司之间模仿性的表演和对白，中国戏剧可能就是从这里（希腊亦然）发展起来的。”英雄崇拜和男性生殖器崇拜使祖先崇拜成为“一切年轻的文化”的共同观念：“不但是所有的英雄故事中的皇帝，而且还有公元前1400年以前的夏、商两代的大多数人物……都不过是转化为历史的自然而已。这样一个过程的起源深深地存在于一切年轻的文化的或然性中间。祖先崇拜一向在寻求凌驾自然鬼神的权力。所有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以及迈诺斯·提修斯、罗慕洛都是神变成的国王。在‘救世主诗’中，基督也将变成这样，马利亚是加冕的天后。正是这种崇高的（而且是完全无意识的）方式使得有教养的人去崇拜某些事物——换句话说，就他们看来，凡属伟大人物必然是深受教养，系出名门，必然是雄伟尊严，成为全族的祖先。”

　　《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口号是“bootyandbeauty”，中世纪的骑士也有其冒险性的浪漫爱情，尼采呼唤“夺取最好的空间，最美的女人”，而斯宾格勒则将这一切理论化了。他认为战争和女人是历史的思想和感情的“焦点”，所以他歌颂靠战争起家的贵族，歌颂骑士精神及他们的爱情，并极力在中国经典中寻找这种相似物——寻找“中国生活的荷马方面的表现”和“中国的骑士时代”。他讴歌西方和中国古代的贵族骑士说：“生活川流的一种无限的喜悦贯串在这个最优秀的等级的隆盛的世代中，它彻头彻尾地是方向、命运和种族。爱情，因为女人是历史；战争，因为打仗创造历史；它们是历史的思想和感情的公认焦点。北欧的吟唱诗和南欧的抒情诗相当于《诗经》里面中国骑士时代的古老情歌，那是在训练贵族的场所、辟雍中歌唱的；仪式上的公开箭术表演，象早期古典时代的竞走及哥特时代和波斯、拜占庭时代的比武一样，是中国生活的荷马方面的表现。”①——当然，讴歌中华民族年轻时代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效法古人无论打仗还是偷情都同样勇敢的行为方式，而是要找回那充满生命激情的精神气质。

　　他虽然不喜欢中国哲学家的“过度理性化”的“唯理主义”，但他却赞扬中国哲学具有注重实践性的优点，认为这一优点可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他说：“测验一位思想家的价值的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中的重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他是否只是一个擅长定义与分析、设计体系和原则的聪明的建筑师，他的著作与直觉是否表达了时代精神的呼声。一个不能同样领会和掌握现实的哲学家决不会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中国从管子（约在公元前670年）到孔子（公元前550-478年）的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式哲学家都是象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霍布士和莱布尼兹一样的政治家、统治者和立法家。从老子起——他反对一切国家权力和重大的政治，热爱小国寡民的和平社会——才出现了出世思想和无为思想，这是讲坛和书斋哲学的先声。但是，老子在当时，在中国的‘旧制度’时期，在那些认为认识论就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的坚强哲学家中，乃是一个例外。”他也提到一些西方哲人具有重视实践的精神，但无论如何，“认为认识论就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的优长之处。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西方哲学界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看看当今的‘哲学家’，会使人感到狠狈和羞愧。他们的人格多么贫乏，他们的政治眼界和实际眼界又是多么平凡……他们只有一些与任何其它人相同的乡鄙意见。”“我们把哲学和宣教……和教室中的胡言乱语混淆起来了……稍微变换一下词句，去重述很多前人关于意志或关于心身平行论所已发表过的意见，那真是一种穷极无聊的工作。这可以当作一种职业，但断然不是一种哲学。一种并不涉及，并不影响当代生活的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学说，最好不要教给别人。”对于德国人的热衷于建构体系，他嘲讽说：“没有比制定一套体系来掩饰观点的贫乏更简单了，即使是一个好观点，如果由一个象煞有介事的蠢货说出来，价值就很小了。只有对生活的必要性，才能决定一种学说是不是杰出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具有合理性的真知灼见。

　　作者：许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