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哲学
发布时间：2015-07-07 10:00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这里不打算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并且其学问涉及领域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他读书非常广泛，从《文集》第二卷中《英美书讯》和《书的消息》就可以了解到。
申府先生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申府先生的哲学是由孔子、马克思、罗素综合组成的。
申府先生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为了要申府先生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为孩子们请了一个塾师，并由他亲自设计和监督。这大概为申府先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但是1909年，申府先生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的学校顺天高等学堂。在那里虽然中西科目都有，而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这就是说申府先生真正走上学术的道路是从研究西方的科学开始的。他从1914年就开始大量阅读罗素的书，这年他就看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他说：“从1916至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先是数学，然后是逻辑”。自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正是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月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而且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就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1917年申府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受到了陈独秀的注意；在1916年先就认识了李大钊，之后申府先生成为一革命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即使在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在1919年7月13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他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吾们，今人也不能束缚吾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申府先生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张从来没有说要全盘打倒中国传统。”这点我们可以由1931年刊登于《清华周刊》上那篇《尊孔救得了中国吗？》看出，申府先生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张申府的新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照我看，也许申府先生对学术文化的态度，自他早年起就对孔子、马克思和罗素思想都给以了相当的重视，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张岱年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序中说：“申府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与‘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按：或应为‘马克思’）、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申府先生在《所思》的《序》中说：“‘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最可贵重的两种东西。”而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现实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造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从《家常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而其1944年写的《天人行》更是体现其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而广泛吸纳西方科学、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之精神。
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在罗素七十岁寿辰时（1942），申府先生写了一篇《祝罗素七十》，他对罗素哲学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评价，他说：“凡是一种新哲学，总是有一种新方法的。实在，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是在他的新方法。”看来，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申府先生晚年，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的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的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这正是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从《文集》中看，申府先生论述辩证唯物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发表于1933年11月16日《大公报》上的《客观与唯物》中他说：“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既有它的方法态度，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实在。”但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的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申府先生根据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年7月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辨的一种。”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30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后，又在他为《所思》所写的“序”中说了同样的意思。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的一长段，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思想可以整合孔子、罗素、列宁（马克思）这三种思想呢？照我看，申府先生最终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融合其他两种思潮，正因为这样，他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而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中国哲学，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正因为他借助了西方思想文化，消化了西方思想文化。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申府先生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申府先生是如何把孔子、马克思、罗素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呢？我认为，首先得了解他的“大客观”理论。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说：“我所谓的大客观主义乃是既承认客观，也晓得有主观。
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括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而为一。……西洋哲学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申府先生又常把他的“大客观”称之为“纯客观”，他说：“说明纯客观可以超越主观，也可以客观地观察主观。能纯客观的人，可以主观地观察客观。此一观察事物的角度包括了和超越了主观和客观二者。”看来，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是要求消除“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创造一种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的哲学，而这样一个思路正是和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哲学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先秦已是这样看了，《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所谓“天人合一”是说，研究“天”不能不研究“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研究“天”。朱熹对此说得很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初产生虽是得之于“天”；但是即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则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申府先生的“大客观”的框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这种看法，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中，从“真”、“美”、“善”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大客观”。他说：“真理也是主观方面的东西与客观方面的东西间的某一种关系，至少普遍所遇到的真理是如此。”又说：“一个美的东西（好听的、好看的）的美，不只属于主观，也不止属于客观。对于美，要有能感于美的主观，也要有客观上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就“美”说的。他还说：“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恰好是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合，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孔子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正直，这样才能化解矛盾，而使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家常话》的181节，其文如下：“‘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申府先生可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等思想推崇备至了。这无疑是中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他的“大客观”的精神所在。
上面申府先生说，“中”字是他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那么他最喜欢的其他两个字是什么呢？在1980年4月14日与舒衡哲的说话中，他详细地说了他一生最后得到的“三个字”的哲学：实、活、中。下面我把这段话都摘引下来：
“你知道，过去几个月我尝试总结我的哲学立场。您的谈话刺激了我，使我想到一些新问题。我现在开始写我的哲学看法，或者叫《我的人生观》什么的。我曾经分析我的人生角度，客观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弱点和成绩。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的演变，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我这自我分析和省察的目的，是想说出我的心中信仰，用最简单的字表达生命是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我想我最后得出三个字，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实’、‘活’、‘中’。”
“看，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字写给你。‘实’，您知道，是我在‘五四’开始时的一篇文章的中心信念。我常写文章讨论真实的重要，及人们对真实视而不见的偏向。我在30年代甚而替一份叫《实报》的报纸写文章。我的大客观哲学，目标就是求实。‘活’，这个字看去多么简单，令人想起生活。但我的意思比较深入，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它是关于事物常变，我们需要经常适应配合。这不同过去所宣扬的死硬教条，这不是真正的或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对我来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我一生都是守中道的人，我是气质使然，总是能够平复我的极端情绪，不致被它克服。”
这时申府先生手里拿着一份稿件，并对舒衡哲说：“这是给您的，《我的人生观》的暂定稿。”我想，这份送给舒衡哲的稿子，大概就是1982年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活”、“中”》一文了。在这篇文章中，申府先生说：“由实（唯物）而活（辩证——相反相成，执两用中）而达于中（适当、恰好、不多不少；也即应多者多，应少者少。应多者不多，应少者不少，就不是中）。”这里所引用的两段话，前一段是申府先生对“实”、“活”、“中”分别作了说明，后一段不仅作了概括的说明，而且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是“唯物”，但他对“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做人标准，也可说就是，思想是切实的，态度是诚实的，身体是坚实的，而生活是朴实的。总之，就是要实在。”《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申府先生所说的“实”应就是“诚”，即“真实无妄”，宇宙人生本自有其当然的道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所谓“唯物”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诚”之义。而申府先生要求的“做人的标准”正是人所应追求的“真实无妄”。这是中国人的态度。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意谓孔子能适时而与时俱进，这就是“活”，辩证法是“活”的，“逻辑”也应是“活”的。申府先生说：“逻辑与辩证法，非持相须以为用，也相资以补正。不宜偏废。”“过去曾有动的逻辑与静的逻辑之争。我还要附带声明，我近来一个所得乃是：静的逻辑是没有的，凡是逻辑都是动的。假使不动，便无逻辑，不管形式不形式、无论如何，逻辑总要讲到思想，讲到推理；假使不动，能有思想么？能有推理么？”无论是辩证法或者是动的逻辑，都和中国传统的《周易》有相通之处，1944年1月，申府先生写的《天人行》中说：“大化如如，生生息息，有条有理，易简不易。动以矛盾，变在扬弃，相反相成，又负阖辟。”宇宙人生是有条有理的，这是宇宙人生必须遵循的。但是宇宙人生是变动不居的，生生不息的，任何方法都必须以此为据，如果把一切看“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宇宙人生？“活”就是“发展”，就是“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要“由实而活”。申府先生认为“中”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因为“活”也要有一价值标准，这就是“中”，故他认为应“由活而中”。《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熹注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中”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此道理是一切道理之源、之本体，是人应该遵而行之的，所以申府先生在《家常话》第100节中说：“自持中。与人仁。观物易。处事活。于学辨。立论通。脚踏实。努力行。遂众生。大众生。美众生。”这就是说“中”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人生境界，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圣人”的境界吧！申府先生说“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特殊精神的”。
《张申府文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对我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张申府作更深入研究。申府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但归于要，则在于他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经过西方哲学（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哲学）的洗礼，再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价值，而在会通中西、融铸古今的基础上希望能建构一新的中国哲学，它不仅是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对现代中国哲学有着特殊贡献的一种哲学，将为我们今天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
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这里不打算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并且其学问涉及领域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他读书非常广泛，从《文集》第二卷中《英美书讯》和《书的消息》就可以了解到。
申府先生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申府先生的哲学是由孔子、马克思、罗素综合组成的。
申府先生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为了要申府先生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为孩子们请了一个塾师，并由他亲自设计和监督。这大概为申府先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但是1909年，申府先生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的学校顺天高等学堂。在那里虽然中西科目都有，而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这就是说申府先生真正走上学术的道路是从研究西方的科学开始的。他从1914年就开始大量阅读罗素的书，这年他就看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他说：“从1916至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先是数学，然后是逻辑”。自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正是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月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而且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就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1917年申府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受到了陈独秀的注意；在1916年先就认识了李大钊，之后申府先生成为一革命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即使在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在1919年7月13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他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吾们，今人也不能束缚吾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申府先生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张从来没有说要全盘打倒中国传统。”这点我们可以由1931年刊登于《清华周刊》上那篇《尊孔救得了中国吗？》看出，申府先生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张申府的新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照我看，也许申府先生对学术文化的态度，自他早年起就对孔子、马克思和罗素思想都给以了相当的重视，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张岱年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序中说：“申府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与‘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按：或应为‘马克思’）、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申府先生在《所思》的《序》中说：“‘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最可贵重的两种东西。”而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现实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造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从《家常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而其1944年写的《天人行》更是体现其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而广泛吸纳西方科学、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之精神。
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在罗素七十岁寿辰时（1942），申府先生写了一篇《祝罗素七十》，他对罗素哲学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评价，他说：“凡是一种新哲学，总是有一种新方法的。实在，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是在他的新方法。”看来，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申府先生晚年，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的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的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这正是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从《文集》中看，申府先生论述辩证唯物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发表于1933年11月16日《大公报》上的《客观与唯物》中他说：“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既有它的方法态度，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实在。”但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的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申府先生根据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年7月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辨的一种。”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30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后，又在他为《所思》所写的“序”中说了同样的意思。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的一长段，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思想可以整合孔子、罗素、列宁（马克思）这三种思想呢？照我看，申府先生最终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融合其他两种思潮，正因为这样，他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而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中国哲学，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正因为他借助了西方思想文化，消化了西方思想文化。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申府先生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申府先生是如何把孔子、马克思、罗素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呢？我认为，首先得了解他的“大客观”理论。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说：“我所谓的大客观主义乃是既承认客观，也晓得有主观。
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括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而为一。……西洋哲学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申府先生又常把他的“大客观”称之为“纯客观”，他说：“说明纯客观可以超越主观，也可以客观地观察主观。能纯客观的人，可以主观地观察客观。此一观察事物的角度包括了和超越了主观和客观二者。”看来，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是要求消除“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创造一种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的哲学，而这样一个思路正是和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哲学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先秦已是这样看了，《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所谓“天人合一”是说，研究“天”不能不研究“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研究“天”。朱熹对此说得很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初产生虽是得之于“天”；但是即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则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申府先生的“大客观”的框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这种看法，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中，从“真”、“美”、“善”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大客观”。他说：“真理也是主观方面的东西与客观方面的东西间的某一种关系，至少普遍所遇到的真理是如此。”又说：“一个美的东西（好听的、好看的）的美，不只属于主观，也不止属于客观。对于美，要有能感于美的主观，也要有客观上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就“美”说的。他还说：“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恰好是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合，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孔子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正直，这样才能化解矛盾，而使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家常话》的181节，其文如下：“‘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申府先生可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等思想推崇备至了。这无疑是中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他的“大客观”的精神所在。
上面申府先生说，“中”字是他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那么他最喜欢的其他两个字是什么呢？在1980年4月14日与舒衡哲的说话中，他详细地说了他一生最后得到的“三个字”的哲学：实、活、中。下面我把这段话都摘引下来：
“你知道，过去几个月我尝试总结我的哲学立场。您的谈话刺激了我，使我想到一些新问题。我现在开始写我的哲学看法，或者叫《我的人生观》什么的。我曾经分析我的人生角度，客观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弱点和成绩。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的演变，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我这自我分析和省察的目的，是想说出我的心中信仰，用最简单的字表达生命是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我想我最后得出三个字，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实’、‘活’、‘中’。”
“看，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字写给你。‘实’，您知道，是我在‘五四’开始时的一篇文章的中心信念。我常写文章讨论真实的重要，及人们对真实视而不见的偏向。我在30年代甚而替一份叫《实报》的报纸写文章。我的大客观哲学，目标就是求实。‘活’，这个字看去多么简单，令人想起生活。但我的意思比较深入，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它是关于事物常变，我们需要经常适应配合。这不同过去所宣扬的死硬教条，这不是真正的或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对我来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我一生都是守中道的人，我是气质使然，总是能够平复我的极端情绪，不致被它克服。”
这时申府先生手里拿着一份稿件，并对舒衡哲说：“这是给您的，《我的人生观》的暂定稿。”我想，这份送给舒衡哲的稿子，大概就是1982年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活”、“中”》一文了。在这篇文章中，申府先生说：“由实（唯物）而活（辩证——相反相成，执两用中）而达于中（适当、恰好、不多不少；也即应多者多，应少者少。应多者不多，应少者不少，就不是中）。”这里所引用的两段话，前一段是申府先生对“实”、“活”、“中”分别作了说明，后一段不仅作了概括的说明，而且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是“唯物”，但他对“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做人标准，也可说就是，思想是切实的，态度是诚实的，身体是坚实的，而生活是朴实的。总之，就是要实在。”《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申府先生所说的“实”应就是“诚”，即“真实无妄”，宇宙人生本自有其当然的道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所谓“唯物”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诚”之义。而申府先生要求的“做人的标准”正是人所应追求的“真实无妄”。这是中国人的态度。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意谓孔子能适时而与时俱进，这就是“活”，辩证法是“活”的，“逻辑”也应是“活”的。申府先生说：“逻辑与辩证法，非持相须以为用，也相资以补正。不宜偏废。”“过去曾有动的逻辑与静的逻辑之争。我还要附带声明，我近来一个所得乃是：静的逻辑是没有的，凡是逻辑都是动的。假使不动，便无逻辑，不管形式不形式、无论如何，逻辑总要讲到思想，讲到推理；假使不动，能有思想么？能有推理么？”无论是辩证法或者是动的逻辑，都和中国传统的《周易》有相通之处，1944年1月，申府先生写的《天人行》中说：“大化如如，生生息息，有条有理，易简不易。动以矛盾，变在扬弃，相反相成，又负阖辟。”宇宙人生是有条有理的，这是宇宙人生必须遵循的。但是宇宙人生是变动不居的，生生不息的，任何方法都必须以此为据，如果把一切看“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宇宙人生？“活”就是“发展”，就是“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要“由实而活”。申府先生认为“中”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因为“活”也要有一价值标准，这就是“中”，故他认为应“由活而中”。《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熹注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中”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此道理是一切道理之源、之本体，是人应该遵而行之的，所以申府先生在《家常话》第100节中说：“自持中。与人仁。观物易。处事活。于学辨。立论通。脚踏实。努力行。遂众生。大众生。美众生。”这就是说“中”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人生境界，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圣人”的境界吧！申府先生说“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特殊精神的”。
《张申府文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对我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张申府作更深入研究。申府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但归于要，则在于他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经过西方哲学（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哲学）的洗礼，再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价值，而在会通中西、融铸古今的基础上希望能建构一新的中国哲学，它不仅是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对现代中国哲学有着特殊贡献的一种哲学，将为我们今天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