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太炎进化论伦理思想评述

【论文摘要】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并借用现代伦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认为，章太炎进化思想的溯源主要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以及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章太炎对进化论的理解与严复等人不同，他将进化论与悲观主义相参酌，形成其独特的以进化论为特点、以建立有道德的社会秩序为核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具有道义论倾向的进化论伦理思想。章太炎关于道德范畴的几个重要命题及其和谐理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文关键词】章太炎；进化论；伦理思想
　　进化论系统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思想界几乎全部接受了进化论，并将这一自然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领域，用进化论这一科学理念去阐释对社会历史的看法，进化论成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章太炎的伦理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用进化论来阐释社会道德的演进，将进化论与悲观主义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相参酌，提出“俱分进化”的历史观与善恶并进的伦理观，形成独具特色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一、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渊源
　　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达尔文(darwin)的生物进化理论；-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三是拉马克(~marck)的进化学说。
　　首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是章太炎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他认为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并不是神的意志或生物本身的欲望决定的，而是通过变异、遗传、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正是自然选择，造就和维持了生物界的平衡以及物种的正常生存。“自然选择的作用，必然在于选取在生存斗争中比其他类型更为有利的那些类型，因此，任何一个物种的改进了的后代，在每一个系统阶段内，总有排挤及消灭它们的前驱者和原先祖型的趋向。”ill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理论不但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而且变革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所产生的影响大大超出了生物学领域，成为哲学家从中汲取科学思想的源泉。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正式传入中国。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系统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自己的进化思想。
　　其次，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也是章太炎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近代以来，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国人所接受，这与中国古代的变易进化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变易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仑重要内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改造古代哲学的发展进化思想和变易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前，主张变革者无不以变易思想为理论依据，“变”是追求历史进步者的共识，这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莫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进化论传播之前，变易思想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扫除了人们接受进化论的心理障碍，为进化论传播后被普遍接受打下了思想基础。当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传入近代中国，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中的合理、进步因素便与近代实证科学结合起来，产生了新的思潮即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中国古代变易思想是章太炎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
　　再次，拉马克的进化学说是章太炎进化思想的又一来源。拉马克认为，生物的进化包含垂直进化与水平进化两个方面。他以生物的自我进步能力来说明垂直进化，凭借这一能力，生物得以沿着进化之路，逐渐缓慢进步；以环境的影响来说明水平进化，这就是著名的“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机制。对于植物，环境直接影响它的各种功能；对于动物，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动物体就会产生新的行为，并使整个机体随之做出新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性状遗传给下一代，就是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基于同样的原理，这两种遗传机制的核心在于新获得的能力必须是通过生物体的主动调整之后才能遗传给下一代。拉马克不仅提出了进化理论，而且还赋予生物体一种整体向上的协调性、主动性。在18世纪的法国，人类的自由意志问题备受哲学家的关注。拉马克用他的进化论学说，表达了对这一哲学问题的看法，即对于最低等的动物来说，它的推动力就是来自环境，但是沿着进化阶梯上升时，生物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自己发出推动力量，从而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自主性，在人身上则达到顶峰，这就是人的思维和智慧。
　　二、以进化论为特点的善恶并进的伦理思想
　　章太炎汲取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指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低等动物到有鳞之类，再到猿猴以至人类，乃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自然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肯定生物进化的同时，章太炎吸收了拉马克的进化学说，把进化动力归结为意志和思想。“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四章太炎把生物之所以能合乎目的地“用进”，归结为发挥了意志力量，以思自造，这就陷入了唯意志论。与维新派的庸俗进化论相反，章太炎提出了骤变说，为资产阶级的武装暴动制造了理论根据。
　　章太炎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俱分进化”的历史观。他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善与恶、苦与乐既可以说是进化的，也可以说是退化的。就苦乐而言，人类进化带来的是苦多于乐：“资具愈多，悉为己有，其得乐之处愈广，其得苦之处亦愈广”。“思想愈精，利害较著，其思未来之乐愈謇，其虑未来之苦亦愈謇”。因此，“苦乐相资，必不得有乐无苦，善恶并进，犹云沉指全体；苦乐并进，则非特偏于全体，而亦局于一人。其并进之功能，盖较善恶为甚矣。”l’rl~苦乐兼进，不但遍于全体，而且局于个人。
　　正因为善恶、苦乐并进，所以章太炎认为进化的事实不可否认，而进化的作用却不足取，从而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前景产生了怀疑。那么，能否摆脱“俱分进化”，使人类从并进中解脱出来，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呢?章太炎便诉诸佛教，主张取消进化，提出“五无”的最高理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章太炎的“五无”论完全是消极的东西，他吸取了佛教中落后的东西，用佛教中阿赖耶识的理论来说明善恶双方并进的原因，这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善恶、苦乐等的根源。导致他的“俱分进化论”不是向前看，而是朝后退，由此对社会进化的前景悲观、失望，从而走向“五无”的虚无主义。
　　以“俱分进化”的思想为基础，章太炎提出了善恶并进的道德观。在他看来，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往往比社会地位高的人道德高尚，“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知识的掌握和名利的获得并不一定与道德成正比。他指出人与禽兽相比，人为善的能力虽大，但是人类为恶也甚于它物。善进恶亦进，人类社会愈发展，善愈进化，而恶亦随之愈加进化。同时，章太炎看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前者等级森严，后者人人皆有平等之观念，这是善的进化。但在“平等”的背后掩盖着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极端不平等。即随着善的进化，恶亦有所发展。
　　章太炎的道德观有正视现实问题的一面，他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道德却普遍堕落这一事实。同时，也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包含的这种相互对立的正反两种趋势。道德原则和规范不是亘古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并深深地打有阶级的烙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四章太炎已经认识到，道德具有历史性，善恶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就道德的进化而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
　　章太炎之所以认为善恶、苦乐是并进的，在于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严复等人不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9世纪最重大的生物学发现。但是，“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运用于社会领域，并非必定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运动朝向令人满意的目标。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概念，它同时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相容。按照不同的估价，它既可以是社会逐渐完善理论的死亡判决书，也可以是社会进步的最好保证。”同严复在英国期间，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举国上下到处弥漫着乐观主义的气氛，所以，生物进化论获得乐的阐述，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自然规律的说明。严复直接经历了生物进化论的洗礼，他将进化论与乐观主义相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去苦求乐的进化过程，认为“乐者为善，苦者为恶”是道德评价的标准。ts而章太炎与严复相反，他将进化论与悲观主义相容，对进化论做出悲观的阐释，形成“俱分进化论”。
　　由于对进化论的理解不同，导致他们对善恶的看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看法产生很大差异。康有为、严复等人接受了去苦求乐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认为善恶必须以人们的行为是否带来幸福作为衡量标准。对此，章太炎却提出反幸福论的观点，认为道德与幸福势不两立，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决不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只有自觉抵制对世俗幸福的向往，才能体现“重然诺，轻生死”的道德境界。章太炎对待功利主义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任何道德的直接根源，便是作为社会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关系，道德正是人们利益关系的体现，所以任何道德无不体现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革命者为革命而提倡的道德，也具有一定的功利目的，因此不仅需要革命的道义，也需要革命的功利主义，不加分析地反对功利主义是不恰当的”。
　　三、以建设有道德的社会秩序为核心的道德自律思想
　　道德建设一般表现为从“他律”上升到“自律”的过程，所谓“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循“当然之则”的自由。“他律”是“自律”的对称，是个体迫于外力而无奈遵从的。中国传统伦理就其整体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他律”规范，尤其是宋明理学，把三纲五常作为天理，作为外在规范，使人形成一种盲目的自觉，遵守礼教是出于理智而不是情愿，抛弃了自愿的成分。这种自觉性越高，就越否定自我。扼杀个人的道德主体意识。
　　从进化的意志自由出发，章太炎认为道德力量的来源不只在于社会的外在规范，更在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强调道德行为的主体性。他指出中国过去儒道名法虽变易万端，但殊途同归，都强调“依自不依他”。人生本来就是独立的，并不是为他人而生，也“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而造物无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吾为他人尽力，利泽及彼，而不求圭撮之报酬，此自本吾隐爱之念以成，非有他律为之规定。吾与他人戮力，利泽相当，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忧乏匮，此自社会趋势迫胁以成，非先有自然法律为之规定。”人履行道德责任，不是为求报酬，而是出于“隐爱之念”，出于自主的选择。人用道德规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完全出于意志自由，任何道德行为都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活动。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自愿与道德责任。“然所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太炎将道德行为看作是出于自由选择，提倡“依自不依他”，并同内在的“隐爱之念系起来，强调要靠意志力坚持下去，才能培养出高尚的道德，这对革命派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
　　章太炎的道德自律思想是与其进化思想紧密联系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理论，强调的是“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具有机械论和外因论的倾向。章太炎对于进化论的应用。其理论旨趣不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通过对意志的强调来表达对于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他在认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同时，更多地吸收了拉马克的进化学说。强调意志的能动作用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在道德问题上。就是主张意志自由、道德自律。道德自律纠正了在道德行为中注重自觉而忽视自愿的偏颇，作为独立的人，应该遵循自我意愿，按照自我创立的道德法则行事。道德应当出自主体的内在意愿，必须考虑个人情感，不能强制个人一味服从。道德自律体现了中国近代道德转型的特点，即由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变。

　　当然，在伦理关系中，只强调、夸大个人意志是不恰当的，在道德行为中，理智与意志、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应当是统一的。然而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看出，章太炎强调意志自由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民众的奴隶心性而发，针对当时崇古媚权的社会风气而发的。他已经认识到道德进步的最根本动力在于道德主体性与自觉性的增强，但过于夸大意志的力量，最终导致走向唯意志论。章太炎认为要建立有道德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人人能建立有道德的内心秩序，那便要认定物我为一、泯灭是非之心。“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趋然也。”旧m他认为只有提倡佛教，才能不存争斗之念，真正做到众生平等。
　　四、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道德观
　　章太炎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否定了道德的永恒不变性，指出道德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强调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当时的现状是“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而革命屡屡失败的原因是道德的堕落，“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道德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甚至能够决定它的存亡，因此章太炎提倡一种“不执一己为我”、“重然诺、轻死生”的革命道德观。
　　章太炎将道德的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呼吁革命者要讲道德。他指出以推翻满清政府、光复中国为内容的革命极为艰苦，即使有墨家那种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也不能担保革命必定成功；而那些混迹于革命的柔脆怯弱者又热衷手空发议论，只能毁坏革命事业。所以，对于革命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高尚的道德。他指出：“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革命者应该有坚定的立场、崇高的信仰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对民族负起责任。革命者具备此种道德，革命便有成功的希望。
　　五、章太炎进化论伦理思想中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
　　章太炎的进化论伦理思想除以上与进化论紧密相关的几个方面外，还涉及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这些命题有助于我们了解章太炎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全貌。
　　(一)关于道德的起源。章太炎认为善恶道德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的本能欲望基础上后天形成的，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本源。“人之嗜欲，著于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独夫为我，即日‘贪贼’；能近取譬，即日‘仁义’人有肉体，就具有各种欲望，道德则是在这些欲望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物质欲望的态度不同其道德取向亦不同。“是故内圣外王，无不托始于六根三欲；制为礼义，所以养欲给求，而为之度量分界”。阳道德起源于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满足人的各种物质欲望并对这些物质欲望加以限制而产生道德。在这一点上，章太炎同时受到苟子“礼以养欲说”和培根“自爱”论的影响。章太炎反对“性本善”一类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一切道德都是由社会利益决定的，道德来源于人们的物质存在和物质生活。
　　(二)关于人性的善恶。章太炎主张：“生物本性，无善无恶”。他认为“人之精神，本如白纸”，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人不可能生来纯善，善需要后天的培养，“犹之既舂之米，谓之精凿，未舂之米，谓之粗粝。粗粝云者，对精凿言之，而非谓其与稂莠比肩也”。研从而否定古人所谓人性善恶是与生俱来的说法。“夫善恶生于自利，而自利非善恶。……无善无恶，就内容言；有善有恶，就外交言。”人的知识都是后天才有的，都来自感觉经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心灵如白纸，人的本性并无所谓善恶，善恶观念是在认识主体与客观外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作为认识客体的外界现象，通过感觉器官进入认识主体，从而产生善恶观念。章太炎拥护人性的无善无恶，目的是为了把人的一切行为的善恶都归为后天的作为，否认其为先天的命中注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在宣称“生物本性，无善无恶”的同时，又强调“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在说明人性时，章太炎关注人性的内容究竟为何物本身，而对其善恶良否的主观评价兴趣淡薄，这恰恰证明了其着力于对人性的事实判断。
　　(三)关于善恶的标准。章太炎否定个人对他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又无法回避现实社会中有许多利己损人者、无法回避当时中国面临的被凌辱的事实，因此他提出人在对他人不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以“无害”于他人为行为准则。他指出：“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有所偿于彼者。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矣。然则人伦相处，以无害为其界限。”章太炎从自由、平等之义出发，认为“人类不为相害而生，故恶非人所当为”。同时，“人类不为相助而生”，故“善亦非人之责任。”他指出：“凡有害于人者，谓之恶人，凡有益于人者，谓之善人”，在他看来，有益于人即为善，有害于人即为恶。对于“恶”行，“则可以遮之使止”，对于“善”行，“则不得迫之使行”。总之，章太炎主张人在社会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是无害于人，有益于己，而且有益于己，无益于人，但也无害于人者，也符合道德善，“不得以背违公理责之”。种认识体现了章太炎道德自律的思想。
　　(四)关于公德与私德。章太炎不赞同道德有公德与私德之分，“纵令人世，以行善为途径，必不应如功利论者，沾沾于公德、私德之分。”柳挪道德“惟有对内之价值，而何公德、私德之分乎?”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指出公德与私德是紧密联系、不能分开的。“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缺乏良好的私德，其公德就不会有坚实的基础，一旦失去外在的约束和规范，公德之薄弱就会暴露无遗。
　　(五)关于义利关系。章太炎具有道义论的倾向。早年在《菌说》中章太炎宣传一切道德都是由社会利益决定的，“一切道德，皆始自利。夫善恶生于自利。”为“利物足以和义”，“非‘利’亦无所谓‘义’也”，义与利是统一的。但是，章太炎很快摆脱其早年的功利主义倾向，认为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者不具备革命的道德，而儒学和西方功利主义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章太炎指出：“然明识利害，选择趋避之情，孔、老以来，以此习惯而成儒人之天性久矣。会功利说盛行，其义乃益自固，则成败之见，常足以挠是非，诚辞遁说，吾所不暇辩也。所辩者，成败之策耳。”人们总是考虑成败、利害，把革命大义丢在一边，只求趋利避害，才导致革命的失败。因此，他提倡佛学，认为只有佛教没有功利心，可以净化革命道德。
　　(六)关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章太炎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作为动物的一种，都追求物质的享乐和欲望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有利己的一面，但是人必须在利他的过程中求得自利。章太炎指出“农工商，德在节制”，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在求利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利他的原则。章太炎认识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不仅是道德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所在。“故夫独者群，则群者独矣。”“独”与“群”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离开“独”的“群”和离开“群”的“独”都是不完全的。从个人来看，每个人都有其个人利益，大多数人也更多地认识到和追求起个人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只有在共同利益中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个人利益是有局限的，必须超越，也必然超越，使其升华到共同利益，即“群”的利益。
　　综上所述，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以及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章太炎的伦理思想深受其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将进化论与悲观主义相参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进化论伦理思想。章太炎强调意志自由与道德自律，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道德转型的特点。章太炎进化论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如义利和谐理念、群己和谐理念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和谐精神，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