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土地品格与体系论文（共2篇）
第1篇：中国现代哲学的土地品格
萌萌讲过一个解释学上类似“谷物”、“秃头”的问题式寓言：“一支溃逃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在她看来，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一支“溃逃的军队”，只不过方向有点变，如今“溃逃”变成了“尾随”，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萌萌因此有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意志”和“能力”吗？
从何时起，“文化自主性”对中国学术成了问题？佛教东传以后，虽然对中华文明构成了冲击，但并未撼动中国传统政教秩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依然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晚清以降，随着西学大举入华，中华文明的根基却受到了强烈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难题上：“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刘小枫语）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置身于这一被晚清士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涡流之中，仍需面对这两个难题的逼迫，这是我们探讨“文化自主性”绕不过去的问题背景。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初，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题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年会上，萌萌提交了名为《汉语作为民族语言表达如何可能—“当代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一文，直面“文化自主性”问题。萌萌开篇明义，要从“语言和经验的关系”问题谈起。真是个奇怪的角度。
“语言”和“经验”—对西学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两个概念纷繁乃至晦暗不明的语词，萌萌自己就坦承，她不懂什么叫“经验”，甚至根本记不住任何一个学派对“经验”的概念定义。同样，虽然萌萌终生关切“语言”问题，但“语言”之所以对萌萌成为问题，更重要的不是“专业的原因”或“学术的趣味”，而是裹挟着其独特生命感觉与生存需要的“问题的引导”—唯有“问题”的引导才可能造成一种“生存、思维、表达这一体的生存整体性及其意义的生成”（《萌萌文集》，117页）。那么，这“引导”对萌萌意味着什么？又将她引向何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萌萌曾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语言”问题，并提出属己之问：“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与当时“思想解放”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直接相关，即如何伸张并确立被中国传统所抑制、被“文革”意识形态所剥夺的个人的“个体性”，以继续深化在“主体性”上原地打转的思想解放。需要注意的是，萌萌所探问的“个人性”或“个体性”，绝非如今按西方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孤独自我”，更非等而下之的物欲化、均质化的“单子式个人”，而是从公共性、均质化、普遍化的“给予即剥夺”中挣扎出的真实存在—带着属己的精神性苦难，带着无语、残缺、破碎与有限性而崭露生命头角的真实个人。值得强调的是，在萌萌那里，如此的“真实个人”及其“个体性表达”，与“族类生存”及其“公共性表达”绝非二元对立，萌萌力图将二者放到某种更深的“相关性”中加以考察，并获得了一种近乎悖论的艰难表达：“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人不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生而被抛入“既与的既成语言”中了，他离不开“公共语言”，否则“根本无法进入社会沟通和交流”，也就无法获得社会意义上的现世安稳与人生幸福。因此，“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这是人的“幸运”。但同时，萌萌强调，这也是人的“不幸”—“既成语言可以裹挟一切，对许多人，它就是一切，经验、情绪、感觉、想象，都跳不出它的窠臼。”萌萌深刻地发现，“语言—逻辑”担当了超人、非人化的角色，以“非人化的客观性即真理性保证了人与人的理解、沟通和交往”。但问题在于，这“保证”有不可避免的“虚假性”，它造就了作为主体持续在场的“我们”，却绝不是“真正需要理解、沟通和交往的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萌萌文集》，95页）。人就是在这真实的近乎残酷的“幸与不幸”中“生存或毁灭”。那么，不可归约、不可论证的带着“差异的彻底性”的真实个人及其通过痛苦的转换而生成的“表达”如何从既成语言乃至习惯语的断裂中脱颖而出？
萌萌为此做了大量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直至生命尽头。但就在临终前不久，在更为生死攸关的背景上，萌萌却将其终身探寻的“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转换为“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个转换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公共语言”或“语言—逻辑”担当了超人化、非人化的角色，表面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和交往，但事实上却是将个体性的真实个人裹挟而去，徒留一个主体的虚假幻象，那么，席卷全球的西方强势话语如普世价值对非西方民族提供的同样是一个“虚假的保证”—某著名华裔学者曾直言不讳，为了不与“全球化”的大势相冲突，我们“只能在承认人类有普世价值的大前提下，保持个别民族或文化的认同”！言下之意，中国等于传统、特殊、民族性，西方等于现代、普遍、世界性。倘若“个别民族或文化”与“全球化大势”和“普世价值大前提”相冲突，就难免从其传统中被连根拔起以转向西方道路所指示的“现代性”！一百多年来，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有启蒙智识人的摇旗呐喊，虽经百年浴血赢得政治独立，中华民族却依然走在顺昌逆亡的“启蒙”之路上！刘小枫尖锐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智识人“几乎无不凭靠西方启蒙观念图救亡”。但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国图存不得不用西方启蒙观念搞动员，启蒙与救亡成了一回事，彻底救亡等于彻底启蒙，结果是彻底掉进启蒙观念不能自拔……”（《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现代学术没能力通盘考察、清算“西方启蒙”之“蒙”，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以及生死攸关的“中国人问题”—“在西方军事政治文化殖民的死亡胁迫下，是否还有非西化的另类的走回自己民族文化的路？”（张志扬：《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萌萌因此有问：“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
我们说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的时候，谈的是一个民族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而不单纯是一种工具语言。如果仅仅是谈这种工具语言，那么在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中，其实无所谓民族语言……无所谓一个民族语言自身所期待的那种精神性的、多维度的非常丰富的整体内容。……汉语言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根和谱系式的整体性语言，使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它的传统，都在我们从古代经典的传承中，我们是传承中的一个个人。（《萌萌文集》，153—154页）如何理解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言？萌萌没有纠缠于诸如语言学、语义学的概念辨析，而是一步跨了过去，将语言从概念性和工具性层面的理解拉回到生活“粗糙的地面”上来。在萌萌看来，处于西方强势话语面前的“汉语言”绝非一种工具语言，而是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一种“共同性”，它承负着一个民族的礼法与德性、苦难与光荣，它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整体性的语言，使“中国人得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犹太人施特劳斯非常懂得这一点：“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出身，也不可能通过希望过去不存在来消除过去。”（《我们为什么仍然是犹太人》）所以萌萌说，我们是“传承中的一个个人”—一个带着他的出身、土地与血的个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言不能像“私人语言”一样自我满足，而是“必须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必须具有世界性文明担当的勇气、魄力与胸怀，因为这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格局与文明品质—
如果我们中国人就在一个封闭自足的圈子里，不进入世界文明的交融碰撞，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自己的一套语言，而不去谈什么汉语言的世界性表达，因而它不需要使我们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站立在世界多元格局中（《萌萌文集》，154页）。
至此，萌萌为我们思考汉语言问题厘清了“两个界限”：一、汉语言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根和谱系式的整体性语言，使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二、汉语言必须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进入世界文明的交融碰撞而做出世界性表达，从而使我们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站立在世界多元格局中。换言之，不把汉语言还原到“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这一至深之根基，汉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在西方强势话语的“虚假保证”中被解构、拆毁并沦丧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工具语言，迟早被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浪潮裹挟了去，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也就被抽掉了；反之，没有文明自信，不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汉语言也就谈不上世界性表达，中华文明也就没有能力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类型的独立而互补的精神境界—“两者相互激荡，遂成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不可阉割不可替代的生生不息的源流。”（张志扬语）因此，萌萌强调—
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古今问题以及世界中的诸神问题的一种审视和关注，我们是否还保留有成为我们传统，成为我们精神性品质的东西？对今天世界的格局和危机就多了一个更深远的维度让我们审视和思考：我们是否还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自己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今天世界上更值得我们过的生活？（《萌萌文集》，154页）
由此可见，萌萌之所以从“语言和经验”的关系角度来思考“文化自主性问题”，是因为在她看来，“语言和经验”问题以及“文化自主性”问题归根结底关涉中国这一政治—文明共同体的现代性命运—它既关涉“古今之变”，亦深入“诸神之争”。说到底，萌萌对汉语作为民族语言如何表达乃至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是从他们“这一代人”独特的“土地感觉”和“苦难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萌萌说，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去谈西方那些抽象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独特地区别于别人的经历都是由各种经验构成的”。
问题是，使“这一代人”成为“这一代人”的独特如同命运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晚清以降的数代仁人志士，谁不是在此大变局中思索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萌萌“这一代人”的特别之处何在？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引导着“这个人”乃至“这一代人”，从而使其能够区别于前人，以极其独特的面容植根于时代土壤的深处？他们又凭借何种情绪、感觉与哲思，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路？
在为萌萌逝世三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刘小枫写道：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萌萌祭》）
与萌萌之思不谋而合—这一代人的思考“天生地担负着个人遭遇与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某种命运样的东西”，它才使这一代人成为真正“这一代人”。但让萌萌痛惜不已的是，造就这一代人的非凡的“苦难经验”正被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主义和概念所分割、肢解，“经验”向“语言”生成性转换的可能性也将消磨殆尽，遑论历史苦难与民族复兴的息息相关？两相对照，法国人对“大革命”的研究几乎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史学”的高度并当作法兰西民族给予世界的“文化精神财富”，而中国知识界对那一段历史究竟该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什么样的哲学有能力看清并破除启蒙现代性的迷雾，直面“资本”与“技术”的全球联手给人类文明与命运带来的毁灭性风险？“这哲学”有意志与能力复返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并扎根其上，建立起承担中国百年漂泊的现代命运并为世界承担责任的政教制度与思想形式吗？
如何理解脚下这片土地及其“苦难经验”，简直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罗陀斯”！
萌萌直言，我们不能用“怨恨”就把这场“革命”仅仅归结为“苦难”（“浩劫”、“噩梦”），否则将把它所包含的各种“最为丰富的经验形态的东西一笔勾销”。在一共十五个段落的文字中，萌萌花了七个段落谈论“文革”经验不可化约、不可抹平的弥足珍贵的品性，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去谈西方的那些抽象概念”，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独特地区别于别人的经历都是由各种经验构成的”；反之，“个人”丧失真实性及其表达，“民族”则丧失属己的文明种姓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及其表达。萌萌清醒地意识到，归根结底，这片土地历尽苦难的现代性“经验”为“中国现代哲学”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使命：首先要有意志和能力知“彼”—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古今之变，不看清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内核，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的文明类型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更要有意志和能力知“己”，知“亦彼亦己”—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命运因于怎样的内在困难？如何回复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以激活其起死回生的复兴能力？中华文明又如何进入世界格局同其他文明类型“彼此”独立互补以至中和从而担当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与责任？这是“土地”与“时代”赋予这一代学人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命运”！于是有萌萌“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那深藏不露的叹息，有她和同代人艰苦卓绝的“拣尽寒枝”与“西学中的夜行”……
一支尾随的军队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不知道。但我们时代来自土地深处的思想者，因其破掉了“西方诸意识形态”的迷梦而开始走出西方，正如萌萌在《关于〈玩偶之家〉的采访》中所说—
今天已经到了“走回自身”，让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承担起复兴世界上最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责任。而且这责任自然也包含着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世界承担责任”。
这个路还长得很。
作者：贾冬阳
第2篇：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
一百多年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在其理论指导下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为其增添了符合实际生产力发展的中国化的新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如今的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了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发挥着基础核心的导引作用，这使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的大风大浪中始终稳住了中国这艘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大船。多次的实践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革命数次因为这种错误的做法几乎走入绝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中国的建设稳步提高，逐渐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和实践浪潮又在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清楚地指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类社会最终要发展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的路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提中华民族的复兴呢？这是因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已经到了需要彻底中国化的时候了。请不要诧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了不起的马克思中国化的优秀成果的确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一幕幕崭新的篇章，但都还没有做到彻底中国化。那么为什么要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彻底中国化的改造呢？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哲学体系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因而就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环境和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局限，其表达方式也就必然会带有当时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它不可能解决其产生后的所有问题，因为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一个哲学体系产生后，如果它一成不变，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即使它的内核是正确的，它也有可能把人们引入认识的歧途。我们暂不评价其他的哲学体系，就拿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产生于100多年前的德国，其背景是发达的机器工业生产。经过多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我们已经证实了它的内核至少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是正确的。但产生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解决了中国的所有问题了呢？历史上哪个“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李德就差点让完全照搬其理论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灭顶之灾。这是用许多人的鲜血换来的教训和事实。而实际上，当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多次中国化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的，这是铁的事实。
第二，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圆满解释和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证明，它是有局限性的。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现象。对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是：宗教是人们对世界的歪曲的认识和反映。然而全世界到如今仍有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是宗教徒或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美国、日本那样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甚至于国家领导人都还有宗教信仰，这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好解释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然而在精神等特殊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力不从心，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比如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有些学者甚至不负责任地一概归之于“封建迷信”之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三维世界的物质能量运动的解释和应用较如意，但对四维以上的物质能量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而世界是多维的，这是许多科学家已经公认的，因此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才能继续发挥着先进的指导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完整，它只论述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建成后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状态并没有描述。而根据物质远动的永恒性，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可能是社会运动的终点。故仍以原有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认知和改造社会的活动显然不是最佳选择。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既然有局限性，就至少有改造的必要。
第四，中国早就有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并且数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在这个哲学体系的指引下稳步地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并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运动早已有了其引导的哲学路标。而中国近现代的道路亦不是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发展程序进行的。比如，中国就没有从政体上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2500年前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实际完全覆盖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内涵。当今社会涌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不是偶然现象，这正是中西方最高哲学体系到了相互融合的时空表现。因此，在新的时代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必须彻底中国化改造的时候了。
以上我们列举了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改造的理由，那么怎样的马克思哲学体系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彻底中国化的改造呢？彻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马克思实现全人类身心彻底解放的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道德（具体表现形式是天人合一）完美结合的新的哲学体系。
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彻底中国化改造的关键和瓶颈在于由三维到多维的改造。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三维，这直接导致它对精神及多维生命特殊等领域的实践盲区，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身心彻底解放，从心理上讲，还显得比较狭小，因为不是实现所有生命的身心彻底解放，而是局限于全人类。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从一诞生就是包含了天、地、人等多维时空的以道德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全维哲学体系。因此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道德的结合，就能从根本上弥补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全维（及多维时空观）方面不足，这样所产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者也可以称为彻底中国化的全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才能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全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
1.世界的本质是存在，根据存在形式的不同，分为虚存在和实存在。能量及能量波属于虚存在，也叫负宇宙，其肉眼不可见，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其运动速度起步就是超光速，思维就属于这种虚存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可以称之为阴及阴性物质；以粒子形式存在的各种物质属于实存在，其占有空间，运动速度在光速以下，我们的身体就是实存在，也可以称为阳或阳性物质。
2.世界处于物质和能量的永不停息的相互转化的运动中，运动是其根本属性，也即是，一切存在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中。所谓的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运动中，宇宙自然产生和形成并遵循一些列规律：阴阳根本律、五行生克制化律、涌动螺旋律、中成极反律、因果律、宇宙自控调谐律、质量互变律、天人合一律等规律。
3.世界是多维的，不仅仅局限于长、宽、高的三维存在，维层的区分主要基于物质和能量的量级和存在形式，各维层的物质能量按照其存在的维层的固有规律运动，同时也遵循者宇宙的总规律。在一定条件（尤其是能量改变达到一定限度时）下，各维层的物质能量可以相互交换和转换。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维层的物质能量的运动都可能间接或直接影响其他维层甚至整个宇宙的运动。宇宙物质能量运动总的规律和趋势是平衡，但这些运动不是绝对平衡的，会造成物质能量的再分布，当运动造成的物质能量的再分布达到一个极端而再不可调和时，宇宙会自然地产生一次彻底的大“洗牌”，使其内部物质能量重新分布，重新形成物质能量重新分布的“新”的宇宙。
4.生命是宇宙物质能量运动的最高级形式，其表达式为：生命=生命载体+生命程序+生命能量。生命程序是高级的运动模式。在任何维层中，只要存在生命载体（生命物质）、生命程序，具备生命能量，就可以产生生命。生命运动对于宇宙的物质能量影响最大，因为它具有某种“主观性”，也就是自以为具有能超越宇宙规律的运动能力，因而可能逐渐偏离宇宙的固有运动规律而造成宇宙物质能量的非自然、非均衡的分布，最终在宇宙的大“洗牌”中自我毁灭，但若果生命觉悟了，能够自觉修正自己不符合宇宙运动规律的运动方式，就可能获得与宇宙同在的形式最佳、时间最长的存在。
5.社会运动是生命运动的特有运动之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三维时空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社会存在形式，但并不是社会存在的最终形式。所有生命获得生命载体和生命程序的运动完全与宇宙规律和合的天人合一的多维社会存在形式才是宇宙最理想和高级的社会存在形式。
全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探索和尝试，它解决了原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结合的瓶颈——多维时空观念和多维生命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彻底消除对人生宇宙的疑惑，从而轻快而直接地走向马克思设想的身心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的建设之路。相信不是很久的将来，经过人们的实证，我们一定会在幸福的大同彼岸相会！
作者：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