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摘要：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中国的哲学”，这可以有效解决它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使其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保持主潮地位。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一、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作一界定。就这个概念的构成看，有两个关键词需作厘定，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当代形态”。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与中国哲学传统相联系而接着讲的哲学思想，是指“中国的哲学”，而不是指“在中国的哲学”。1这里的“当代形态”，指的是“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中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最新延续与发展。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就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得以明确。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既然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而来建构“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的新形态，这就有三个相关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哲学资源如何获得的问题；(二)哲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三)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而第三个问题最有难度，也最需要加以注意和探讨。这一问题中所说的外来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精神武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强调只有那些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哲学思想，即只有作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才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发挥主导作用。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所要建构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也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发掘和阐释，从中获得思想启示和哲理支撑，从而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决。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发掘和阐释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哲学资源的获得和哲学话语的建构，这种发掘与阐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很难解决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实是一个寻找哲学的历史文化之根的问题。因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只有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才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掘和阐释才是有效的，才能够解决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而近百年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中国化，仍然不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开展中生发出来的，不可能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仍然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能否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它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就会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
要从理论上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而这个历史根据、这个结合点、这个历史文化之根，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因此，面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诸前提性问题，需要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这一段哲学历史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何谓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讲的“古”与“今”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含义。本文所论“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是指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其源头上看，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开展中，即已孕育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初萌动，但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哲学自身等因素的制约，新形态中国哲学并未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侯外庐所说的“中国近代思想难产”①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中国哲学自身的原因。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十分充分、积淀非常丰厚、传统惰性力极其强大，而早期启蒙思潮的新因素则尚处于破块启蒙之中，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古已有之的思想存在，从中接生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些导致“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因素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从那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获得了用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更新中国哲学传统的新的思想资源，通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融会，产生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从而走出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困境。这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首先从哲学形态上表现出来，它经历了两个大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60年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严复开始，中国哲学由近代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实则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古代的经学形式，表现为一种哲学与经学、科学的混合物；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则走出了经学时代，开始探讨现代哲学问题，形成现代哲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体系，表现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这种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变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变动和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明确的自觉意识，并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是促成了历史观的更新，形成了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二是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从惟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三是开展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形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这就促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基本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由此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②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哲学家进一步环绕现代哲学问题，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以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人文主义思潮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科学主义思潮有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等等。这些新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标志性成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基线与主体。③
今天人们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深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统，才能对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获得正确的把握，对这一建构工作面临的诸前提性问题予以合理的回答。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所谓哲学的转型，即哲学形态的转换与更新，是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的划时代转变，形成了与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哲学开展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哲学开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那么其后的中国哲学则是在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呈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并为中国人多方面吸取，是因为它们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这些西方哲学思想，既在传播中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而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之只剩下与中国古代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严复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②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带给中国哲学的新内容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起，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力图创造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哲学形态上看，体现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冯契就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历程称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①。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对此予以认肯。早年梁漱溟在开启现代新儒学时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②晚年冯友兰总结20世纪后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开展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开展称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③。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之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以其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有的会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阻碍作用，有的又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伴随着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承续与综合。这一点，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就作了明确揭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④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实现的。这两种哲学运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展现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有人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片面地归结为“西化”，进而加以贬抑乃至否定。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理上看，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些特点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所致。
四、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动与更新，由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转变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现代传统。
对这两种传统的认识可追溯至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这里的“孔夫子”，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这里的“孙中山”，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毛泽东1949年对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②显然，他所说的“孔夫子”、“乌龟壳”与“孙中山”、“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两种传统。③
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区分的是冯契。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并凸显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⑤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他把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书来表达，实际上正是分别对中国哲学两种传统进行考察与反思。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是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中形成的，积淀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成果与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被保存和积淀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如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不同阶段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更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哲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家国情怀和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否则，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很难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变动与更新，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将其指责为“反传统”而加以否定。①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理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之中。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革命”取代“维新”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发生了古今之变，由古已有之的“汤武革命”观念，转变成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内容的现代革命观念，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吸取。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称“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Socialism)”②，力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孙中山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③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产生了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这一时期的诸重大哲学问题，不论是历史观的更新、政治哲学的变化，还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论争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李达在其专著《现代社会学》中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他们又以唯物史观派的身份参与了原本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展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玄学派和代表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派都进行了批判。瞿秋白在论战期间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自己的学理探讨予以了推进和深化。例如，知识客观性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开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曾引起中国哲学家的多方探讨，形成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经验，把外部世界如实地反映到主体之中，从而使主体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的经验不能如实地反映外部世界，主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人的感觉、心理所加工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两种看法都以经验为人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中介，而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哲学家对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这两种倾向性看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提出：“在知识经验中，就心理上的原始或基本着想，‘有外物’这一命题和‘有官觉’这一命题至少同样地给我们以真实感。这两命题都是知识论所需要的。不承认有官觉，则知识论无从说起，不承认有外物，则经验不能圆融。”①但对于经验何以“有外物”的问题，他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说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认识论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毛泽东则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人是怎样从感觉经验出发，经过实践来获得客观性知识的。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知识客观性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予以了学理的推进。②
这些哲学史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方面参与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由此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从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具有了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中国的哲学”，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③
六、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回答哲学资源如何获得、哲学话语如何建构、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这三个前提性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的新内容，而且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综合创新以建构新形态中国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中获得启示则更有意义。
其次，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使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这种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融会了多种哲学资源，回应了现代哲学问题，表达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建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话语体系，面对的是今人而非古人，要讲的是今人话语而非古人话语，因而更需要从中国哲学古今之变所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中得到借鉴、获取资源。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通过中国化参与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中来，由此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的重要构成。如果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实已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这可以有效解决它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能以“中国的哲学”身份，理直气壮地积极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在与其他哲学思潮的竞争中继续保持主潮地位。
总之，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应当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