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齐变鲁”辨析

内容提要：《论语•雍也》曾载孔子的话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在本文看来，一方面它代表着孔子对齐、鲁两国之道的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另一方面更深刻揭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政治思想的本质与核心。然而古往今来，汉语学界对此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从传统立说，或就时局置论，但结果却终未能深得机理，切中肯綮。对此，本文认为，所谓“变齐变鲁”问题，其症结与宗旨盖不过在于重申和强调先秦儒家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而且在儒家那里，它可以说是“先王之道”或“先王之路”；当然，亦可以用庄子的话，将其概而言之作“古之道术”。并且认为，只有作如是观，才能将此命题说得圆、讲得通，从而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讲好一部儒学。

关 键 词：道 礼 亲亲 尊尊 中庸之道

《论语•雍也》篇中曾载孔子的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话，大概可以说是一部《论语》乃至孔子整体思想中的一句极具标识性的话语；与此同时，亦可以说是整个先秦儒学研究中的一个堪称代表性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虽一度曾在汉语思想世界引起过广泛关注，但从根本上说，却终未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试问：其中，“道”何言哉？而需“鲁”“一变”而“至”？甚至于它更需“齐”“一变”而再“变”？以及这一整句话最终所要表述的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对此，以往的意见和看法常常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本文是以为辨，作“变齐变鲁”辨析，并以一连串的反诘和追问（philosophizing），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儒家情结及其所在

众所周知，齐鲁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空前绝后的“轴心时代”，或者说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世界，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先秦儒家的重要发祥地；与此同时，它们亦可以说是曾经孕育和生发出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的生命摇篮。而且，其中，鲁国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故乡”，齐国可以说是孟子的“第二故乡”；而齐、鲁两国，则同时又可以分别说是荀子本人的“第二故乡”以及“第三故乡”。

对此，诸如孟子本人在具体谈及孔子之时，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1]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以见诸于他的另外一段具体而生动的话语表述之中：“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这两段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话，从一个侧面尤其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表达了深“明王道”、在外长期奔波竟达十三年之久以及“干七十余君莫能用”[3]的孔子，站在“去鲁”与“去齐”这样两个人生抉择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对即将远离自己生于兹、养于兹、教于兹的鲁国，充满了缱绻之心、眷眷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终得以逃避齐国，更流露出了言说不尽的欢畅与快意甚至他连饭都等不及做好、用完，便毅然绝然地决定要离去。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对“齐”、“鲁”两国是怀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的；而且，与其说这是孔子出于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说是出于他对自己“父母之国”的一己之私，则倒不如说这是因由他对齐、鲁两国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价值取向——而此方面，孟子则看得最为清楚、明白：无他，惟“去他国之道”与“去父母国之道”不同之故也。

那么，在所谓“他国之道”与所谓“父母国之道”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或者说，在孔子那里，所谓“齐国之道”与“鲁国之道”，二者究竟又有什么可以分别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本文之所论，可以说，是完全交叉和重叠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4]的邹人孟子，虽曾有着如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的生活经历，但终其一生，却亦是以其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为主。譬如所谓“之齐”、“于齐”、“去齐”、“齐人”、“齐国”、“齐宣王”、“齐景公”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个字眼，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之中，可谓俯拾即是，屡见不鲜。另据考证，以“择邻处”、“断机杼”而名存青史的孟母，其最终则亦客死他乡于齐；而且据说，极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经学史上著名的“齐学”问题，则更渊源于孟子[5]。

此外，我们还知道，曾经由卫国而入赵国的卫人荀子，在他的一生当中，虽朝燕、暮楚并两至于齐国，但在其内心和思想深处，却同样依然是情有独钟，心系于齐、鲁大地。譬如，据史载，他本人曾于齐襄王之时，在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6]；而且另据考证，在经学史上与“齐学”对峙的“鲁学”，其渊源，远则盖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地儒学，而近则似乎便源于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7]——这大概便是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故乡情结及其所在吧？与此同时，这一点，大概亦应当算作是“儒家”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儒家”、“儒学”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洙泗之学”的一个地缘优势之所在吧？这正有如后世俗语之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也只有在齐、鲁大地之上，才能最终孕育和生发出“中国儒家”（chinese confucianism）。

二、儒学渊源及其命题

在太史公司马迁看来，齐、鲁两国的“文学”，乃是其“自古以来”的“天性”，而且即使在“天下并争”、“儒术既绌”的战国时代，齐、鲁两国之学，“独不废也”。非仅如此，“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还能“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并）以学（而）显于当世”。此外，甚至到了楚汉战争时期，当汉高祖刘邦因“诛项籍”而“举兵围鲁”之时，尚且能够亲身感受到“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是乎，他便由此而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8]。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此则亦曾指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9]——由此可见，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当其源有自，它们与当时的齐、鲁两国之间是存在着某种最直接也最明确的联系的；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将先秦儒学直接称之为“齐鲁之学”。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所述都是汉人的意见，而且有汉一代，去古未远，因此，他们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今天的足够重视。

其实，孔子之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段话，在本文看来，的确完全可以代表着孔子本人对齐、鲁两国之道的一个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然而，这里的问题却依然是，其中，“齐”、“鲁”、“道”三个关键词（key-word），到底分别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它们之间到底又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何以孔子要有意识地将此三者有先有后、一字排开并且通过两个“变”字最终将其联在一起？此外，“齐—鲁”以及“鲁—道”，究竟其间又在根本上内涵着怎样的一种具体变化发展呢？对此，古往今来，汉语学界的历代学者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

而本文对此则认为，这无疑乃是先秦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并且，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与此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于是乎，我们亦便尚须对现存有关的历史文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深入作细致入微的诠释和解读。

三、问题症结及其解决

何晏曾在《论语集解》之中，即曾征引包咸的话说：“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为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这里是从传统立说的。它将其中的“道”具体解作“周道”，并且认为，当时的齐国与鲁国，都或多或少地背离了两国的开创者、“周道”的忠实代表太公和周公之道。其中，譬诸“周道”，在他看来，鲁次之，差一步，故需一变而至；至于齐，则又次之，差了两步，故更需一变而再变。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孔子那里，只要有“明君”、“继周者”或周道的承载主体出现，那么，此二者，由此便都是可以得到伟大复兴，可以达到圆通、圆成和圆融的，可以使“大道行之时”。

对此，朱熹曾于《论语集注》中亦云：“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谓二国之俗，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然因其言以考之，则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略可见矣。”——这里是就时局置论的。而它则又具体将其中的“道”释为“先王之道”，并且同样认为，在齐、鲁两国之道与所谓“先王之道”间，有着远近之分、难易之别，进而认为，当是时也，只有继周的“夫子为能变之”并能使之复归其道——尽管孔子本人“不得试”，但即便如此，那么，孔子本人在具体施行、运作上，似乎亦需将二者区别对待，以便于能够从中全面厘清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其实，有关于此的所有讨论一直都是先秦、秦汉时代思想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诸如《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中曾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仅存，三十四世而亡。”——应当指出，这里当然不乏有故事与预言的成分，然而，此说却去古未远。于是乎，从中，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即在治国方略上，为太公所开创的齐国，它似乎侧重于推行所谓“尊贤上功”的“尊尊”之道；与此同时，而为周公所开创的鲁国，正相反对，则又似乎更侧重于施行所谓“亲亲上恩”的“亲亲”之道。换句话说，齐道则“尊尊”，而鲁道则“亲亲”。

又如《淮南子•齐俗训》中则亦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这些话，当然亦不必尽信，但它在这里却重申了上述事实，即齐道“尊尊”，鲁道“亲亲”；尽管在字面上它分明显示“尊尊亲亲”的鲁道，然而我们从太公对鲁道的评价、周公对齐道的评价以及从齐、鲁两道在具体施行后所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上看，总的来说，鲁道则似乎更在于所谓“亲亲”而非所谓“尊尊”；否则，孔子之所谓“鲁一变至于道”一句话，将因此而变得丝毫没有意义。

此外,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的伯禽，乃是周公的长子。我们是以知鲁道亲亲，周文疲蔽；是以知周公之道的文极而蔽；是以知孔子之所谓“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并且是以知“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这大概就是所谓“周礼”、“周文”与“周道”，或者说就是周公之礼、周公之文和周公之道——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韩宣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且仲孙湫在答齐桓公问“鲁可取乎”之时，亦曾有言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10]

对此，顾炎武曾在其所著《日知录》之中，并具体在“变齐变鲁”这一条目之下，作过这样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解释：“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1]善哉！斯言。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论语》中亦曾载孔子本人的这样一句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与此同时，据我们考察，顾氏则亦曾借重于此而解《诗经•国风•大车》中的如下两句诗：“‘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13]至此，我们恐怕便不得不对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对乃师及其所著而作的“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的这样一评价，已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体会；与此同时，也便不得不要钦佩顾氏本人之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识见之力了。

具体在《论语集注》看来，所谓“政”者，乃是“为治之具”也，而“刑”则乃是“辅治之法”——依此国家机器，民众很可能会畏此而远离罪恶刑罚，但他们却无所愧耻；然而，若有国有家者能教导民众以“中庸之道”并以“礼”与“非礼”作为其是否离道的根本标准的话，则“民日迁善而不自知”矣！“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的，而其中心意见，则亦不过在于有关“中庸之道”的道理。至此，我们大概对孔子的“变齐变鲁”之意，已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即其根本用意，大概便在于：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使民“有耻且格”，却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使“民免而无耻”。

在此，我们注意到，孔子曾两次提到了“耻”的问题，提到了“有耻”与“无耻”。然而，所谓“耻”，对人而言，真的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此，孟子尝有言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4]；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15]？由此亦可见，孔子所主张和倡导的“变齐变鲁”，对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而言，的确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政治哲学上，的确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那么，何谓之“礼”呢？《礼记•乐记》中有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与此同时，《礼记•曲礼上》之中则亦云：“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换句话说，所谓“变齐变鲁”，“齐之以礼”——这句话的意思，在本文看来，不过在于主张和倡导从根本上回归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而已。

此外，另据《论语•卫灵公》中载，当颜渊问“为邦”之时，孔子曾十分明确地回答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这句话的中心意旨亦不过在于：追溯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这是因为，正有如《礼记•表记》中之所云，有夏之道“亲而不尊”、“质而不文”；而殷商之道，则“尊而不亲”、“文而不质”以及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换句话说，周人之道，亲亲尊尊、文质彬彬——这一切的一切，在本文看来，盖当本源于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政治历史的因革损益；而且，在孔子看来，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也许这便是古已有之的所谓“中庸之道”所蕴含着的内在逻辑吧？同时，同样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它似乎还可以说是庄子理念世界里的所谓“古之道术”；当然，它似乎也还可以说是荀子思想世界里的“先王之道”；或者说，是“先王之路”——其实，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孔子及为其所创立的先秦儒家，真正认识了先秦儒学或先秦礼学，并且更从根本上真正找到了先秦儒学或礼学的本质与核心（即“中庸之道”）的历史缘起和思想源头之所在。

总之，在本文看来，只有作如是观，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说得圆、讲得通，从而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讲好一部儒学。

注释：

[1]《孟子•尽心下》。

[2]《孟子•万章下》。

[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4]《孟子•滕文公下》。

[5][7]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90页、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史记•孟荀列传》。

[8]《史记•儒林列传》。

[9]《汉书•儒林传》。

[10]《左传•闵公元年》。

[11]《日知录》卷七。

[12]《论语•为政》。

[13]《日知录》卷三。

[14][15]《孟子•尽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