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业与伦理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一个侧面
发布时间：2015-07-07 10:13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早期视野;农业文化;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毛泽东出身农家，其早期伦理思想受到农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他在诗歌中咏及豆腐、酒、肉之类食品，在对句中联想到牛皮菜、马齿觉之类蔬菜，在论文中研究饮食卫生，在教学中讲解布、绸、毛织物等衣服原料，引导学生重视国货，提倡节俭。他在小鱼、指甲花、青蛙、鲍瓜、牡丹以及树木等农业生物中，找到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伦理象征。这些为他早期高尚人格的形成奠定了部分基石，并对他日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产生了潜在的积极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农业“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传统中国以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著称于世，在其整体文化系统中，农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们在观察历史上的中国伦理思想时，倘若脱离农业这一广泛而深刻的基础，则不能不是较大的缺陷。挨诸学术史，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研究方面，刘广东、王彩玲两位专家诚然用力甚勤，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没能充分注意到农业对于社会伦理的重大价值。为了弥补既有的学术罐漏，现参照有关资料，考察毛泽东早期视野中关于农业问题与伦理思想这一侧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1、农村家庭与乡土社会的影响
清光绪十九年(1893)，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毛氏宗族从明代开始，就在韶山一带山区垦荒务农。毛泽东的父亲曾在湘军里当过兵，还乡之后，赎回先辈典出的土地，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石稻谷。据此算来，当时毛家水稻单产较高，约为3.6石/亩。在湖南中部，湘潭米市有着相当大的名气。毛泽东的父亲利用这种乡土经济条件，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成为一个财东。他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因此，毛泽东从6岁开始，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14到15岁期间，毛泽东成天在地里，跟家中的雇工一同干活。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样样在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养成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快朴实的乡土本色，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
光绪二十八年(1902)，毛泽东开始入私塾读书。平时，他早晚要放牛拾粪，农忙时还要帮着收割庄稼。毛泽东读私塾期间，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常常觉得这是传统乡土社会中一个显著的不平等现象。
毛泽东11岁那年(1904)，他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毛菊生的田产。他父亲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按照市场交易的伦理常规，他父亲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开始，并不简单地认同这种市场规则的合理性。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悲剧性，对失去生存之本的弱势者表现出真诚的同情。
宣统二年(1910)，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其诱因是荒年粮价飞涨，贫民黄贵荪全家投水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被打死14人，被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银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杀者的头颅高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韶山，引起人们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泽东的父亲准备运往县城的一批大米。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但同时觉得那些劫粮农民的做法也不对。对这类事件，他的思考是深沉的，同时也是无奈的。乡土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他年轻而又敏感的心灵中烙下沉重的问号，极大地影响到他的伦理关怀之根本取向。
2、衣食文化的伦理意蕴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蛰《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农业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人类生存提供饮食、衣物之类的基本条件，而人世间巍峨耸立的伦理大厦，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起来的。
农村很多节日，都与农业本身紧密相关。特别是春节，可以让广大农村人民有时间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农家饮食文化的精华，往往也在这种场合展现。毛泽东8岁那年(1901)，到外婆家去拜年，应外公雅意，吟唱过一首杂言诗，后人命名为《迎春》。诗云:“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农村过春节，舞狮子是常见的习俗。诗歌作者首先注意到狮子的大眼睛，而后面3句，勾勒出民间饮食文化的风趣图画。通常，湖南春节期间的气候比较寒冷，农民用老火将肉炖得熟烂，便于消化。他们饮用热酒，不仅有助于防寒祛湿，而且便于酒精挥发，减少和避免醉酒的可能性。豆腐有米豆腐、大豆豆腐两种，而主要是后者。农民煮豆腐时，常常加些蔬菜(如芥菜之类)。若做得讲究些，蔬菜要擦成丝。这首乡土风味极其浓厚的打油诗，很可能是一些农民原创的，而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只是它的应用者和传播者。
1903年，毛泽东的私塾老师邹春培与学生练习对句时，老师出句“牛皮菜”，毛泽东对的是“马齿觉”。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的知识，师生二人不可能创作出这种言之有物、天衣无缝的对句。牛皮菜，学名叶用荞菜，又名窘蓬菜、厚皮菜，属黎科，恭菜的一个变种，为两年生草本植物。其植株矮生或直立，根小，叶片卵形，肥厚，有光泽，颜色淡绿或浓绿，叶柄有长有短。其种子较小，肾形，褐色。牛皮菜适应性强，以春秋季节栽培为主。马齿觅，马齿觉科，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通常甸甸，无毛，茎常带紫色，叶对生，倒卵状楔形。马齿觅夏季开花，花小型，黄色。其葫果圆锥形，盖裂。马齿觉生于原野，在中国分布甚广。其茎、叶可作蔬菜或家畜饲料，中医学上以全草人药，性寒味酸，功能清热、解毒、消肿，主治痢疾、疮疡等症。据此可知，这两种常见的蔬菜作物，在农村人民的饮食伦理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饮食卫生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身体素质，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注意饮食卫生，形成健康的体魄，乃是人们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础。1916年底，毛泽东致信他的老师黎锦熙，提及《论语》所载孔子的饮食卫生习惯。次年，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也谈到类似问题。他广泛引述古代典籍中的资料，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人类无论开化程度如何，都要首先谋求生存之道。据《史记·伯夷列传》，周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叔齐兄弟以吃周朝粮食为耻，一度在西山之下采食野薇，活活饿死。他们明知野薇不足以维持生命的存在，明知周朝有鲜美的食品，但他们眷念逝去的殷商王朝，宁愿抛弃生命。他们抱着顽固而又坚定的政治信仰，跨越饮食仅为谋生的意义，令后世伦理家感慨不已。《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战国时期，陈仲子曾经3天吃不上饭，极度饥饿。他看见井台上有被槽虫啮去过半的李子，忍不住爬过去吃掉。这是出于求生的本能驱动，顾不得什么体面和荣耀。在正常情况下，当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人们生活条件改善时，饮食文化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论语·乡党》称，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髓而蝎，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酣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在日常饮食活动中，一般人民当然不可能如同孔子那样注重礼节，讲究那样精细，但基本的卫生伦理仍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食品不洁净，一些有害物质和细菌进人人体，就会导致疾病。毛泽东注意到，有的老年人到80岁时还能保持健康的身体。他通过请教，得到“不饱食”的经验。古人云:“惆憔巢于林，不过一枝;堰鼠饮于河，不过满腹。”暴饮暴食，既浪费食品，又增加胃部的负担，因而是一种恶劣的习惯，应当努力遏制。珍惜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是高尚的人们应当自觉遵守的生活伦理规范。
毛泽东在师范毕业之前，曾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教学实习，教二年级学生的国文，备有教案。课文名叫《衣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毛泽东引导学生复习，不仅要求他们熟悉句型，而且提倡俭朴美德(用布不用绸)，使用国货(即中国布)。此外，他还有意识地扩展知识，启发学生联想到毛织物(羊毛、牛毛、猪毛等制品)。无论是绸、布，还是毛织物，无不与农村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的来看，国文课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书面语言能力。不过，课文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手工业技术问题，带有显著的乡土伦理意味，并上升到爱国主义的思想高度。
1906年，毛泽东在堂兄毛宇居的私塾里读书。他在先生走后，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毛栗子，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令他赞井。于是毛泽东写下《井赞》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大。”当年，毛泽东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对既有的生活、学习环境显然不能满意。那条养在天井里的小鱼身上，投射着他的思想情怀。他要避免小鱼的命运，而向往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去自由地发展。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凤仙花科，一年生草本。此物夏季开花，花两三朵同生叶腋，不整齐，警有一距，呈角状，向下弯曲，花色不一。其果实椭圆形，以弹力裂开，裂片旋卷。指甲花品种颇多，可供观赏，花与种子皆可人药。其花捣碎，可染指甲，故名指甲花。这种花在农村是极为平常的，一向不为文人雅士所看重。毛泽东早期作过一首诗，冠名《咏指甲花》:“百花皆竟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被日出，惟脾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晋代杰出诗人陶渊明所热爱的菊花，是隐逸之花;宋代理学奠基者周敦颐所爱的莲花，则是君子之花;毛泽东少年时期对指甲花情有独钟，表现出与古代文人不同的伦理思想意趣。无数妍丽的指甲花在乡土世界默默生长，不图荣誉，虽然叶小枝弱，但敢于对抗炎热的天气，表现出坚强不屈的意志。据此看来，他笔下的指甲花，可谓谦卑之花、大众之花、斗争之花。
晚清时期，南方民间流传着一首《咏蛙》诗，很可能是某位胸怀大志的农村读书人创作的。诗云:“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910年秋，毛泽东抄录此诗，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头的块垒。青蛙稳稳正正地坐在池塘里，虎虎生威，随时准备袭击害虫。有时，青蛙也到绿杨树荫下面去歇凉，养精蓄锐。它蔑视害虫，不允许它们随意乱叫。通过青蛙这一象征，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具备的威风和霸气。他疾恶如仇，对反动势力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以维护社会正义。如果没有这种品格的修炼，他日后不可能成为一代伟人，不可能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也不可能令人民公敌闻风丧胆。
湖南安化县夏默安(1853一1928)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经史方面造诣甚高。1917年夏天，毛泽东游学至夏家，两人曾有对句切磋。夏氏出句曰:“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对句为:“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氏句描摹绿杨鸟鸣，叩问自然时序流转之理，自非浅人所愿挂怀。毛泽东捕捉池草蛙声，考究人间公私博弈之由，其思想超越了自然景象，上升到一种寥廓无际的社会伦理境界。若从文字游戏的角度上看，两者半斤八两，难分轩轻。单论学问积累，当时夏氏的功力应在毛泽东之上，然而，明眼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较夏氏更高一筹。
毛泽东作寓言《自讼》(1914)，用两种园艺作物——匏瓜和牡丹为喻，表达自己的人生意趣困‘”。鲍瓜，在古代农业典籍中亦称为抓。《诗经·邺风》云“袍有苦叶”，应是中国古人流传下来的关于鲍瓜的最早诗句。春天，阳气发动，土壤变暖，乃是种植鲍瓜的上好时节。鲍瓜茁壮生长，藤蔓卷须缠绕，甚至伸张不开。如果无人打理，它们会攀上荆棘顶端，或散布在杂草丛中。待时机一到，饱瓜吐放花苞，或隐或现。有人骤然一看，可能将其与杂草混为一谈。但是，当深秋季节，草叶枯萎，而牧童往来其间，偶然拨开草莽，就会发现一连串的鲍瓜，大的宛如瓦瓮。反观花园牡丹，绿叶红花相互映衬，如同彩云一般明丽耀眼。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估计:这些花不知要结出多大的果实!殊不知秋天到来，天气归于凉爽，一度争奇斗艳的牡丹花枯萎凋零，而根本没有什么果实。两相比较，牡丹先盛后衰，终无所成，而鲍瓜先衰后盛，终有所获，所以更为可取。毛泽东把握两种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借此砒砺自己，大力减少浮躁性情，加强内在修养。
毛泽东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1871一1920)曾经创作一幅对联:“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推测其意，杨氏当然并不是主张要退缩到虚无缥缈的桃源世界中去做隐士，务农种树。他希望撇开尘世中无谓的人际纷扰，潜心学术研究，着力培养弟子，特别是如同毛泽东这等英才，为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斗争。毛泽东将其恩师的对联抄下来，勉励自己加强锻炼，担当挽救祖国命运的神圣职责。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毛泽东早期自然而然地从农业生物方面去寻找切实的社会人生哲理。诸多生物对他高尚人格的若干启迪，是生动活泼的，而且大体是健康向上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早期伦理思想较为广泛地牵涉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农业问题。这一具体的侧面，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富有特色的，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披览中国近现代史可知，毛泽东的声名、事业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计其数的绅士、官员、留学生、专家、教授、作家等精英人物。其中原因至为复杂，但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广大乡土世界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泉源，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为人、为学、干事业，难能可贵的是不忘本。毛泽东正因为准确把握了农业这一伦理之本，所以才为马克思主义发挥理论威力找到了现实的沃土。而且，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建立在牢固的社会基础上，从而取得丰功伟绩。总之，毛泽东的早期伦理思想浸润着中国农业文化的底色，对他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潜在的积极作用。
论文摘要:毛泽东出身农家，其早期伦理思想受到农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他在诗歌中咏及豆腐、酒、肉之类食品，在对句中联想到牛皮菜、马齿觉之类蔬菜，在论文中研究饮食卫生，在教学中讲解布、绸、毛织物等衣服原料，引导学生重视国货，提倡节俭。他在小鱼、指甲花、青蛙、鲍瓜、牡丹以及树木等农业生物中，找到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伦理象征。这些为他早期高尚人格的形成奠定了部分基石，并对他日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产生了潜在的积极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农业“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传统中国以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著称于世，在其整体文化系统中，农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们在观察历史上的中国伦理思想时，倘若脱离农业这一广泛而深刻的基础，则不能不是较大的缺陷。挨诸学术史，在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研究方面，刘广东、王彩玲两位专家诚然用力甚勤，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没能充分注意到农业对于社会伦理的重大价值。为了弥补既有的学术罐漏，现参照有关资料，考察毛泽东早期视野中关于农业问题与伦理思想这一侧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1、农村家庭与乡土社会的影响
清光绪十九年(1893)，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毛氏宗族从明代开始，就在韶山一带山区垦荒务农。毛泽东的父亲曾在湘军里当过兵，还乡之后，赎回先辈典出的土地，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石稻谷。据此算来，当时毛家水稻单产较高，约为3.6石/亩。在湖南中部，湘潭米市有着相当大的名气。毛泽东的父亲利用这种乡土经济条件，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成为一个财东。他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因此，毛泽东从6岁开始，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14到15岁期间，毛泽东成天在地里，跟家中的雇工一同干活。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样样在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养成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快朴实的乡土本色，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
光绪二十八年(1902)，毛泽东开始入私塾读书。平时，他早晚要放牛拾粪，农忙时还要帮着收割庄稼。毛泽东读私塾期间，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常常觉得这是传统乡土社会中一个显著的不平等现象。
毛泽东11岁那年(1904)，他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毛菊生的田产。他父亲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按照市场交易的伦理常规，他父亲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开始，并不简单地认同这种市场规则的合理性。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悲剧性，对失去生存之本的弱势者表现出真诚的同情。
宣统二年(1910)，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其诱因是荒年粮价飞涨，贫民黄贵荪全家投水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被打死14人，被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银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杀者的头颅高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韶山，引起人们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泽东的父亲准备运往县城的一批大米。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但同时觉得那些劫粮农民的做法也不对。对这类事件，他的思考是深沉的，同时也是无奈的。乡土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他年轻而又敏感的心灵中烙下沉重的问号，极大地影响到他的伦理关怀之根本取向。
2、衣食文化的伦理意蕴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蛰《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农业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人类生存提供饮食、衣物之类的基本条件，而人世间巍峨耸立的伦理大厦，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起来的。
农村很多节日，都与农业本身紧密相关。特别是春节，可以让广大农村人民有时间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农家饮食文化的精华，往往也在这种场合展现。毛泽东8岁那年(1901)，到外婆家去拜年，应外公雅意，吟唱过一首杂言诗，后人命名为《迎春》。诗云:“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农村过春节，舞狮子是常见的习俗。诗歌作者首先注意到狮子的大眼睛，而后面3句，勾勒出民间饮食文化的风趣图画。通常，湖南春节期间的气候比较寒冷，农民用老火将肉炖得熟烂，便于消化。他们饮用热酒，不仅有助于防寒祛湿，而且便于酒精挥发，减少和避免醉酒的可能性。豆腐有米豆腐、大豆豆腐两种，而主要是后者。农民煮豆腐时，常常加些蔬菜(如芥菜之类)。若做得讲究些，蔬菜要擦成丝。这首乡土风味极其浓厚的打油诗，很可能是一些农民原创的，而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只是它的应用者和传播者。
1903年，毛泽东的私塾老师邹春培与学生练习对句时，老师出句“牛皮菜”，毛泽东对的是“马齿觉”。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的知识，师生二人不可能创作出这种言之有物、天衣无缝的对句。牛皮菜，学名叶用荞菜，又名窘蓬菜、厚皮菜，属黎科，恭菜的一个变种，为两年生草本植物。其植株矮生或直立，根小，叶片卵形，肥厚，有光泽，颜色淡绿或浓绿，叶柄有长有短。其种子较小，肾形，褐色。牛皮菜适应性强，以春秋季节栽培为主。马齿觅，马齿觉科，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通常甸甸，无毛，茎常带紫色，叶对生，倒卵状楔形。马齿觅夏季开花，花小型，黄色。其葫果圆锥形，盖裂。马齿觉生于原野，在中国分布甚广。其茎、叶可作蔬菜或家畜饲料，中医学上以全草人药，性寒味酸，功能清热、解毒、消肿，主治痢疾、疮疡等症。据此可知，这两种常见的蔬菜作物，在农村人民的饮食伦理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饮食卫生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身体素质，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注意饮食卫生，形成健康的体魄，乃是人们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础。1916年底，毛泽东致信他的老师黎锦熙，提及《论语》所载孔子的饮食卫生习惯。次年，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也谈到类似问题。他广泛引述古代典籍中的资料，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人类无论开化程度如何，都要首先谋求生存之道。据《史记·伯夷列传》，周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叔齐兄弟以吃周朝粮食为耻，一度在西山之下采食野薇，活活饿死。他们明知野薇不足以维持生命的存在，明知周朝有鲜美的食品，但他们眷念逝去的殷商王朝，宁愿抛弃生命。他们抱着顽固而又坚定的政治信仰，跨越饮食仅为谋生的意义，令后世伦理家感慨不已。《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战国时期，陈仲子曾经3天吃不上饭，极度饥饿。他看见井台上有被槽虫啮去过半的李子，忍不住爬过去吃掉。这是出于求生的本能驱动，顾不得什么体面和荣耀。在正常情况下，当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人们生活条件改善时，饮食文化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论语·乡党》称，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髓而蝎，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酣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在日常饮食活动中，一般人民当然不可能如同孔子那样注重礼节，讲究那样精细，但基本的卫生伦理仍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食品不洁净，一些有害物质和细菌进人人体，就会导致疾病。毛泽东注意到，有的老年人到80岁时还能保持健康的身体。他通过请教，得到“不饱食”的经验。古人云:“惆憔巢于林，不过一枝;堰鼠饮于河，不过满腹。”暴饮暴食，既浪费食品，又增加胃部的负担，因而是一种恶劣的习惯，应当努力遏制。珍惜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是高尚的人们应当自觉遵守的生活伦理规范。
毛泽东在师范毕业之前，曾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教学实习，教二年级学生的国文，备有教案。课文名叫《衣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毛泽东引导学生复习，不仅要求他们熟悉句型，而且提倡俭朴美德(用布不用绸)，使用国货(即中国布)。此外，他还有意识地扩展知识，启发学生联想到毛织物(羊毛、牛毛、猪毛等制品)。无论是绸、布，还是毛织物，无不与农村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的来看，国文课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书面语言能力。不过，课文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手工业技术问题，带有显著的乡土伦理意味，并上升到爱国主义的思想高度。
3、农业生物与社会人生伦理
1906年，毛泽东在堂兄毛宇居的私塾里读书。他在先生走后，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毛栗子，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令他赞井。于是毛泽东写下《井赞》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大。”当年，毛泽东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对既有的生活、学习环境显然不能满意。那条养在天井里的小鱼身上，投射着他的思想情怀。他要避免小鱼的命运，而向往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去自由地发展。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凤仙花科，一年生草本。此物夏季开花，花两三朵同生叶腋，不整齐，警有一距，呈角状，向下弯曲，花色不一。其果实椭圆形，以弹力裂开，裂片旋卷。指甲花品种颇多，可供观赏，花与种子皆可人药。其花捣碎，可染指甲，故名指甲花。这种花在农村是极为平常的，一向不为文人雅士所看重。毛泽东早期作过一首诗，冠名《咏指甲花》:“百花皆竟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被日出，惟脾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晋代杰出诗人陶渊明所热爱的菊花，是隐逸之花;宋代理学奠基者周敦颐所爱的莲花，则是君子之花;毛泽东少年时期对指甲花情有独钟，表现出与古代文人不同的伦理思想意趣。无数妍丽的指甲花在乡土世界默默生长，不图荣誉，虽然叶小枝弱，但敢于对抗炎热的天气，表现出坚强不屈的意志。据此看来，他笔下的指甲花，可谓谦卑之花、大众之花、斗争之花。
晚清时期，南方民间流传着一首《咏蛙》诗，很可能是某位胸怀大志的农村读书人创作的。诗云:“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910年秋，毛泽东抄录此诗，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头的块垒。青蛙稳稳正正地坐在池塘里，虎虎生威，随时准备袭击害虫。有时，青蛙也到绿杨树荫下面去歇凉，养精蓄锐。它蔑视害虫，不允许它们随意乱叫。通过青蛙这一象征，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具备的威风和霸气。他疾恶如仇，对反动势力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以维护社会正义。如果没有这种品格的修炼，他日后不可能成为一代伟人，不可能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也不可能令人民公敌闻风丧胆。
湖南安化县夏默安(1853一1928)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经史方面造诣甚高。1917年夏天，毛泽东游学至夏家，两人曾有对句切磋。夏氏出句曰:“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对句为:“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氏句描摹绿杨鸟鸣，叩问自然时序流转之理，自非浅人所愿挂怀。毛泽东捕捉池草蛙声，考究人间公私博弈之由，其思想超越了自然景象，上升到一种寥廓无际的社会伦理境界。若从文字游戏的角度上看，两者半斤八两，难分轩轻。单论学问积累，当时夏氏的功力应在毛泽东之上，然而，明眼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较夏氏更高一筹。
毛泽东作寓言《自讼》(1914)，用两种园艺作物——匏瓜和牡丹为喻，表达自己的人生意趣困‘”。鲍瓜，在古代农业典籍中亦称为抓。《诗经·邺风》云“袍有苦叶”，应是中国古人流传下来的关于鲍瓜的最早诗句。春天，阳气发动，土壤变暖，乃是种植鲍瓜的上好时节。鲍瓜茁壮生长，藤蔓卷须缠绕，甚至伸张不开。如果无人打理，它们会攀上荆棘顶端，或散布在杂草丛中。待时机一到，饱瓜吐放花苞，或隐或现。有人骤然一看，可能将其与杂草混为一谈。但是，当深秋季节，草叶枯萎，而牧童往来其间，偶然拨开草莽，就会发现一连串的鲍瓜，大的宛如瓦瓮。反观花园牡丹，绿叶红花相互映衬，如同彩云一般明丽耀眼。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估计:这些花不知要结出多大的果实!殊不知秋天到来，天气归于凉爽，一度争奇斗艳的牡丹花枯萎凋零，而根本没有什么果实。两相比较，牡丹先盛后衰，终无所成，而鲍瓜先衰后盛，终有所获，所以更为可取。毛泽东把握两种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借此砒砺自己，大力减少浮躁性情，加强内在修养。
毛泽东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1871一1920)曾经创作一幅对联:“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推测其意，杨氏当然并不是主张要退缩到虚无缥缈的桃源世界中去做隐士，务农种树。他希望撇开尘世中无谓的人际纷扰，潜心学术研究，着力培养弟子，特别是如同毛泽东这等英才，为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斗争。毛泽东将其恩师的对联抄下来，勉励自己加强锻炼，担当挽救祖国命运的神圣职责。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毛泽东早期自然而然地从农业生物方面去寻找切实的社会人生哲理。诸多生物对他高尚人格的若干启迪，是生动活泼的，而且大体是健康向上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早期伦理思想较为广泛地牵涉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农业问题。这一具体的侧面，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富有特色的，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披览中国近现代史可知，毛泽东的声名、事业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计其数的绅士、官员、留学生、专家、教授、作家等精英人物。其中原因至为复杂，但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广大乡土世界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泉源，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为人、为学、干事业，难能可贵的是不忘本。毛泽东正因为准确把握了农业这一伦理之本，所以才为马克思主义发挥理论威力找到了现实的沃土。而且，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建立在牢固的社会基础上，从而取得丰功伟绩。总之，毛泽东的早期伦理思想浸润着中国农业文化的底色，对他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潜在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