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承 与 融 通——《老子》与《周易》中民族精
关键词：老子；周易；道；民族精神
succeeding and fusing：
a 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s between in lao zi and zhouyi
abstract: as two clas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ao zi and zhouyi are venerated as a wisdom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national spirits collectively manifested in them have always been exerting influences upon chinese people’s character and sentiment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inking distinction. succeeding the spirit of yi jing and inspiring the principles consisted in yi zhuan, lao zi, by its particular philosophical mode, established a national spirit conforming to its philosophy of dao. this spirit was succeeded and fused by yi zhuan. complimenting to and developing each other, lao zi and yi zhuan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soul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s and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ese national spirits are manifested as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with the balance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moral emotion with generosity, concept of harmony, and humanistic ideal of stressing on both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among which the thinking mode of that “man and heaven unite into one” thread through, protruding the commonest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ost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s.
key words: lao zi; zhouyi; dao; national spirit
何谓“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指这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力量，是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辜鸿铭先生说：“我所指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情操。”［1］而所谓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和追求、对推动民族进步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概念，即“（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 ［2］
那在《老子》与《周易》中所凝聚的一般的共同的民族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两部典籍及其关系加以探讨。《老子》是春秋末年作品，为老子所著。《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生于西周乱世，任周守藏之史是可以肯定的。其博览商周典籍，读到《易经》也在情理之中。《周易》分《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易经》乃殷周之际作品，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为上古巫史文化的百科总汇，反映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易传》则不同，它是公元前4—3世纪的作品，反映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阶级的世界观，已形成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 ［3］“经”是占筮书，早于《老子》。“传”，又称“十翼”，是后人对“经”的解释，比“经”晚出很长时间，在《老子》之后。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说：“‘传’虽然是解释‘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4］《老子》五千文深邃思辨，文约义丰。其立论的根基是“道”这一观念，“‘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将‘道’视为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 ［5］“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其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运行规律，也是人生的准则和宗旨，是对经验世界的总结和感性人生的体悟。并由宇宙观来反省人生观，以求社会发展应然与必然的统一。徐复观先生说：“（老子）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 ［6］《老子》哲学是中国人生命中的内在精神，与孔子一样，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已扎根人心，决定着中国人的性格情操和处世待物的方式方法。《老子》与孔子的内在精神共同决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而民族精神在《老子》哲学中有其独特的表现，它上承《易经》，下启《易传》，自成体系。《易经》对《老子》和孔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易经》中的阴阳符号、八卦构架，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卦爻辞，都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本因素。《老子》秉承《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发展了其阴阳辩证思想和整体性直觉性的思维方法，并对《易传》的形成发挥了直接的启发作用。
《老子》与《周易》的传承关系十分明显。陈鼓应先生说：“《老子》这本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及独特的人生观。其自然观的形成，可上溯《易经》而下启《易传》，并成为《易传》哲学思想的主要骨干。” ［7］而《老子》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由此脉络而得以展开与延伸。《老子》虽没有直接引用《易经》，但《老子》中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创生历程，很像是《易经》在八卦构成上的构思，即由整体的“一”衍生出两个爻，又由两个爻经排列组合衍生出“三”画的八卦。“三生万物”的说法也很像《易经》从八卦组合中衍生出象征万物的六十四卦的构思。同时《老子》中“贵柔”、“守雌”的观念，也与《易经》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传自商代的《归藏》（即《坤乾》）的思想。与此相应，《老子》的思想又为《易传》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在思维模式上，《易传》直接承继《老子》，由天道推衍人道，以天道明人事，并进而以人道反观天道，以社会反观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是两者民族精神融会贯通的基础与联结的桥梁。《老子》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以下引用《老子》只注章目），强调“人道效法天道”；《易传》也追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强调天地人三才统一，认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系辞下》以下引用《易传》只注章目名）其次，两者共同点是“道”，“道”不仅是《老子》的核心观念，其也贯穿于《易传》始终。《老子》认为，“道”超越万物而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25章）而以“道”释《易》是《易传》的一大特点，《系辞上》说：“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是变易不居的“道”。《老子》中的精义在《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承与发挥，《老子》与《易经》中的民族精神也在《易传》中得到充分的交汇与融通。
《周易》中的“易”、“太极”、“中”、“和”、“阴阳”、“刚柔”、“天地人”、“德”、“生”等概念与《老子》中的“道”、“一”、“天地”、“冲气”、“阴阳”、“守中”、“和”、“柔弱”等概念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两者互补兼蓄，融会贯通，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对两者加以比较研究，便能概括出中华民族精神最一般的特质和本质内涵，这就是：“刚柔同构”的进取精神、“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中和为用”的和谐观念以及“利生并重“的人文理想。
“刚柔同构”的进取精神。《易传》中的“尚刚”与《老子》中的“贵柔”思想看似是对立不容的，但其实际上两者是相互补充、互为前提的，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柔刚同济，刚柔同构，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两个方面。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也是中国人民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内在自觉。《乾·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之道，昼夜不懈，周而复始，君子当效法天道而自强不息。乾，天之德象，天下之至健也。《易》以“乾”为首，说明已注意到事物刚健有为的一面，《乾·彖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可见，万物的产生都是禀赋这种阳刚之气而成。而与此相应的《老子》，更注重“柔弱”的力量，强调“弱者道之用”（40章）、“柔弱胜刚强”（36章），注重事物发展的另一面。《老子》常以“水”为喻，来体现“以柔克刚”的精神，恰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章）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43章）这正是“滴水穿石”的进取精神，水性也正是道性的体现，“道”运行不已，“周行不殆”，“道冲，而用之或不盈”（4章），“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正是其生生不息、无穷创造的精神，便是对民族精神的勾勒。水是至柔的，但它却具有不断向前的魄力和探索精神。水的柔性体现在人身上便是一种韧性，体现在整个民族之中便是一种民族意志力，柔性越大，这种民族意志力就会越强。而这种“柔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刚强”，是能够克服刚强、超越刚强的柔弱之“刚强”。老子尝言：“自胜者强”（33章），“建德若偷”（42章），契合的也正是中国民族中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
《易传》中也不是一味尚刚，也十分重视“柔弱”这一对立面。其也吸收了《老子》中的“贵柔尚雌”的思想。陈鼓应先生认为：“《易传》的形成，正处在诸子百家互相渗透的一个时期，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各家思想互相作用而以道家为主要影响的著作。”［8］《易传》固然重视刚强，但也肯定了柔弱在刚柔转化中的作用，懂得刚强过头必将走向死亡。认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传》）。这是对《老子》“物壮则老”思想的吸收和发展，强调“阴阳合和”、“刚柔相济”。《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提出的正是“刚柔同构”、“健顺相得”的民族道德精神，其中还包含着卑弱自处、避世保身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即是继承了《老子》“弱者道之用”的处世哲学。《易传》认为，刚与柔结应，才合乎中正之道，必要时可以损刚益柔，以贵下贱，故有“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随·彖传》）《易传》中的“刚柔同构”的思想承继了《老子》“柔以克刚”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构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辩证思维模式——刚柔相辅相成，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两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加以发挥，共同形成和影响着中华民族不断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宽”得以容人，“厚”得以载物。宽广的胸怀和厚重的品德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品质，《老子》与《周易》中所蕴涵的“上德若谷”的胸怀与“厚德载物”的情愫，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宽厚相得”、博大包容的道德精神。
《老子》中以“谷”喻人的宽广胸怀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提出“上德若谷”（41章）思想，认为最高的德，就如同虚谷一样，容纳万物，谦下处卑。《老子》中举例以论之：“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66章）江海能够居下不争，兼容并蓄，“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34章）《老子》十分重视道德生命之涵养，要人们真正做到“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32章）的宽大与包容，以“谷”与“江海”的宽德来涵容一切。《老子》在“上德若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思想，这正是其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体现。《老子》说：“报怨以德”（63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49章）只有具有博大宽广的胸怀，才能包容万物，引人向善，最终也使自己得到善报。《易传》对此思想吸收、利用和发挥，《坤·象传》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高亨先生在《周易大全传今注》中说：“光借为广，地道广，谓地道广大，兼载万物，无所不容。……言人能取法地道之广大。”《易传》此处借“地”之广大喻德之宽容，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人法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坤卦六二爻辞言：“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突出坤德之“大”，恰好契合了《老子》中“地大”的精神。《老子》显然是认识到了大地的深邃博大之德，只有效法大地，才能更好地接近大道。很显然，这种“允地广裕”的美德在《易传》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易传》中首先提出了“厚德载物”的思想，《坤·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意指大地宽厚仁德，故能承载自然万物，而毫无怨悔。《象传》解乾坤两卦是一一对等的关系。前者在于“法天”，后者在于“则地”——“法天”之运行不已与“则地”之广裕载重，因此象征着民族精神形成的两个不同的内容。“坤”，顺也。地道顺，君子当以深厚之德容载万物。故有：“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系辞下》）《彖传》解坤卦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安贞之吉，应地无疆。”阴柔的坤元之气，乃是万物化生的依靠。大地有载物之德，万物依地而繁茂。大地有含弘之德，故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久远。《易传》对天地（乾坤）之德的颂扬，也正是对民族精神的归结。而大地生育万物，承载生息，博大宽广，正是坤厚之德的表现。“厚”，由“后”（“苍天后土”）演变而来，《说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厚”即厚重之意，象征大地向下厚重的德性。人类对大地的依附和称赞，正是体现了人类自身的一种宽厚精神。“厚”是一种美德，是人类一种宽广博大的精神。《老子》十分重视“处其厚”的品行，认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即品德涵养深厚的人，才能保持淳朴无华。“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38章）《老子》中的“上德若谷”与《易传》中“厚德载物”的精神，共同规定着中华民族“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
“中和为用”的和谐观念。《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整部《周易》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尚“和”崇“中”的思想。“中和”思想也是《老子》的重要价值观念，“守中”的理想与“致和”的境界，是《老子》中孜孜以求的理想状态。
“中”，《说文》曰：“中，内也。从口、∣，下上通也。段注曰：“内者，入也；入者，内也。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亦合宜之辞也。”“中”是统一的原则，即中正适度。在商朝，“中”就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原则而被重视，《尚书·酒诰》曰：“作稽中德。”《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无禄永终。”孔子将“中”发展为“中庸”（即中正不变之道），以作为最高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由此可见，“中”或“中庸”是古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中”是《周易》的重要概念之一，有120多处论及。其主要涵义有三：（1）中间、当中之意，如“中孚”卦；（2）位中，指爻的位置，易有六爻，以二、五为中，中正之爻必吉或无咎，从而引申到天道，如“刚中”、“柔中”、“中正”、“中行”，《临·彖传》云：“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观·彖传》云：“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位于中正之位，便能执中守正，遵礼守法，为世楷模。（3）适中、适宜，《系辞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中”，无过无不及也。《易传》从天道推衍人事，强调人应处中应事，保守大道。故“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临·象传》）《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充分肯定了“中”的道德价值。《老子》也十分重视“中”的道德内涵，强调“守中”，《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5章）此“中”是指“中虚之道”，亦即自然法则。《老子》认为，只有把握住这个“中虚之道”，才不会被外物所惑；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把握大道的运行。《易传》中的“中正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老子》“中虚之道”的影响，共同构筑着中国人的思维特质和生命精神。《老子》不仅“守中”，还十分重视“和”的思想，其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阴阳消长平衡便能达到“和”的境界，这种和谐的整体观念在《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发展。
“和”，《说文》：“和，相应也，”原指一种乐器，引申为乐器演奏的协调，后引申为不同事物相互配合的关系。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和”是多样性的统一，《老子》将“和”看作是阴阳统一协调的结果，是虚静和谐的境界。认识了“和”，就把握住了生命的永恒规律，就能够达到明智的状态。《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易传》以此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发展了“和”的思想。《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观念可以说是对卦爻价值理想的解读。“和”与“中”相得益彰，“守中”便能“致和”，守住“中正之道”便能达到和谐的理想境地。《周易》中论及“和”共有9处，而以“太和”思想谓显，张载认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王夫之注曰：“太和，和之至也。”（《张子正蒙注》）《咸·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传》将“和”提高到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太和”、“和平”重要概念，是对“和”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老子》与《易传》中的“中和”精神是其“天人合一”思维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知和曰常”与“保合太和”的整体和谐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影响着中华民族心理的特质和思维方式，从而铸造了中华民族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整体向上的和谐观念和进取精神。
“重生利物并重”的人文理想。《老子》哲学表面看似以探究天道自然为宗，但其实旨仍在人生。“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故有“道生万物”之旨。在《易传》中，“生生之谓易”的重生思想也贯彻其始终。
“生”，《说文》释其为：“进也，象草木出生于土。”意指自然万物的滋生成长，后也指人的出生成长。《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续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周易正义》卷十一）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生生不已，这就叫“易”。《系辞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化生万物，生生不已。而“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这里与《老子》的“道生万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老子》所说的“一”，在《系辞》里称之为“太极”，“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同时，从两者对个体生命的专注中，也可以看出其相通之处。《老子》曰：“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即认为个人的身体比天下更重要，宁肯不有天下，也不肯轻用此身。而《系辞》中的安身崇德、蛰以存身的思想正与《老子》一脉相通。《系辞下》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周易》的实用价值也就在于重生保身，不断提高道德水准。《周易》总的思想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人们不仅要“修业”、“广业”，而且还要“崇德”、“进德”，最终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这就是《周易》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贲·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不仅讲“重生”，也讲“利物”之德，十分强调自然万物的作用。因为，首先卦象都是取法自然的产物。《系辞下》认为：“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自然之性如此，万物之性亦如此。这种思想承继了《老子》的“道法自然”，即效法自身的样子，亦即自然而然。《老子》第一个提出了“天地万物乃自然生成”的观点，认为世间一切都是“自然之道”运行的产物，要达到人的本然状态，就必须返回自然之中，效法自然，尊重自然。这种对自然本性的确认，实际上是对人自身本性的回归。追求“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的理想境界。“重生”与“利物”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重生”才会更好的“利物”，“利物”也才更利于“重生”。《系辞下》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正是因为有了万物，人类的世界才变得如此的精彩，所以更应该注重一切生命的存在。
《老子》中“重生”的思想表现了其热爱生命、执着现世的精神。《老子》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9章）其中无疑凝聚着《老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宗旨。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重要特征。《易传》亦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上》）充分肯定了人在现实世界的生存价值。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因此要珍视现世的一切，以达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美好境界。《老子》与《周易》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对铸造中华民族精神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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