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哲学思想论文范例鉴赏（共2篇）

   　　今天学术参考网小编和大家讨论的是培根哲学思想论文的写作范例，培根是描绘出了归纳法的原则，尽管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但培根毕竟为哲学科学方法带来了一大突破。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简析培根的散文《论高位》及其政治和哲学思想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位英国散文家，他生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其一生经历了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统治的全盛时期，这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酝酿爆发的前夕。而培根敏锐地觉察到了时代的脉搏，集中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可以说他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培根的诸多成就中，《论说文集》（The Essays）是他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也是他人生经验和体会的结晶。它的主题涉及方方面面，“如爱情、真理、友谊、父母与子女、美、读书、财富、青年与老年、建筑、死亡以及其他许多题材”。《论高位》（Of Great Place）可谓是培根散文中一篇发人深思、值得细细品味的精品之作，勾勒出了居高位者的生活、恶习及执政的手段，“它本是培根毕生宦海沉浮观察体验的结晶，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勾画出一幅不分地域、历久弥真的官场现形图”。

　　一 简析培根的散文《论高位》

　　散文《论高位》开篇便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居高位者的画面。他们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声誉的仆役，事业的仆役”。在谋求权势的过程中他们同时失去了自由——人身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以及支配时间的自由。因此，“为谋求权势而失去自由、为求治人之权而失律己之力”，这似乎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作者清晰地展示了追逐高位者患得患失的心情和久居高位者的恋栈心理。“登上高位的道路是艰辛的，历尽辛苦而得到的是更大的辛苦;有时还是很卑劣的，做尽不光彩的事才达到光彩的地位”，字里行间都渗透出一丝丝的讽喻，不禁让读者拍案叫绝。至于那些刚登上高位者，往往“立足不稳”，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要保持住这个苦心寻得的位置，不让它转瞬即逝就更难了，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而那些年迈体弱者欲退时不能退，该退时不肯退，这种恋栈心理不仅对国家、人民有损无益，对其本人也是一种莫大的苦恼。而且，居高位者也需要借助别人的看法才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如果他们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他们是不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而只有当他们思索着别人对他们的想法，别人是如何渴望着拥有他们那样的生活时，他们似乎才感到了幸福，一种完全由外界赋予的幸福，而内心却是极其空虚惆怅的。他们总是最先感到自己的悲哀与忧愁，但沉浸在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声中，他们却最后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因而对自身也就不再了解。他们整天忙于各种事务，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就无暇顾及了。可悲的是，甚至当死神降临时，他们仍对自身一无所知，而世人却已熟知其为人。

　　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培根也深知权力的重要性，因为身居高位者既便于行善也便于作恶。高尚的道德引导人们自觉行善，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相反，过度的权力集中往往导致权力的滥用。“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有绝对的腐蚀力’。因此，必须有种种制约的力量才能使掌权者不能肆意推行违背大众意愿和利益的事。”培根本人是“根本反对极端的绝对的君主专制的。他强调王权应受限制;强调国王应以法治世;强调国王应通晓君王权力的限度及职责”。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讲，培根

　　是个保守派。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政府，这个政府充满了仁爱，不受统治者过度的专制统治。然而，正是培根政治观中的保守态度促使他始终为君王的权力而辩，正因为此，“导致了国会最终告发他，并借打击他以打击王权”，同时也导致了他政治生涯的意外衰败。

　　此外，培根在阐释权力时也竭力证明谏诤的重要性，因为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莫过于对进谏者的信任。他提倡国王应广开言路听取国会的不同提议，这样即使是最聪明的国王也将从中得到启示，受益匪浅，而国王的尊严也因参与议论而增高了。

　　同时，培根还指出“掌权者有四大弊病：拖延、贪污、蛮横、通融”。其实这四大恶习并不罕见，拖延与通融极大地影响政府的效率，而贪污与蛮横则将败坏社会道德，从而引起民众的不满。正是由于培根本人在政治生涯中的跌宕起伏，他才能对这四大弊病有颇为深刻透彻的剖析。

　　弗兰西斯·培根生于伦敦，他于12岁时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进修法律并于1582年当上了律师，两年后在下议院获得一席之地，但因不赞成女王扩充军费的措施，几次升迁的机会均告落空。在艾塞克斯伯爵的帮助下，他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在20多年的时间里撰述并出版了许多著作，但由于政治上不得意，俸禄微薄，负债累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直到1607年，培根46岁时才被新登基不久的国王詹姆士一世任命为副检察长。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613年任司法大臣，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荣升大法官即大理院长，相继被封为威如阑男爵、圣奥本斯子爵，达到了他在仕途和名利场中的顶点。1621年60岁时被控受贿，被判渎职罪免去一切职务。培根承认说：“我真诚地坦白自己犯有贪污罪，同时放弃任何的辩护。”

　　从以上培根的个人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政治生涯伴随着缓慢地上升和突然地衰败，甚至因贪污受贿而遭国会的弹劾，最终被逐出王室，这些融合了他个人经历的富有洞察力的观察体验在其对掌权者的四大弊病的描述中有了惟妙惟肖的体现。

　　在这篇散文中，培根也告诫有志于高官厚爵者对前任的政绩批评不应过于苛刻，应尊重同僚，在求情者面前不可过于矜持或时刻不忘自己的地位。“一切升至高位者都是沿着迂曲的梯级盘旋而上的。遇有派别之争，在上升之际大可参加一派，而在拥有一定地位时则须寻求平衡，保守中立”，这一观点揭示出培根对政治的经历和态度，他试图告诫有志于高位者在上升时大可攀附一派，而得利后则须明哲保身、保持中立。

　　二 弗兰西斯·培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

　　1.培根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思想

　　通过对《论高位》的细致分析，培根关于居高位者的生活、恶习和执政手段等方面的观点已清晰可见。众所周知，培根被马克思称作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然而“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渗透进了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中，这种方法在他的座右铭中有了最好的归纳：通过隐藏的生活，人生活得最好。他复兴了蔷薇十字会（17世纪与18世纪的一种秘密会社）神秘学派和共济会，为这些秘密的兄弟联谊团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于是这些组织便成了充满理性与科学的新培根派哲学的载体与媒介。与歌德颇为相似的是，培根也蔑视那些不能够产生实际效应的知识，同时也蔑视对自身邪恶的否定。”培根非常感激马基雅维利能直率地评价人性在政治领域中的阴暗面，他说：“我们都感恩于马基雅维利，作为作家，他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称人们实际上所做的并非他们应该做的事，因为要想结合毒蛇的智慧与和平鸽的无辜，而不具备关于邪恶的本性的知识，这一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的一位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王子》（The Prince）（1513）描述了一位不顾道德准则、决意要维护其成就和权力的统治者。马基雅维利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谚语“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它就像鬼魂般萦绕着人们，对英国的政治力量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因此，如果说培根的《论高位》渗透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思想这一观点我们能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将更容易觉察到他的这一狡黠的思想更激烈、更生动地弥漫在他其他的散文中，如《论野心》《论伪装与矫饰》《论贵族》《论叛乱与动乱》等。

　　卡莱尔（Carlyle）认为培根是少数几个中的一位“能直接与宇宙对话的人”，麦考利（Macaulay）认为培根“有聪颖的天资，能把想法汇集起来，然后赋予其简洁易懂、富于睿智的特性”;然而，对麦考利来讲，培根同时是一位“完完全全不诚实的人”，他用自己智慧的头脑迷惑人们，使人们忘却普遍认同的社会正当行为和道德观念。培根承认自己的缺点：“我不会质问你们是否把我当作一个公正的人来看待;同时我直率地坦白我不是（一个公正的人）。”

　　2.培根的革新的哲学思想

　　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统治的时期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目睹了文学和艺术领域史无前例的活跃。

　　在这一形势下，培根敏锐地感觉到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大陆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潮正猛烈地冲击着英国思想界、文艺界和整个英国社会。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对被现代自然科学所采纳的归纳法的应用，而不是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的纯粹推理、演绎。换言之，他与经院哲学发生对抗并与之彻底决裂，并成为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和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可以说，培根描绘出了归纳法的原则，尽管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但培根毕竟为自然科学方法带来了一大突破。培根看到了对人类重要的知识是以经验为根据扎根于自然界的，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体系将保障人类对世界的统治。同时，“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古今中外广为传诵的名言也是由培根提出的。不言而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对人类思想史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

　　因此，用麦考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陈述这样一个论点——弗兰西斯·培根拥有人类被赋予的建构得最完美的智慧。”哈勒姆（Hallam）把他描述成“最聪慧、最伟大的人，并断言说培根可以与亚里士多德、修西得底斯、泰西塔斯、马基雅维利、休姆等所有这些哲学家相媲美”，艾迪生（Addison）肯定了这一观点，并称培根“拥有了古代最伟大的作家们所有惊人的天赋”。可以说，培根在总括了自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全部知识的同时，又从根本上革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为现代实验科学及发明创造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他个人品性与生活有什么缺点过失，培根作为现代学术思想的伟大先驱者是当之无愧而无可争议的。”

　　三 结束语

　　因此，《论高位》可谓是培根散文中的精品，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身居高位者的生活、恶习及执政手段等方面的画面，同时也反映出了他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思想和革新的哲学思想。如果说在查尔斯·兰姆的笔下，虚构与事实达到了美妙的结合，平淡的日常琐事在想象的光耀下幻化成了天地间迷人的景象;而威廉·赫兹列散文写作的“基本准则是个性化和平实感，是不受任何正统的美学和政治学说束缚的真情实感的流露”;那么，培根，作为英国散文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则是根据自己的阅历，用一种中性的语言向他人传播知识和智慧。《论说文集》是培根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其对生活、社会、人际关系的阐释充满着人生哲理和高度的艺术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散文不仅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让我们得到了精神上的陶冶和激励。

　　作者:陈薇薇

　　第2篇：培根对古代哲学中目的因的批判和改造

　　1.引言：问题的提出

　　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描述运动变化的四种原因中的一种，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这一对运动变化原因的一个重要解释，却在培根那里被批判和悬置了起来。这一批判和悬置的背景、理由和目的为何？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只有余丽嫦在她的《培根及其哲学》中予以了部分讨论。但是，她的研究并不充分，这种不充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她没有分析古希腊哲学中目的因的本质和有效性的论证，二是一培根如何对目的因在批判的基础上又部分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科学服务的哲学中的有机部分的思想史事实。

　　因此，本文将在澄清古代哲学中目的因概念的基础上，论述其在古希腊哲学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找到培根对其批判的切入点，具体展示培根的这一批判和和由此导致的对目的因的抛弃和悬置。然后在指出培根如何在对目的因批判和否定的同时，利用和吸收了其中重要的内容来成为他自己哲学的一部分。

　　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目的因及其哲学上的重要性

　　根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三章，亚里士多德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归结成四种，它们分别是：

　　（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即“质料因”。

　　（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即“形式因”。

　　（3）“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即“动力因”。

　　（4）“终结，是目的”，即“目的因”[1]50（194b24以下）。

　　可见，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事物变化的四个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目的因存在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他的辩护归纳起来就是：在一个有终结的连续过程里，每一阶段是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而有规律的自然活动（比如在地中海沿岸冬季降雨）是一个必然的连续过程，因此它必定是朝向某种最终的目的的（具有目的因的）[1]62（198b34- 35）

　　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不仅合理地存在着，它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理解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重要性，就首先要考察到亚里士多德对本源的探究。早期的他似乎认为质料是本质[2]25（2a12以下），而到了晚期他则认为，质料所依附的形式才是最根本的本质，正如陈康的《论希腊哲学》中阐述晚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时所说到的：“形式当然是本体，具体物是派生的本体，因为这个两个规定性[即‘可分离性’和‘这个性’——本文作者注]原来是形式的规定性，只是通过形式在质料中的实现，它们才也进而属于具体事物。”[3]383- 384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的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念并不相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不仅是每一事物的概念和本质，而且也是它最终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4]188。因此，本质不是一个静态的“某种样式”，而是一个动态的“朝向某个目的”的实现活动和实现本身。在这一对本质的全新定义中我们发现，目的因作为运动变化的原因不仅处于事物的形式中，而且还是形式中最重要的部分综上，目的因被用作亚里士多德解释世界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也因此是“解释世界”的最好、最融贯的体系的基石。

　　3.培根对目的因的批判及其原因

　　不过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设立目的因的基础是，将人类的行为模式套用到自然上，其方法是：我们的每个行为都有行为目的，所以自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是和人为产物里一样的（比如技术制造是为了某个目的，自然产物也是为了某个目的）”[1]63， 199a9- 11。用这种类比的方法得出来目的因，很有可能导致一种神创论，被用于神学目的。

　　培根正是针对这一点，对目的因进行了批判，他在《新工具》中谈到，目的因事实上只存于人身上，用它来分析宇宙，事实上是对它的一种滥用：

　　对于自然的最普遍原则，本应该照着它们被发现的样子认定它们就是绝对的，而不能再以什么道理把它们归到一个原因。可是人的理解力由于自己不能罢休之故，却仍要寻求自然秩序中的什么先在的东西。结果它在努力求远的东西中却回头落到近在手边的东西上，就是说，目的因上。而这种原因分明是与人的性质有关而与宇宙的性质无关的，而正是從这个根源上把哲学搅得不成样子。[5]24- 25：一48

　　要注意的是，培根这一段论述更多地着眼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意他认为既然目的因没有现实和实践的意义，只能沦为神学的工具，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毫无助益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抛弃这样的目的因。这里充分体现了他对以往学者用目的因来考察世界的否定，以及他要用全新的哲学形态——将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来取代旧哲学的意图。

　　4.培根对目的因的改造

　　培根虽然否定了目的因作为事物一个原因在科学考察中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比如余丽嫦在她的研究中就指出，培根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一规律性和因果性，正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需要目的因的理由——目的因作为因果规律最终的“定锚”的奠基作用。

　　那么如果没有了古代哲学的那种目的因，培根的因果性和规律性要奠基在什么东西之上呢？培根认为把它归入事物的形式性的因素名下。事物在自然界之外是没有原因的，没有比它更原始的东西 [6]308， [5]24- 25。这种物质的“没有双亲”的状态决定了它必然要包含自己运动的原因和原则。

　　但是这样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培根指出，这些事物自己使自己导向运动的原则是事物自身的“欲望”和“恐惧”——即逃避非自然的压力，恐惧、厌恶新的扩张和新的收缩等等，正是这些导致了事物自身自己使自己運动 [6]320。

　　在这里我们发现，自然的目的性的依据不再落在未知的“彼岸”甚至落在“神”那里，而恰恰就落在事物自身之中。从而，它不再是对于我们而言“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被把握和利用的”了——这样，通过把因果必然性还原到事物自身的其它形式性因素的方式，原本对科学和实践活动毫无作用的“目的因”就变成了可以被人利用，可以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其价值的某种“因果性的因素”。而这种“可用于实践”，或者说“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的知识，正是他所追求的，在他看来，这样的知识因此应该满足：

　　第一，他愿意被指引到一种在结果上不至把他欺骗，在尝试中不致使他失败的事物。

　　第二，他必定愿意得到这样一种规则，不致把他束缚于某些手段和某些特定的动作方式。

　　第三，他必定要求指给他这样一些事物，不像计议中所要做的事物那样困难，而是比较近于实践的对于一种真正而完善的指导规则就应当具有三点：它应当是确实的，自由的。倾向或引向行动的。[5]108- 109：二4

　　这样，作为旧哲学理论中的核心的目的因所引出的因果性和哲学本身一起，在培根这里不再是象牙塔中枯燥的理论，而成为了改造世界的工具，成了培根口中“知识就是力量”的那种活生生的力量。结论：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的本源问题中扮演核心的地位，但这一地位在培根看来建立在人类比的论证之上。通过对这一拟人类比论证的批判，培根成功地将目的因从他的为科学服务的哲学体系中排除了出去。但是由于他哲学的那种服务科学的特质，即要求哲学所给出的规则必须是有规律的和有因果的，他又必须把某些合目的性的因素召唤回他的哲学体系中，并通过给自然物赋予“欲望”和“恐惧”这样的基本性质和倾向性的方式，替代目的因为规律性和因果性奠基。但是我们要看到，培根一方面批判亚里士多德“拟人化”地设立目的因，一方面自己却也用拟人化的字眼（“欲望”、“恐惧”）来描述自然最初的倾向性，恐怕也难逃自己对前人所设的批评。不过无论如何，培根这种将哲学奠基在为科学服务的基础上，以及对古代哲学的尖锐批判无疑是突破性的，它也无疑是那个年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哲学上的一个反映。

　　作者：刘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