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邹广文(1961-)，男，蒙古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文化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史哲》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课题。

　　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性?

　　邹广文(以下简称“邹”)：文化对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文化构成了人和自然区别的标志，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第二自然”的形成，本身就有着和原始的第一自然的冲突性。所以说人们走出自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从人类走出自然的那天起，就“悲喜交加”：人的文化越突飞猛进，人和自然的对立越从潜在走向现实。你会发现，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对自然有多大的改造能力，即我们如何人定胜天，而是我们如何回归自然的问题了。所以党的十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大报告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顺天应时，即人永远不要做和自然相对立的事。这就是生态文明为什么成了我国“五位一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生态文明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技术世界的突飞猛进助长了人的傲慢。今天，人类只要在自然面前呈现自己的能力，很可能就隐含着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人类对自然界胜利的第一步，人类的确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第二步第三步，受伤的自然开始报复，常常把我们第一步所取得的成绩给否定掉了。所以说，如果说人类文化的发展适合于某种规律性，我觉得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看：对自然的否定，文化产生了，但是文化在否定自然确定自己存在的时候又突然发现人和自然有一种内在的相互关联性，所以人们又开始寻找如何回归自然。如何确立一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生态文明或新型的文化观，是需要我们今天好好思考的问题。

　　谈文化的规律性，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开。今天我们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实践更自觉。比如农业文明就是不招惹自然的文明，或者是顺天应时的文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自然的节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业文明是一种适应自然的文明。而工业文明简单来说，就是招惹自然的文明。其突出标志是，要创造出原来大自然中根本没有的新东西。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出现，改变了大自然的物理结构，是不可逆的文明，即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大自然是不能消化和吸收的。而农业文明中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最后大自然是可以消化和吸收的。如人类所种的庄稼，人类消耗后形成粪肥又被大自然吸收了。而工业生产的塑料袋、玻璃杯等埋在地下一两千年大自然都分解不了。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招惹自然的文明。现在我们强调的后工业文明(绿色文明)，实际上在憧憬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

　　刘：在您看来，当代中国文化有哪些基本形态?

　　邹：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在从铁板一块的高度计划模式下的单一文化走向文化多样性的展开和呈现。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四种最基本的文化形态，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

　　刘：主流文化是什么?它对当代中国文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邹：主流文化是代表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精神。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社会生活中都有它自己的主流文化。今天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和强化主流文化也是党校的重要工作。主流文化不光在中国存在，美国也存在。斯诺登动摇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地位，所以美国在通缉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主流文化，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起到主导和核心的作用，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诉求，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今天中国主流文化的问题在于，如何言说自己的理想，即如何向大众表达自己的文化声音，传递自己的文化信念，在方式方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因为从前我们一谈主流文化，基本上都是灌输，在当前文化多元背景下，传播的渠道多了，主流文化再板着面孔说教，老百姓就不理你了，以前不敢反抗是因为计划体制，存在能不能吃饭的问题，现在经济主体多元化了，经济独立带来的就是文化思想的独立。今天怎么来表达主流文化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刘：那么，精英文化呢?您是怎么看待它的?

　　邹：精英文化在我看来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什么叫知识分子?我觉得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一个学历概念。并不是谁的学历越高，谁就是知识分子。中国自古而今，知识分子实际上有着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要有道义担当，要有社会使命，要有人文关怀。我觉得判定知识分子最核心的标准不是说你博士毕业了，学了个土木建筑、软件工程，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找了个非常漂亮的媳妇，在贵阳买了套舒适的房子就叫知识分子了。这叫啥?小富即安，自得其乐。如果你没有心忧天下的情怀，那就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词。知识分子这个定义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比如孔子，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他的性格：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二是“反其道而行之”。历次批孔的时候，老有人说他在开历史倒车，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能没有人去维护它吗?社会越是变革，的确越需要有一些知识分子去为这个社会中不应改变的价值去呐喊，去坚持，不能因为这种社会转型而让已有的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弱化这种道义担当，直白点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批判的职能越来越被弱化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批判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个社会终究难以有担当。总之，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道义担当、

　　有社会批判，有人文关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倡导市场经济是理所当然的，但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心灵宁静的冲击太厉害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知识分子一分为三：“上山、下海、上船”。上山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从政;下海就是经商做生意;上船就是安贫乐道，踏踏实实守住这个“道”。精英文化就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大诱惑中守住自己的道统，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

　　刘：当前大众文化有哪些突出特点?

　　邹：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展最为迅速、最为向社会普及的一种文化形态。在西方，大众文化也叫做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它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批量生产和运作的;二是以满足人们感官娱乐作为主要目的;三是主要面对都市大众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但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导致两三亿农民涌到城市来，这些人在城市中接受城市大众文化的洗礼，又把城市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村去，再加上现代社会信息传输网络的普及，中国大众文化呈现出一种城乡背景、城乡互动的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城里最流行的东西，在乡村也流行。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批量生产”，讲的就是大众文化不需要政治动员。只要有市场，一个普通人一夜之间可能就变成明星。市场经济的规则往往是非理性的，有些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也会大行其道。拒绝时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大众文化流行起来后，来得快去得也快，讲究的是轰动效应，即突然间掀起一种热潮，或捧起一个歌星，狂欢一阵后归于沉寂。与经典文化不同，大众文化的产品很少具有恒常的人文价值，大众娱乐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次性消费，很少有让人反复去回味的内容。我觉得大众文化生态有待于规范。今天的大众文化几乎是“群魔乱舞”，没有主流的价值导向，大家都在做，但缺少一种社会生活的价值整合。甚至一不留神，一些大众文化做过了，大放厥词，如“我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等等，明显就是价值失范，成了没有底线的娱乐，对文化环境的净化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而且现在有很多本来是严肃文化的传播者，也转向来搞大众文化。一个社会的文化是要有承载意义的，文化要言说理想，在这方面还应该有一些文化自觉的追求。今天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活跃了文化市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影响。

　　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您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邹：我个人认为，从公众定位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存在之根。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必须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传统文化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来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开放的现代世界中，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但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值得我们好好回顾。1840年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文化大举入侵，要开始给我们洗脑了，要斩断我们的文化之根，我们面临着亡国亡种的问题，所以“国学”应运而生。我认为“国学”本身是一个防御性的概念，英、美、法等国都没有“国学”，就只中国有。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整理国故”，希望我们一代一代坚守下去。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弘扬。我个人认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坎了“三刀”，首先是“五四”，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且喊口号最激烈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十年“文革”，喊的是砸烂封资修，要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绝裂，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绝不仅仅是十年，可能几代人都要付出代价。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是以经济的尺子来衡量的，口号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本来一个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不应该被颠倒，但我们的口号恰恰是颠倒的：衡量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能不能拉动地方经济。所以大家拼命用传统文化去招商引资，为了招商甚至不惜造假。我们是在戏说传统，在传统面前缺乏一种敬畏之心。我觉得一个民族是否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取决于其对待传统的态度。

　　中华传统文化不能被戏说!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走向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一个背影和不可替代的资源。未来中国文化真要有特色，必然要与传统文化有内在的关联性。越是搞改革开放，越应该注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尤其要纠正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特别是30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首先去除浮躁的文化焦虑，沉下心来看看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对我们走向未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文化是一条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的长河。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长河中的一份子。对未来我们是传统文化之因，对前人我们是传统文化之果，都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不能让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变得面目全非。

　　刘：当今世界，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软实力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您是如何看待它的?

　　邹：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约瑟夫·奈教授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应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而提出的。软实力更多体现在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中国人把“软实力”炒作起来了。现在，我们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看到了文化软实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和经济影响力相比，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在世界上却没有达到和经济相匹配的地位。象韩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都在文化方面做出突出的成绩，值得我们学习。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早就注意到文化的重要性，在延安时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由此而推，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肯定也是一个愚蠢的民族。愚蠢的民族是不能真正赢得未来的。今天的文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关键是要有一些切实的措施来保障这种国家战略转变为中国现实的文化发展途径。所以这些年来我提出“文化中国”概念，它是对应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的。所谓“文化中国”，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的打造以及全民族现代人文素养的提升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核心发展目标。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深远最恒久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的最本质的体现，自觉把建设“文化中国”作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用“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容回避的艰巨使命。

　　刘：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行动。在您看来，促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府应该扮演好什么角色?

　　邹：一个国家政府应该是社会文化自觉的调节力量。首先该放的要放，该管的还要管起来。如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者的关系上，文化事业应通过政府的出面调节，把该做好的文化事业做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体育设施等等是不能笼统地推向市场的。政府眼里千万不要只有文化产业，而没有文化事业。该放的要放，如歌舞团、演艺团等放开，让其到市场中去求生存;但该管的还要管，以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文化需要。这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八大后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今天应该看到文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发展的形势还要严峻。因为文化是包含着价值观念的，随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我们社会的文化价值诉求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但不管怎么着，还是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一个民族最后赢得未来肯定是在文化层面。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清晰的文化理想，并把这种理想尽可能地传播给社会，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这可能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很重要的一个追求。虽然我们在世界各地建了近400所孔子学院，但现在全部都是在输血，还没有一家孔子学院达到自我造血的功能，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声还很有限，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难题。要使世界听到我们更多的声音，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