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摘要]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

　　[关键词]科学认知范式；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6-0053-06

　　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哲学的进入而使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讨论愈加深入与丰富，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原理、定律、方法与成果等）即是学者们用于理解和判断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一个重要坐标与方法。那么，科学认知范式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究会怎样的呢？

　　一、以“穷性至命”为研究内容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内容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偏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内容是人，是道德伦理，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科学认知范式顺沿这一思路并引向了深入。基于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是道德性命问题，而不是自然界的神奇与奥秘。熊十力说：“吾国先哲，重在向里用功，虽不废格物，而毕竟以反己为本。如孟子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言‘万物皆备于我’；程子言‘学要鞭辟近里切着己’，此皆承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精神而来。老庄虚静之旨，其为用力于内不待言，此皆与西人异趣者。西人远在希腊时代即猛力向外追求，虽于穷神知化有所未及，而科学上种种发明，非此无以得之也。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则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1]就是说，中国哲学虽然也讲“格物”，但其所谓“格物”是反身向内，是“万物皆备于我”，是在道德性命上用功。这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以自然界奥秘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取向完全不同。牟宗三与熊十力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旨基本一致。牟宗三说：“中国首先把握生命，西方文化生命的源泉之一的希腊，则首先把握‘自然’。他们之运用其心灵，表现其心灵之光，是在观解‘自然’上。自然是外在的客体，其为‘对象’义甚显，而生命则是内在的，其为对象义甚细微，并不如自然之显明。所以中国人之运用其心灵是内向的，由内而向上翻；而西方则是外向的，由外而向上翻。即就观解自然说，其由外而向上翻，即在把握自然宇宙所以形成之理。其所观解的是自然，而能观解方面的‘心灵之光’就是‘智’。因为智是表现观解的最恰当的机能。所以西方文化，我们可以叫它是‘智的系统’，智一面特别凸出。”[2]就是说，具有科学特性的西方哲学，其心灵之光照射在“自然”上，是“向外”的学问；而中国哲学的心灵之光照射在“生命”上，是“向内”的学问。所谓“向内”就是修身养性，就是提升道德品质，就是“穷性至命”。牟宗三甚至认为这个特点在儒佛道三家都有表现，他说：“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3]就是说，儒佛道三家虽都重视主体性，只不过儒家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儒家对主体性做了特殊的规定，这种特殊的规定就是使“主体性”成为“内在道德性”，从而孕育出深厚而精彩的道德性命之学。方东美提示我们，即便具体到某个哲学家，也能证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是“道德性命”。他说：“惟朱熹于斯道高标，造诣不深，浅行即止，盖知识领域，囿于其道德向往，致于客观自然界之纯理知识不能无损。就此层而言，朱熹乃与近代西方人适成一鲜明对照。西方科学家以及深受科学影响之哲学家，其心目中之自然知识观，皆成于主张伦理中立：倡道德价值须全部漂白，以获致客观性之知识云。朱熹及大部分宋儒则与之恰恰相反，皆极重道德睿知，不贵自然知识（尊德性，抑闻见）。朱熹尝言：古时少年，十六七岁入太学受教，学于穷理致知，藉娴习忠、信、孝、悌。故穷理之学，必克就伦理文化而为之，所谓义以修身，明辨善恶，是也。穷理之为言，非关事物在客观自然界之实然状态，而迳指行仪在人伦关系中之应然理想也。”[4]透过“格物致知”在朱熹思想世界中的内容，可以发现他的学问中有对自然界奥秘的关注和涉及，但朱熹与大多数宋代儒家学者一样，所重视所思索的问题仍然是道德性命，而不是自然知识，即便偶尔涉及自然知识也都以道德为限，比如朱熹朝思暮想的是“义以修身，明辨善恶”。可见，以科学认知范式为坐标和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所表现出的特点不能不是“道德性命”。

　　二、以“天人不分”为主客关系

　　中国哲学在主客关系上的态度究竟是主客两分？还是主客合一？依科学认知范式的考察，答案只能是“主客合一”。胡适认为，由于中国哲学以伦理、政治等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它的学问方向反身向内，所谓“格物”，所谓“致良知”，都是向内用功，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对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从不用心，也毫无兴趣。他说：“儒学已长久失去它的生命力，宋明的新学派用两种不属于儒家的逻辑方法去解释死去很久的儒学，并想以此复兴儒学，这两种方法就是：宋学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致良知。我一方面充分地认识到王阳明学派的价值，同时也不得不认为他的逻辑理论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而宋代哲学家对‘格物’的解释虽然是对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是没有效果的，因为：（1）缺乏实验的程序，（2）忽视了心在格物中积极的、指导的作用，（3）最不幸的是把‘物’的意义解释为‘事’。”[5]就是说，虽然是“格物”，但所“格”的对象是政治、伦理，而且在方法上是反身向内；所谓“致良知”，是在心性上用功，因而不会有实验的程序，忽视了“心”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将“物”换成“事”而取消客观认识对象，在这里就不再有主客的对立，不再有天人之间的张力。熊十力认为，中国多数哲学家兴趣都好反身向内，以尽心至性工夫消解主客的矛盾，进而取消了二者的对峙关系。熊十力说：“中土哲人，其操术皆善反，孔子言反求与默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则以反身而诚得之。张子曰：‘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庄子云自明自见，亦此旨也。”[6]就是说，与西方哲学宇宙人生两分的旨趣比较，中国哲学更倾向于宇宙人生合一的主张，更倾向于以默识的方法理解世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主张反身与默识，孟子言万物皆在我心中，张载提倡善反才能回到天地之性，庄子所谓自明自见、内外一体，无不如此。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没有主、客二分观念，人与自然是浑然相处的。他说：“中国哲学亦未以第一节所述之知识问题（狭义的）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其所以，固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7]这里说得很清楚，由于中国哲学从未将个人与宇宙分为二，“我”不能独立出来，不能解放出来，从而也就没有“非我”，这样主客之间、天人之间就不能萌发西方哲学中所发生的“我”对“非我”的好奇与认识的冲动。换言之，科学发生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哲学中都不曾建立，怎么会有进一步的科学学说和原理的需求？冯友兰说：“正因为中国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国不需要科学，即使依培根所说，科学出力量。我刚才说过，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8]既然天人一体、主客不分，那么科学的确实性与科学的力量对中国人而言纯属是多余。张岱年将中国哲学特点准确地概括为“一天人”，他说：“中国大部分哲学家认为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亦即当然的准衡。而天人之间的联系者，多数哲学家认为即是性，人受性于天，而人的理想即在于尽性；性即本根，亦即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乃出于本根。此种倾向在宋明道学最甚。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程明道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语录》）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研究之；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9]张岱年指出，中国哲学将“天”视为“人”的根本，而把“天”与“人”联系起来的是“性”，人受“性”于“天”，因而“人”与“天”的关系通过“性”解决，而“性”又是道德原则，道德原则来自“性”，因而“人尽性”便成为处理天人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即意味着天人一体，“我”与“非我”一体，宇宙在我心中。因此，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将宇宙作为一个外在对象来研究，而是作为内在德性来研究，因为研究“心”就是研究宇宙，研究“我”就是研究“非我”。可见，依照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在主客关系上的态度就是“主客不分”。

　　三、以“模糊笼统”为思维方式

　　以往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也有许多论说，有人认为是抽象思辩，有人认为是直观类推，也有人认为是归纳演绎，这些观点因取材不同而有其合理性。不过，基于科学认知范式的判断，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只能定性为模糊、笼统、综合，而非清晰、明确、分析。严复较早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对科学方法十分崇拜，因而他非常自然地拿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做比较。他说：“盖西学自希腊亚理斯大德勒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10]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虽有训诂，但不是界说。所谓界说，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给予确切、简要的说明。但中国哲学没有这个东西，故与逻辑思维相悖；中国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不能全面地概括事物的特性，所以即便用错了名词，也不能自己纠正。这都反映出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模糊、笼统与混乱。严复举例说：“有时所用之名之字，有虽欲求其定义，万万无从者。即如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问人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以何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二者之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一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11]“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气”用于指示的意涵过于丰富多彩，什么厉气、淫气、正气、邪气、阴气、阳气等，任何物事都可用“气”表示与说明，从而导致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难于分辨“气”的内涵，一个概念的内涵如比混乱，怎能清晰地表达哲学思想和观念呢？熊十力认识到，中国哲学对事物的把握并不是建立在清晰的分析上的，而是建立在笼统的判断上的，他说：“中国的哲学不似西哲注重解析。此个问题甚难置答。据我推测，大概中国人生在世界上最广漠清幽的大陆地方，他底头脑深印入了那广漠清幽的自然，他底神悟直下透彻了自然的底蕴而消释了他底小我。易言之，他底生命与自然为一。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老子底‘返朴’，庄子底‘逍遥游’。这些话都是表示他大澈悟大自在的真实境界。因此他不愿意过计算的生活，不肯把本来浑全的宇宙无端加以解析，不肯把他本来浑一的生命无端分作物我，别了内外。他见到分析是因实际生活方面而起的一种支离破碎的办法。他并不是故意反知，却是超出知识猜度的范围而握住了真理。因此，应该说他是超知识的。”[12]熊十力以儒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老子底“返朴”、庄子底“逍遥游”等来说明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大澈悟大自在真实境界，但这种“大澈悟境界”虽然具有超知识性、神秘性，但却是非分析的、浑然的、猜测的，因而说到底是一种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则用了更多、更具体的案例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模糊性、笼统性。他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多哲学家推崇直觉。直觉也是一个近代的名词，在古代称之为‘玄览’或‘体’（即“体认”、“体会”之体）。老子云：‘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十章）又说：‘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所谓‘玄览’，所谓‘见天道’，都是指对于天道的直觉。这直觉是超乎一般感觉经验。庄子不但要求超越感官经验，更要求超越理性思维，宣称‘无思无虑始知道’（《庄子·知北游》）。忘耳目、超思维，这种境界，称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同书《大宗师》）惟有忘却自己，与最高的道（“大通”）合而为一，才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张载讲‘体物’，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体物即消除了物我的对立，自我，以天地万物为我，这样来认识天下之物。朱熹解释所谓‘体天下之物’的‘体’字说，‘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置心物中’正是近代所谓直觉之义。”[13]在张岱年看来，无论是老子超乎感觉经验的“涤除玄览”，还是庄子无思无虑的“坐忘”，无论是张载消除了物我对立的“体物”，还是朱熹以心知天的“置心物中”，都主动地消除了物我区别，都是模糊不清的直觉，都是缺乏科学理性、科学分析的思维。

　　四、以“玄谈臆想”为议论风格

　　哲学在议论天下事象时，是实事求实？还是踩虚踏空？是据实求证？还是玄测臆想？依科学认知范式判断，中国传统哲学的议论风格之特点偏向玄谈、臆测。哲学对物事要做评估，对学说要作评论，对结论要做判断，我们概括为“议论风格”。以自然科学立场看，中国哲学的议事风格表现为玄虚之论、臆造之言比较多些。严复浸润西方思想文化多年，有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臆造之风较盛。他说：“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公例而一考其所推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4]就是说，中国古代也有演绎法，但由于这种演绎法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因而容易走向玄谈，流于空疏之学，于国计民生有害无益。他举例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迳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15]就是说，陆王心学以“心”为法，不问“心”外世界色彩，不问“心”外世界的变化，光凭“心”发表议论，逞意、必、固、我之气，唯我独尊，唯“心”是从。严复认为，这种风格是十分可怕的。他说：“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可惧也夫”[16]熊十力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实证精神，没有科学观念，但他不能容忍中国哲学在议论风格上表现出来的玄谈、臆想、空疏等缺陷。他说：“凡哲学家立说，以经验界之知识为依据者，若注重质测之术，以矫空想之弊，则虽不足以深穷万化之原，而于物理世界必多所发明，即可由此以发展科学，西洋哲学大概有此长。中国之学，超物而达于神化，非知识的。若其不务质测而好逞空想，则将本经验界之见地，而应用到玄学上去，悬空构画，以组成一套严密的理论，而说宇宙人生如是如是。”[17]就是说，西方哲学以经验界知识为根据，注重实验之术，所以于物理世界必多所发明，但中国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既不以知识为根据，也不注重实验，反而好空想、喜玄谈，于科学进步、人生丰华都不利。在获得真知的程序上，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注重的是神秘的觉悟与缺乏根据的推理，而轻视理论的说明、逻辑的论证。他说：“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接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18]在张岱年看来，中国哲学既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它满足于生活经验的解释，对于经验无法说明的现象，则诉诸于内心的神秘冥证与没有任何科学知识根据的推演，所以其议论不能不陷于空疏妄谈。总之，依科学认知范式，中国哲学欠缺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实证，非但欠缺这些“科学元素”，而且被玄谈、空疏、臆造等“非科学元素”所挤占，因此说，科学认知范式这面魔镜，使中国哲学中的“妖”现了原形，只有驱逐这些“妖”，中国哲学才能回到人间。这应该是中国哲学者以科学认知范式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初衷之一。

　　如上即是在科学认知范式下所获得的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认识，虽然这些判断有着充分的根椐，但有几个紧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澄明。首先，有助于更加全面认识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分析、研究与判断，可以依靠任何可能的坐标和方法，但这个坐标和方法必须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科学认知范式的意义之一就在此。由于按照科学认知范式的主张，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必须包括自然界及其奥秘，哲学所主张的主客关系必须承认主客两分，哲学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必须有理性逻辑思维，哲学议论事象必须是实事求证。因此，如果中国传统哲学的表现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而且，在科学认知范式应用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更加具体的、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细节。其次，有助于更新、丰富中国传统哲学特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即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具有动态中生长、丰满的特性。汉代哲学对于先秦哲学有了新发展，隋唐哲学对于汉代哲学又有了新发展，宋明清哲学对于隋唐哲学又有了新发展，20世纪哲学对于宋明清哲学又有了新发展。而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不同时代人民实践智慧的凝集与升华，同时也因为不同时代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新的哲学思想与学说，其中，佛教、西方哲学的影响最为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科学认知范式为坐标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同时也是提示中国传统哲学在特性上必有需要更新、完善之处。这正是科学认知范式又一意义。最后，科学认知范式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是相对的。虽然科学认知范式对于认识、丰富中国传统哲学有着独特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结论具有绝对意义，相反，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是相对的、有限的，即不能将科学认知范式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判断视为对其他特点的否定。这是因为，第一，在科学之外，尚有其他坐标与方法可为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点提供服务，而且这种服务的结论同样是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更新与完善的，如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即有此效果；[19]第二，应用科学认知范式分析所获得的结论也不全然合理，如关于议论风格“玄谈臆想”的判断，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哲学本貌；因此，科学认知范式的效应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

　　作者：李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