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并且由他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现代化进程。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阶段概述

　　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友兰先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先生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1925年以后，他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于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1937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他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方法，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五六十年代，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拓展，独立完成两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

　　80年代，他在总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学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以及“双译法”等，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更高的综合，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总之，冯友兰在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

　　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内容

　　编写中国哲学史最关键的就是研究方法，一个人采用了什么样式的研究方法，就会造就出什么样式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高度重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并一以贯之。

　　（一）历史主义方法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时代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①哲学与历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要想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学说，就必须对其时代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冯友兰提出“两种历史观”，指出历史有两义：一是指“事物之自身”，称为“客观的历史”；一是指“事物之纪述”，可名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他认为“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而写的历史则是因人而异，姿态万千，因此，对写的历史好坏的评价关键在于是否与客观的历史相合，即能否做到“信”，只有注重寻求历史中事物的因果的写的历史才能算是信史。冯友兰还主张，哲学史的研究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

　　综上可见，冯友兰通过自己的积极探索，把历史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传统形态推进到了近代形态，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逻辑分析方法

　　从主要倾向上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领域始终一个理性主义者，主张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他在《新知言》一书中将研究哲学的方法归为两种：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所谓正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负的方法则是直觉的方法。

　　正的方法，即由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维也纳学派认为，所有命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析命题，一种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是无关于事实、不必待事实的证明即可断定其为真的命题。综合命题则是有关于事实、必待事实的证明才能判断其真伪的命题。形上学中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又都无可证实性，所以，形上学中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而形上学也就可以取消。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给冯友兰以很大的方法论启示。他认为，那种与事实相联系的、有待于事实证实却又无可证实性的形上学是一种“坏的形上学”，从而主张建立与“实际”无关的、一片空灵的“真正的形上学”。

　　关于负的方法，冯友兰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烘云托月”，它是画家画月的一种方法，即要想画月，只用在纸上烘云，于所烘云中留出一片空白，其空白即是月亮。他还指出，“一个完全的形上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②

　　虽然冯友兰认为要想最终要达到哲学超理性的神秘境界，从方法上讲，应当使用负的方法，但是却自始至终都肯定了逻辑主义方法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用逻辑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和创作，写出的东西才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充分发挥了逻辑分析方法的现代化作用，使中国传统哲学中模糊不清的概念更加明晰，判断更加规范，论证更加有说服力。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之我见

　　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冯友兰自觉地将历史主义与逻辑分析等方法融入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追本溯源，探究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用逻辑分析方法重新澄清中国哲学中模糊、笼统的概念，进行“辨名析理”，促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现代化。

　　关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一事，冯友兰先生曾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③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如先秦名家、墨家都有名辩逻辑），也不乏“辨明析理”的分析，但与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相比，所缺的是严格区分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心理等的二元分立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既以之为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又以之为建构哲学的方法，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并形成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史方法论，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它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当冯友兰强调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从而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他是在尝试着中西哲学方法的结合；而当他要拿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方法来补充逻辑分析方法时，他不仅不能将分析进行到底，甚至又重新步入中国传统哲学笼统直观、模糊多义的混沌中。这一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出版社，2003版，第11页。

　　②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出版社.2003版.

　　[2]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来源：西江月·中旬 2012年6期

　　作者：白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