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诚如胡适所概述，“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 中国 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 影响 。

一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

1917年6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 哲学 史的 研究 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不久后，他在1918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 总结 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 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 科学 方法 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 应用 ”。[4]

1936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 英文 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5]

直至晚年，胡适仍然强调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 分析 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地了解。……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他还具体举例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 现代 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 理论 。”[6]

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受益于西方学理的切身体会，胡适自觉地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1918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他即明确提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7]此后不久，在1919年11月所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同样也呼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他并且还详细论证说：“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 参考 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8]

除胡适以外，作为近代中国引入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也坦然承认受到了西学的启发。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后来还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0]

平心而论，梁启超一生虽“流质易变”，然而他始终不曾否认西学对他的影响。即使是在游历了战后一派肃杀凄凉的欧洲之后，他仍在1922年所著的《先秦 政治 思想史》一书中，客观地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分析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11]

很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体认，梁启超在1902年就断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12]1923年1月9日，他在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发表告别演讲时更阐明：国学“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 自然 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13]同月，他在《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14]

二

其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启发。

其一，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之“整理”一词，极有可能便是源于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启发。此前，章太炎曾言：“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15]其中虽提及了“理董”一词，但毕竟与“整理”仍有不同。而1917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转载了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桑原在该文中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16]今天看来，这应是“整理”一词最初出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这一提法还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胡适，恰巧在东京购买了该期《新青年》。他在读了桑原此文后，即在日记中记述道：“其大皆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

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结帐式”、“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

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 历史 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三

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

其一，“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启元在30年代所回顾，“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23]

通过胡适的介绍与示范，顾颉刚也逐渐掌握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24]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对此，胡适评价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25]

其二，除了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之外，“整理国故运动”还在其它方面也吸纳了西方的学理。例如，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采取了“截断众流”的手段。以往我们在探讨此方法的渊源所自时，大多归之于康有为、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启发。而邵东方则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截断众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研读过格罗特所著《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鉴于早期希腊史中神话传说与史实难以区分的情况，格罗特采取疑古的态度，……所以他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古希腊信史的开始。格罗特处理古希腊史的方法显然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断言，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罗特的作法。”[26]客观看来，这一推论虽不免断之过勇，却也颇合情理。

又如，据统计，[27]1923－1927年间，北大《国学季刊》先后刊载了37篇学术论文，其中语言文字学方面即有15篇。这一方面固然与北大国学门盛行章氏学问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却也缘于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影响，[28]尤其是在这15篇文章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6篇，占据了2/5。

与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不同，国外学者凭藉精通多种语言的便利，倡导语言学上的比较研究。如钢和泰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上所发表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便主张应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与音译咒语对照，来考知汉字在古代中国的读音。而高本汉在《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国学季刊》1卷3号）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国古音的变化，于韵书及反切之外，应该注意四种重要的译音，即高丽译汉字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及安南译音。

毫无疑问，国外学者这种对比较研究的强调，极大更新了国学门同仁的小学研究方法。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一文，就是在钢和泰、高本汉主张的影响下，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中的汉音、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此文发表之后，对传统古音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一场古音学研究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章太炎依托《华国》，发表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对汪荣宝所采用的新路径表示反对。而国学门同仁则以《国学季刊》为阵地，纷纷撰文赞成汪文的 研究 方法 ，钱玄同、潘尊行、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便一再阐明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接受过比较语言学专业熏陶的林语堂就说：“今日之所谓以 科学 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 历史 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 中国 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29]他还宣称：“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 时代 ，能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所以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可以断言。”[30]由此可见，就国学门同仁而言，至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西方学理的 影响 已逐步取代了传统小学的地位。对此，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在30年代即曾 总结 说：“现今的中国音韵学，它的工具和方法愈趋于精密，取材的范围也愈趋于扩大，而它的目的，也更加深远；这就是由于西洋语文及语音学、语言学等等的智识输入的结果。”[31]

此外，与语言文字学紧密相关，《国学门月刊》还曾刊载了高本汉所著的《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陆侃如、卫聚贤合译）。在这篇文章中，高本汉运用语言学的文法 分析 ，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与《国语》最接近，非鲁国人所作，亦非后世作伪者所能虚构。这一观点虽未能完全为胡适、卫聚贤所接受，但是其研究方法则无疑为中国古籍的考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一文中，便承认此方法“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32]

至于胡适本人，由于接触西学较早，因此他在留美期间就已开始了比较文法的研究。早在1911年撰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中，胡适就归纳了《诗经》“言”字的三种涵义。而他运用的方法，即是“西儒归纳论理之法”。[33]他晚年还回忆：“我作《言字解》时，尚不知王引之对古文‘虚字’的研究。当我后来看过他的著作，我才欣然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样的。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是我国传统的学者却缺少一种在不同语言中作比较文法的研究。……他们不能像我一样能找出这个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发生的[连接]的作用。”[34]

总之，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 理论 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受到了西学的深刻影响。

四

当然，就西学影响的具体程度而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同领域内，以及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也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体现。总体说来，如前所述，在比较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等方面，西学的示范作用可谓十分直接和显著。然而，语言学研究毕竟只是“整理国故”的领域之一；至于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根基，西学的影响则显得较为隐晦不彰。

例如，长期以来便有论者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与西学无甚关联。1923年，成仿吾在批评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时便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35]1940年，林同济也说：“这一股风尚，在一方面看去，是外接英美正宗学派（尤其是美国派）的结果；但另方面看去，实更是上承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36]而周予同则进一步在1941年指出：“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37]此后，唐德刚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同样辨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他还断言：“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38]此外，余英时亦提出：“我们必须认清，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事实上，远在他接触杜威以前，新典范的种子已在他的心中发芽了。”[39]

又如，针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梁园东在1930年就说：“寻来寻去，终久寻不到顾先生的方法，却只是到处遇着顾先生的祖师爷！原来顾先生把汉学家的法宝， 应用 到这本帐簿上来了！”[40]美国学者施奈德也指出：“顾颉刚对中国传统的考据颇有造诣，然而他对西方思想的认知是间接的，也是片断的。”[41]

要而言之，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胡适、顾颉刚等人“整理国故”的方法，“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西来，而是乾嘉考据的变相复兴”。[42]

客观来说，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胡适等人考据方法的主要渊源，使人们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源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在考据的具体方法上，西学的影响确实不如中国传统学术来得直接与明显。

不过，如果就此完全抹煞西学对“整理国故”考据方面的影响，则显然也不是一种恰当的看法。因为胡适等人之所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考据成就，关键便在于他们在继承了传统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考据的范围，诸如胡适的小说史考证、顾颉刚的民间传说研究，均开辟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领域。而这种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大，无疑是得益于某种研究眼光的更新。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对西方“民主”、“平等”等治学观念的大规模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形成了一种“平等的眼光”，[43]创制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亦即“一个全新的‘典范’”。[44]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其 现代 转型。

[1] 胡适：《中国 哲学 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页。

[2] 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68、769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1930年11月27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452－453、462页。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自序》（1936年7月20日），《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2页。

[9]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10]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17页。

[11] 梁启超：《先秦 政治 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页。

[13]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

[14] 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1923年1月），《梁启超选集》，第826—827页。

[15] 章太炎：《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27页。

[16] 桑原隲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7月。

[17] 《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393页。

[18] 朱家骅：《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诞辰特刊·序》，转引自聊城师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

[19] 胡适：《实验主义》（1919年7月1日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16页。

[20]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胡适文存》一集，第277－278页。

[21]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68页。

[22] 顾颉刚1919年1月12日日记，《中国哲学》第11辑，第327页。

[2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87页。

[2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言（1923年4月27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59－60页。

[25]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年2月8日），《古史辨》第1册，第192页。

[26]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27] 此据陈以爱统计。关于国外学者对国学门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影响，她曾有详尽论述，详参其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 台湾 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277－281页。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仅有一篇是太炎门生（沈兼士）所撰，其余大都为深受西学影响者。

[29] 林语堂：《印度支那语言书目·译者附记》（1928年1月18日），《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第218页。

[30] 林玉堂：《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1923年5月10日），《语言学论丛》，第143页。

[31]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354页。张世禄还曾指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正无日不在进展之中。记音的工具愈精密，对于语音里所包含的元素，分析也愈进步；运用的方法愈谨严，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比较的材料愈丰富，对于语音演变的事实，认识也愈明晰；这就是西洋科学智识的输入使中国音韵学也随着进展的情形。”同上，第357－358页。

[32] 胡适：《<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1927年10月4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38页。

[33] 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存》一集，第175页。他还呼吁：“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同上，第177页。

[3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0页。胡适还说：“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同上，第124页。

[35] 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1923年11月13日），《创造周报》28号，1923年11月18日。

[36]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年11月4日），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37]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4页。

[38]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0、132页。

[39]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73页。

[40]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27卷22号，1930年11月25日。

[41] [美]施奈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4页。

[42] 周质平：《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3] 余英时先生说“平等的眼光”是“从考证学的内在 发展 过程中逐步透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第64页）。笔者则认为，“平等的眼光”之所以在民初最终得以确立，西学的外在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

[44] 余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