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未解脱的挣扎——从赤壁赋看苏轼的文化人格

苏轼，是有宋一代唯一的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是继李白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座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位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是后代封建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范式之一，而且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格典范——陶渊明的被发现与被树立，也主要地归功于苏轼。苏轼，与许多文学文化史上的大家一样，以其文化人格的典型性成为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就像他的诗词文赋，具有无比丰富和有待挖掘的可能性。这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本文拟从苏轼名作《赤壁赋》的解析入手，浅析一下苏轼文化人格中的典型性及其对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影响。

一、风暴后的沉思

　　《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好是作者贬谪黄州后的第二个年头。元丰二年（1079）当政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摘出苏轼诗文中的部分语句，上书宋神宗，说苏轼诽谤新法，污蔑皇帝，应该处以极刑。舒亶在奏章中称“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李定也说苏轼“无学术，滥得时名”，他们要求处死苏轼，以“沮乖慝之气”“奋忠良之心”。事实上，苏轼无非是对新法执行不当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了一下抗议。神宗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八月系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在此之前，苏轼的仕途和人生基本还是平坦的，至少没有多大的波折。这一时期的苏轼基本上还是豪气干云、睥睨万物的，他曾在寄弟弟苏辙的一首词中自负地说到“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似乎仕途人生中一切坎坷挫折都不过是芥藓之疾，不足道哉。这正好反映了青年苏轼豪放率真的一面，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营营苟苟。身为文官的他甚至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一时期的苏轼思想上冲突并不激烈，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不论是他对待熙宁变法的保守立场，还是他所上的策论，都表明他是一个奉儒守法的典型封建知识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内心没有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杜甫那样世世代代奉儒守法、一心一意要致君尧舜的迂腐的封建文人，他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事实上，从他一步入政坛，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就困扰着他，但这种矛盾的双方却在伴随着他仕途的顺逆而此消彼长：每当政治上得意的时候，他入世的思想就占据了上风；而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出世的欲望。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贬谪黄州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这种矛盾最为突出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在此之前，他思想中始终是儒家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在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心态。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陷入了一个极端险恶的境地（险些被处决），他在狱中寄给苏辙的诗中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他的确是“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在狱中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出狱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不得不重估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重生是痛苦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一面表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内心的波澜发而为文章诗词，形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峰。他晚年说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苏轼本人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颇为喜爱的。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对自己仕宦、人生的反思和追问，作品中都饱含一种“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哀伤或羽化登仙式的强作欢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真诚坦荡的文字中间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情思意绪，不仅仅是一些哲理思辨，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格。

二、望美人兮，天一方

　　《前赤壁赋》作为苏轼的代表作，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的内心冲突和斗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在挣扎，在思辨中挣扎，这种入世与避世，倏忽与永恒的挣扎正是苏轼文化人格的一个缩影。这种冲突与挣扎的意义在于，他不仅仅是苏轼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共同性格。《前赤壁赋》的价值就体现在它将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史的本质浓缩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之中。

　　文章以与客泛舟赤壁始，在文章的前两段，主要写苏轼与客欢宴的情景。在这一部分，苏轼与客所吟唱的歌谣，颇为引人注意:一是明月之诗与窈窕之章，一是苏轼与客扣舷而歌中的歌。明月之诗，所指为何尚有疑义，有人认为是《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也有人认为是指曹操的《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前一种说法的支持者认为明月之诗是在“讥在位之不好德也”，相应地，他们认为下句窈窕之章指的是《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显然是在承接上文的“讥”，表达对圣明君主开明政治的渴望。持后一种说法的人认为苏轼在借曹公诗句表达自己绵绵不断的忧思。笔者以为不论是《月出》也好，《短歌行》也好，《关雎》也好，这里的明月之诗与窈窕之章实际都表达了作者思想中用世的一面，不论是“讥在位之不好德”，还是绵绵不断的忧思，或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说明苏轼还是“心存魏阙”，希望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否则这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下文中的“美人”这一意象，上述的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自然指的是对美好政治理想或全明君主的追求，这一点历代评论者大抵都是赞同的。这里苏轼明确地说他和“美人”天各一方，“美人”可望而不可及，这不正是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的最为强烈最为集中的表达吗？这不正是屈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沉重感叹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等人并不无同，甚至他建功立业的欲望比李白、杜甫都要强。因为李白、杜甫的盛唐时代门阀世族还占据一定地位，庶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尚未如此巩固，他们追求的还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武功，到了苏轼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些书生们能够用他们的诗书才学为国家尽力，能够凭经史文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了。欧阳修、梅尧臣、韩琦、范仲淹包括王安石不都是些文人、书生吗？但越是强烈地渴望建立功业、受措后的心境和落差越是明显和强烈，苏轼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三、须臾之叹与庄老玄思

　　由于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喟叹。在经历了劫后余生的苏轼眼中，人生不过是滔滔历史长河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已，人短暂的一生就像天地间的一只蜉蝣，与无尽的天地时间相比，连几个时辰也活不到，与无边的大海相比，就像其中的一颗微粒。人不会也不可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更遑论征服世界了。个人在庞大无边的宇宙历史面前是多么渺小啊！

　　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对自我生存境况的一种特殊关照方式。尤其是在外界社会政治条件比较险恶，知识分子的个体生命没有保障的环境下，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更易于产生这样一种趋向：把关照的对象从外在的功业道德转移到人本身，关注的焦点也就成为了人自身的生命和价值——如何从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永恒的价值，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享受这有限的生命也就成了中心论题。这种对生命的关注和怀疑，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观的典型论调。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的险恶加上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士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极端恶劣。“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这一时期的作品流露出来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思考，生死、游仙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而这些主题的形成是伴随着灾难面前人的觉醒——玄学的兴起而兴起的。玄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带来了封建士人人生态度和人生观念的新变化：魏晋风流。这是一种完全艺术化的人生，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陶潜和阮籍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前者成为后世封建士人政治失意时的精神堡垒，后者则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高狂傲的样板。

　　苏轼的须臾之叹正好暗合了魏晋士人的这种生命意识，颇有一些玄学思辨色彩。这种须臾之叹中所流露的对人生短促的悲叹，恰巧印证了苏轼文化人格中迥异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一面——庄老玄思。苏轼幼年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老庄的道家思想在苏轼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庄老玄思使苏轼能够处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仕宦人生，使他更加深刻和超脱。

四、水月之象

　　在经历了人生短促而功业难筹的悲叹之后，苏轼和魏晋士人一样构建起了自己的艺术化人生——清风、明月。清风和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苏轼却能尽情地享受它们，这难道还不够吗？这其实就是苏轼的“人心营构之象”。在他的眼中，“我”与清风、明月已经成为一体，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庄子》中有“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所谓“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看待世界时的眼光。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正是心无厚薄、泯绝是非、齐物我、等荣辱、一死生的庄老思想。

　　苏轼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闻之为声，视之成色，不正可以娱悦性情吗？既然物“皆有可乐”，那么安往而不乐？苏轼在这里表达的这种思想，比魏晋时期士人所表达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要宽泛得多也要深刻得多。首先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苏轼泯灭了物与我的界限，更加注重“自然的人化”。对照一下谢灵运的山水诗，会发现谢灵运在描画山姿水态时词藻美则美矣，却不免让人产生距离感，诗后的玄理多半是牵强附会，有和没有对诗的价值影响不大。其次，苏轼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对外物进行审美关照时，比魏晋士人更多了一层实践理性。宋代时理学的发轫期，苏轼本人也是新派儒家——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笔下的意象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透过人人可见之物将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表达出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苏轼在这水月之象中，表达的已不仅仅是仕与隐的问题，这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在这里已不是“对政治的逃避”而是“对社会的逃避”。对政治的逃避是可以做到的，像陶渊明那样把官服一脱，官印一仍，就行了，要么就将这几根烦恼鬓毛剃掉，遁入空门。然而对社会的逃避实质上做不到的。苏轼一生都未忘却人间的疾苦，他总在时刻惦念着苍生黎庶，苏轼的这种痛苦是一种无法解脱却又要求解脱的痛苦，因此它就倍于前人的忧馋畏讥之痛、怀才不遇之痛。

结语：终未摆脱的挣扎

　　正如上文所述苏轼的痛苦是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其思想中儒道两家的斗争：一方面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入世抱负；另一方面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遗世绝俗的人格理想。但儒道又有互补的一面，二者相互调和、补充，共同构成了苏轼既心怀苍生兼济天下又狂傲自负遗世独立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理想不仅仅存在于苏轼一个人身上，也存在于后世知识分子如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许多人身上，儒道的互补与背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一个共相，但这种互补与冲突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集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