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纶治国论

天道与人心相应，君位系于下民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统一的大帝国，治理大国诚为不易。如何使之井井有条，不仅需要有—套典章制度，更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 《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从哲学的高度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因此， 《尚书·周官》曾将其概括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按照客观规律去经营治理国家，要不断调和理顺阴阳关系。阴阳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大而范围天地，小而寓于一物，治理国家亦必顺应其理。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周易》是“王教之典籍”。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也说：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都肯定这部书有治理天下之大法和王天下之大道，这个大法和大道又是与天地和人伦融为一体的。
《周易》作为古代哲学，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天人相通。世界的整体性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即阴阳变化支配着万物的运动变化，贯穿于天地人而无所不在。因此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而且天道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人道。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 《周易》论述经纶治国，首先提出“效天”和“顺天”。《系辞传》说：“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观·彖传》又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阴阳变化之道。 “设教”，即设置政教，包括一切政策法令和种种教化措施，也就是经纶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这些东西的制定，都必须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那末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又有什么特点呢?《豫·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 “效天”，就要效法天道变化之和谐有序无过差， “顺天”，就要顺应天道规律永恒发展之自然。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服而无需用严刑苛法。
《周易》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懂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的规律，然而却看到了社会的矛盾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并不完全象日月四时那样和谐有序自然而发展。它所说的“效天”与“顺天”，实质是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中受到启示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持与天道相协调。我们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对立。《周易》虽然不是用这个视角去认识社会，但却看到了等级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与天道相协调，就是要使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也就是“燮理阴阳”的根本问题。按照《易》卦的模式，乾为阳，为君，坤为阴、为民。 《系辞传》又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乾坤阴阳所反映的君民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坤·文言传》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辨之不平辨也。” 《易》曰：坤阴所代表的下民，是要卑顺以承奉乾阳之君，然而从阴阳变化规律说，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易位。因而坤阴的卑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渐进而至极，最终将发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下犯上，顺反逆。所以这段话于“坤道其顺乎”之下，接着就讲“积”、 “渐”、 “辨”，最后以“盖言顺”作结语。就是要告诉统治者，下民的卑顺并不是绝对的，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恒的，关键是“积善”还是“积不善”，对此要有所辨察。

从这一基点出发， 《周易》论经纶治国则把人道的阶级关系和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追求。阶级关系和谐统一则天地交而志同称作泰，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有序化的过程，人道与天道相应。阶级关系失和，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险，天下就要大乱，社会就失去了稳定而否塞不通，人道与天道就不相应。在中国历史上，殷纣王无道失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周易》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体现在明夷卦中。明夷的六爻，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国君，在下五个爻位的臣民尽为其所伤。结果如何呢?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 “初登于天”， 照四国也。 “后入于地”， 失则也。
“初登于天”，指殷纣王初登王位承大统，也曾以君德照四方。 “后入于地”，指纣王后来昏庸残暴丧尽民心，终于被推翻。 “失则”二字，则为法则，也就是阴阳变化规律。总结纣王失国的教训，就因为他违背阴阳和谐经纶治国的基本规律。
殷纣王无道失国，周武王继之而立，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周易》给予充分肯定。《革·彖传》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 大矣哉！
由于天地四时的不断变革，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而不穷，说明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商汤赶走夏桀，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这就叫革命。没有革命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所以这种革命既顺乎天道规律之自然，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是革而当革，无任何过错。于是《彖传》又说： “革而当，其悔乃亡”。并赞叹说：革卦的意义，真是伟大啊！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天道规律究竟用什么去衡量?要用民心去衡量。一个君王的政教合不合于天道，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决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 《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一来，所谓人道要与天道相协调，天人相合，并不是—句空话。因此说，革卦“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它明确的告诉了封建统治者，民为立国之本，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位的存亡，均系于下民。这个道理，在《观》卦里就说得更加清楚了。
　　观，在十二消息卦里为阴长阳消之卦。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君，阴为民。阴长至四位，阳退守五位，上下对峙而互相观视。五，又为君位，四阴进逼，形势甚危。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 “观我生”，观民也。
阴长至第四爻位，阳消已过半。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位又得中，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所以《彖传》说：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说九五这个大君在上位还是很可观的，他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顺而为进退。也正因为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才晓得观察自我的生存与否，则观民心之向背。在下的群阴不进逼，自己就能生存下去，在下群阴一进逼，自己失去生机。故言“‘观我生’，观民也。”民心之向背，决定于君道正不正。由于九五君道中正， 《彖传》称“下观而化”。下民既被其感化，当然也就消除了进逼之意，从而使九五之大君得以继续生存。
　　这一事实说明，天道是可畏的，民心是可惧的，天道虽高远，观于民心即可求。所以，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来经纶治国，从天人相合的整体和谐观念来处理阶级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谐来反馈人道，认清人心与天道相应，君位系于下民。因此中国有句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阴阳哲理所得出的必然。

理财正辞，民为立国之本

　　《周易·系辞传下》在第一章里，就提出了“贞胜”说，认为吉与凶所代表的阴阳对立面总是在互相争胜负。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方面居于正位而显现着，另一个方面居于偏位而隐伏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都发挥支配作用，这就叫“贞胜”和“贞夫一”。在论证了这一哲理思想之后，接着就联系到国家的经纶治理而讲了一段话。它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　　财正辞，禁氏为非曰义。
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说，由于阴阳争胜负而不断的互相转化，才使日月四时运行而万物生生不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由于上下尊卑互相斗争的推动，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下，圣人认为大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政权。也就是说，谁得了政权谁就居于正位而显现于人，谁丢掉政权谁就转向隐伏。如何能够守住政权而长久居正位，就在于得众望之所归。何以得众望之所归，就在于有财物以生息万民。因此， “理财正辞”，是最重要的。 “理财”，即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税收法度必须适中合理。 “正辞”，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这两项事做好了，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自然遵守法令，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就叫作义。这样社会就能安定，可以保证政权的“贞夫一”。
　　《系辞传》的这段文字，从阴阳争胜负的不断变化中提出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政权建设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措施以争得民心，从而稳定大局以巩固现存的秩序。这就是说， “理财正辞”不可贪得无厌而失掉民心，经纶治国应该轻徭薄赋，确立以民为立国之本。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彖》、 《象》通过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对下民应采取的具体政策。首先，是关于容民畜民的问题。
　　《师·象传》说：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下坎上坤。坎为水，坤为地，卦象是水积蓄于地中。师卦为言兴师动众去出征。就兴师动众出征说，民为兵之本，只有平时容民畜民如大地
之蓄水，战时才会兵多将广用之而不竭。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军来自于民，有民才能有军，有军才能使政权巩固。这一事实说明，推行容民畜民的政策，对稳定封建国家政权将起着直接的作用。接着，在临卦又提出了保民的问题。
　　《临·象传》说：
　　　　泽上有水， 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临，下兑上坤。兑为泽，坤为地，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
如果泽水在陆地之上，则必有堰堤防泛而泽水的容量也有限。泽水之上还有陆地，是自然形成的大泽，其容量无限，而且泽水与陆地互相临近无间。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应该象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教化和思念民众无尽无休，容纳和保护民众无有止境。再进一步说，阳刚尊贵是居于上位的，现在屈尊就卑而居于四个阴柔之下，这体现着上亲临于下。由于上能亲临于下，下必敬于上，上位者就大有发展前途。于是由临，一变而成泰，再变而成大壮，再变而成央，再变而成乾。所以《彖传》又说：“临，刚浸而长。”《序卦传》还说：“临者，大也。”这一卦说明，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如果能屈尊就下而亲临于民，思念和保护下民，其发展前途才会远大。然后，又提出了悦民。
　　《兑·彖传》说：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 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 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 民劝矣哉 ！
说同悦。 “先民”，即导民前进。兑卦卦义为言喜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前进，虽是劳苦而民不以为劳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赴大难，即或有死的危险而民众死而无怨。可见喜悦作用之大，它能使人奋勉而勇敢。因为凡事必应乎人心之所向，而应乎人心所向之事则必然是与天道规律相合顺。这又进—步说明，人心一旦与天道相应，就能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何需为国家政权而担心呢。
以上三卦，从容民、保民、临民，讲到取悦于民，最后又归结到“顺乎天而应乎入”。反复告诫封建统治阶级，民为立国之本，是政权的根基，根基不牢，国家政权就要动摇，这是“理财正辞”的前提。为了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深刻领会，于是又举出剥卦为例以申说其理。《剥·象传》说：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下坤上艮。坤为地，艮为山，卦象是山在地上。不言山在地上而言山附于地，是说高山经过长久的风雨浸蚀崩溃削落而依附于地面。上，指居于上位的统治者。下，指下民。居于上位的统治者看到高山崩溃依附于地面之象，则应晓得位高也可下迭。应该以较宽厚的政策对待下民，居于其上才可安然。再就全卦六爻去看，阴长至第五位，仅有一阳残存于上。 《彖传》说： “剥，剥也。柔变刚也。”阳刚为君，阴柔为民。五个阴柔要把一个阳刚剥落掉，危在旦夕。这一事实说明，对下民剥削过重将危及自身，最后自己也将被剥落。深明此理则应将利禄及早下施，接着又排出了夬卦。
《夬·象传》说．
泽上于天， 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夬，下乾上兑。乾为天，兑为泽，卦象是泽水已涨到了天上，堤防溃决滔滔下泻而摧毁一切。君子观此象则当知利禄不可多得，满招损，谦受益，要尽快向下施予。积德则不然，多多益善。利禄向下施予看来是有所损失，其实是受益。
《益·彖传》说，
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卦是讲减损上位者之有余，以增益在下者之不足，故称“损上益下”。这样做下民都很欢喜，故称“民说无疆”。由于损有余以益不足而达到了适中均衡，赢得民心，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带来了光明，故称“其道大光”。由此可见，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也就是说，损失的是眼前局部利益，得到的却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于是又提出了节制的问题。
《节·象传》说；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以泽节水，塞而不流则溢出，流而不塞则干涸。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使泽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干涸又不溢出，这就叫：节制得适度。对下民的剥削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要想节制得适度，就必须“制数度”。数，即十、百、千、万……。度，即分、寸、尺、丈、引。有了这些计量单位，才能用以衡量适中与不适中。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还必须“议德行”。只有深明《易》理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推而行之。于是《彖传》又说：
当位以节， 中正以通。天地节， 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天地自然规律是有节制的，年、月、日、时的运行从不过越而成其变化。人类社会也应如此，国君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将税收法度定在适中的水平线上，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整个社会才会安宁。因此说，爱护老百姓，剥削要有节制，赋税保持适中，这才能达到通。

以上四卦，从“厚下”、 “施禄及下”、“损上益下”，最后到“制数度，议德行”，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以看出，所谓“理财正辞”，就是要把着眼点放在下民的身上，省徭役薄税敛，尽量调解与缓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说，《周易》虽然强调“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观全局，从哲学的广阔视野而看到如何去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所以，它并不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过多的辩护，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为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刚健不息，强调实行人治

《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而证明阴阳变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三才”。因此，经纶治国要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出发，提出了“理财正辞”缓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具体对策。规律与政策要靠人去具体掌握和贯彻，这里自然就涉及到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以及在经纶治国中的作用问题。
《周易》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尊重。但是，人在规律面前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有所作为的。《泰·象传》说：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财通裁。天地的阴阳变化规律，相交才相和，相和才通达，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君王可以裁制它，辅助它，成就它。所谓裁制、辅助、成就，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可以对它实行某种驾驭、调节和利用。所以《系辞传》又说：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强调天地定位于上下虽然有其规律在运行，但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以趋吉避凶。圣人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加以裁制利用而趋吉避凶，则能够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
裁制，利用客观规律，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实质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经纶治国虽然要“顺天”， “效天”，以保持与天道的和谐，但人治还是主要的。要推行人治，人就需要具备一种精神，确立一种人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 《周易》提出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乾·象传》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有·彖传》：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畜·象传》又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人应该象太阳那样， 日复一日地运转，天天向上而光辉日有所新。有了这种奋进不止的精神，才可有为于天下，尽人事而听天命，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是姤卦。
姤，一个阴爻在下与五个阳爻相遇，其趋势是继续向上增长以消阳。所以，姤为阴长阳消的开始，对阳刚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如何去对待这种客观形势?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 “九五含章”， 中正也。 “有陨自天”，志不舍命。
枸杞为灌木。以枸杞树去包容瓜，瓜藤必攀援而上。枸杞喻五个阳爻，瓜喻在下的一个阴爻。姤初六之一阴，原为夬之上六。夬之上六被五个阳爻决掉之后，反转而成姤的初六，又与五个阳爻不期而相遇。这一反转变化，即由阳长阴消而成阴长阳消，有如瓜藤缠绕枸杞树攀援而上。对于这一形势，九五含弘章显，以中正之道处之，因为这是天道规律发展的必然，故言“有陨自天”。但是，君子之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故言“志不舍命”。就是说，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也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引导和驾御，在条件允许与可能的范围内，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周易》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曾鼓舞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去励精图治。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君权就是法，法制的思想不健全，而人治的思想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封建王朝几经更迭盛衰，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嘉盛世”，还是三国混战，十六国分争，确曾出现许多伟大的人物或顺天行道或力挽狂澜。

《周易·系辞传》说： “察于天之道，而明于人之故”。经纶治国，知天而更要知入。将天地人称作“三才”，三之为言参，即强调人应该参与天地的变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就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哲学，理想的境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不断地求索，通过知识的积累，以达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从而去掌握变化规律。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修养，才可以称之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终极的目标，还是天人相合，这种相合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谐了。《乾·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之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鬼神二字，鬼之为言归，神之为言伸，即用来形容阴阳屈伸往来之变化。这段话是说，道德修养伟大的人，已与乾的“元亨利贞”四德融为一体。所以他能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临四方，与四时合其次序一言一动无任何过差，与阴阳屈伸往来主使万物有生有灭的规律相合，赐吉降凶无一私念之掺杂。这样的伟大人物完全与天道规律相默契，其先于天道规律而动则不相违，后于天道规律而动则遵而奉之不相背。既然与天道规律都不相违背，何况于人事以及阴阳往来变化之类的具体问题呢。大人者，有德有位。《文言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给当权者的。它指明，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道德而居于尊位的人，才能经纶治国，达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彖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
以上可以看到， 《周易》这部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也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行为准则。它展现了一个理论与行动相关连的思维模式，为经纶治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就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管理与决策的专门著作。正因如此，所以它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一些有建树的帝王将军，都从中汲取了思想营养。清代的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他在为《口讲易经解义》御制的《序》中，就曾这样说道：
惟帝王道法，裁在“六经”，而极天人， 穷性命，开务前民，通便尽利， 则其理莫详于《易》。 《易》之为书，合四圣人之象，设卦系辞焉， 而广大悉备。 自昔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 《书》“六艺”之文， 《礼》、 《乐》之具， 《春秋》之道，无不于《易》详焉。
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
惟体乾之四德，以容保兆民。期庶司百职事矢野，涣群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则“大和”溢于宇宙，庶称朕以经学为治事之意也。
他以经学为王道之法，看到“其理莫详于《易》”。《易》书“极天人，穷性命”，“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能“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而治理备矣”。他要体现乾卦“元亨利贞”之四德来治天下，期望百官职事能容民保民，上下相交而成泰。经纶治国的理想目标是“大和”溢于宇宙，即阴阳中和，天人和谐，由此可见，清初的所谓盛世与《周易》的经纶思想是有极其密切关系的。
《周易》的治国之道，应该说并不是康熙才发现的，司马迁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史记》中说： “《易》本隐，以之显， 《春秋》推，见至隐。”《周易》阐发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是隐晦的，奉而行之则切中于社会历史实际。 《春秋》评断社会历史的盛衰，是具体的，推极其理可验证于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所以， 《周易》与《春秋》，互为体用与表里，在中国堪称是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晋身于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书。由此亦可理解，它为什么能冠“六经”之首，历数千年而不衰。
我们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周易》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能给人以智慧。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部书，如果与现实相脱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周易》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为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确实起了某种维护和调节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周易》又成为国际学术界注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把它的思想用之于经济管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局，祥和的政治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深入研究《周易》的经纶治国论，或许能从中受到某些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