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一、“国学热”的特定语论文联盟http://境与国学价值的全面评估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对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冷静反思，“国学热”在思想文化界异军突起。过了10年，“国学热”继续升温，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围绕国学研究展开的观点交锋，在学术界更是掀起阵阵波澜。其实，自“五四”之后，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早已失去昔日唯我独尊的辉煌，而退守到花果飘零的边缘地带，为何在近十余年却东山再起，几成显学?深入考察分析，国学热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特殊语境的。
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的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以复苏，民族主义情感和大国情怀又触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尤其是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凌厉攻势，国人和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护卫心理和自恋情结也就愈益强烈。
其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道德失范，价值迷失，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群体、义与利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失衡，理想主义沉沦，物欲主义泛滥；英雄主义冷落，市侩哲学横行。当原有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填补价值真空和抚慰灵魂的时候，人们便到尘封已久的国学尤其是儒学那里去寻找灵魂的解毒剂和精神的家园。wWw.lw881.com
其三，西方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造成了人与技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异化，造成了精神道德的危机。面对如施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一些西方人将目光移向古老的东方，希冀从儒学中探求到疗救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其四，近数十年来工业东亚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证伪了惟有新教伦理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韦伯命题，“儒教资本主义”论破茧而出。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依据工业东亚的经验事实，认为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并鼓倡“儒学第三期发展”说。这些也成为推动大陆国学研究的一个外在因素。
其五，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界从激情转向理性，从启蒙转向反思启蒙，从思想转向学理，这一研究路径和学术范型的变更，也促使学人矫正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偏颇，重新客观地评估国学的价值。
无疑，积极健康地开展国学研究，推进国学现代化，对于承续中国文化命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构建和谐社会，加快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科学全面地评估国学的价值，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学现代化，合理充分地开发利用国学资源的基本前提。
以往，不少学者以阻滞还是促进中国现代化作为评估国学价值的根本尺度，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仍嫌有失片面。今天，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我们理应以历史与现实、当今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宽广视野来审视和评估国学的价值。笔者在吸纳已有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四维时空”的视域来衡定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国学的“四重价值”，只是相对的分梳，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些是交叉重叠的，有些是相互排斥对立的。另外，由于儒学是国学的主体和精魂，故本文以儒学为例展开叙述“国学的四重价值”。
第一，普世价值。大凡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普世性双重属性，都或多或少包含有某种普世价值。思想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根源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共同性，根源于人类对超越自然、实现人性的追求。它是人类道德价值的底线，是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儒学作为世界上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蕴涵有不少普世价值。比如，儒学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道德律令，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万世而不移的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儒学中更多的价值理念，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等等，均兼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双重属性，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为观念样式，它们却具有超时空的价值，这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提倡“抽象继承法”的意蕴所在。
第二，历史价值。一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历史性。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独尊于西汉中期，尔后虽经佛教传入、道教崛起、玄学盛行，但始终在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由于它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宗法社会和专制王权基础上的，因而它具有封建社会的特定思想内涵和时代烙印。论说儒学的千秋功罪，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儒学回到它所由产生和演变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评价。总体而言，儒学在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其历史效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历史效应则与之相反。但仔细辨析，儒家的历史功用却较为复杂。比如，作为学统的儒学与作为政统的儒学，作为原典儒学的孔孟之道与作为变异儒学的宋明理学，各自的历史形象和历史价值明显不同。“三纲六纪”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但如今却是令人不齿的封建垃圾。程朱理学在封建社会确乎是“以理杀人”的精神枷锁，但其中“以理制欲”的思想要素或许有助于治疗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病症。
第三，现代价值。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主题，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以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评价和探求儒学的现代价值，这本是儒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对儒学进行全面观照，我们会发现儒学与现代化既有同构契合性，也有异质冲突性。
就契合性而言，儒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儒学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与市场经济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相融相通；儒学敬业尽职、“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儒学“推己及人”、“礼尚往来”的道德规范，可以与商品互利交换原则挂钩对接，如此等等。就冲突性而言，儒学“重道轻器”的伦理中心主义，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忽略；儒学“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治国论文联盟http://主张，暴露出对工商业重要性的漠视；儒学“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显示了对商业谋利的排斥；而儒学“和而不争”的人生态度，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相銰牾；儒学“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离；儒学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原则相冲突，凡此种种，都是阻碍现代化的精神因素。 第四，后现代价值。20世纪之后，在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已经昭示着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启蒙思潮所鼓倡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物质与精神相分裂，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淹没。由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著名思想家对于由启蒙思潮嬗变而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恰恰在思想内涵、理论形态等方面表现出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奇妙的暗合和惊人的近似。正是基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和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西方人才发出这样的世纪宣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在中国，原本在西方相继问世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却被挤压在同一时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思想同时交织存在。以现代性为基础，以“后现代”为引导，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就是这一发展方向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表现。而科学地整合传统文化、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由此，中国人也和西方人一样，需要到儒学那里去寻找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养料。因为儒学敬畏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克己爱人的社群观念、仁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理制欲”的人生旨趣等等，虽属“前现代”文化，具有顺从自然、群体本位、压抑个性等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但经过创造性转换，却可以融人后现代主义，用以弥补现代性之不足。至于儒学“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则更是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境界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种憧憬。
以上分析表明，儒学既含有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因素，也存在不少消极的、局限性的成分，实则整个国学亦复如此。所以，对于国学这份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二分法”。只有这样，才能既摒弃文化激进主义，又避免极端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互动。
二、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主要路径
尽管以儒学为精魂的国学包蕴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构件，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国学在历史形态上属于“前现代”，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种种缺陷，前述儒学与现代化的多种异质冲突，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国学的文化精神要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国学潜在的多重价值要真正被当代人类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就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融人现代生活的洪流。事实上，国学的现代化指向早已成为思想文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如今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国学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实现国学现代化的路径是什么?此处笔者仍以儒学的现代化为例，略述己见。
基于前文对儒学“四重价值”的评估，笔者认为儒学现代化的内容并非简单等同“开出现代性”，而是涵盖以下三条进路：
其一，基本层面——构建儒学的普世价值系统。在中国，过去普世价值常常被遗忘甚至被批判，实则普世价值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纵观人类历史，普世价值的认同越多，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就越少；普世价值的认同越少，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就越多。普世价值的缺位，往往成为国家内乱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而发现和扩大普世价值，则能够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儒学的普世价值可分为两个层次，儒学倡导的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取譬于己、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属于带绝对性的普世价值。而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诸多道德范畴和一系列道德规范，则属于兼具时代性和普遍性的相对普世价值。应对儒学的普世价值深入发掘，分类梳理，融会贯通，现代解读，构建一个内容完整、层级分明、有机联系的新型儒学普世价值系统。进而与世界上其他各大文明的普世价值，如基督教的博爱主义、佛教的普度众生论等交融汇合，同时着眼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趋势，逐步形成包括生态伦理、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伦理等等在内的全球性普世价值体系，以引导和规范人类生活。
其二，主要层面——促成儒学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儒学具有一些与现代性同构契合的思想要素，但它们还只是潜在的现代性，必须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才能真正融入现代性。以往，为促使儒学与现代性对接会通，一代代学人殚精竭虑，上下求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比如，现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的儒学“三统”说，虽然是一朵无果花，却富有启发性。依我之见，自孔孟到陆王，儒学“心性”说注重以发明“本心”来突显人的伦理主体性和能动性，张扬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独立意志，如孟子宣称“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鼓倡“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似可与康德的“道德自主性”理论甚至与存在主义的“意志自由”说相对接、相融通，开出一种现代自由意识。儒学的政治思想中没有人权、民主、公民自由等观念，现代性最为稀缺，但经仔细寻绎，却发现儒学特别是明清之际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原包纳有民众是国家政权之基础的观点，如唐甄提出“众为邦本”、王夫之倡言“君以民为基”，甚至有民众参与观念的萌芽，如《尚书》主张“谋及庶人”。这些当然不是现代民主思想，却能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某种“本土”思想资源。而儒学主张“依德定礼”、“仁本礼用”，强调制度安排要合乎人性，合乎道德，其价值取向和致思方式与当代世界流行的“善治”理论具有某种同一性，或可成为建立当代“善治”政府的借鉴。诸如此类，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三，导引层面——提升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作为前现代社会思想结晶的儒学存在不少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相近的思想成分，这并不奇怪，它是人类思想螺旋式辩证发展的表征。儒学对西方文化的补救功能和对中国现代性的导引功能就在于此。但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又必
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提升到现代文明的“价位”，它的补救功能和导引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比如，和谐思想是儒学乃至论文联盟http://整个国学的核心理念和精髓。儒学的和谐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客观地说，儒学的和谐思想又具有二重性，它发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因时代的局限而带来保守性和封闭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进取性和开放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追求“天人合一”，却以敬天、顺天为前提，过分强调人类适应自然的一面，遏制了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主动性、积极性，天人和谐不过是建立在低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学主张群己和谐，却强调群为己则，群重于己，以致个性自由被压抑，个人权利被消解，从而窒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儒学和谐思想的缺失，直接妨碍了古代社会实现真实的合理的和谐，更乏力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基于对儒学和谐思想的反省，我们应当将“现代性”的血液注入传统的和谐思想，促使二者发生化合反应，从而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和谐之道，在更高级的形态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与心的平衡和协调。
关于儒学现代化的路径，各派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笔者认为，以下三条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双重批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主要不在于它曾经拥有多少真理，更不在于它拥有不可亵渎的神圣光环，而在于它始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扬弃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基本形式。考诸儒学发展史，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将儒学推向启蒙的高峰，应视为儒学第一次带根本性的自我批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则是第一次带颠覆性的外在批判，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起点。因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在批判，从反面启示、逼迫和激发了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的基本命题，对儒学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应。正如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所说：“五四”时期中国一批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它的真正价值就难以体现。故此，杜维明提出了儒学的“深度反思”和“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等观念，彰显了海外当代新儒家的某种现代眼光和前沿视野，并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动力。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对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把握和充分地开发；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对话。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互相撞击，互相交融，跨文化对话成为一大趋势。面对这种格局，儒学决不能独守一隅，自绝于世界潮流，远离当今文明，甘当“失语”的思想孤儿，而应冲出历史的尘封，扑向浩瀚的世界，担当文明交流的使者，在与当今各种进步文明的对话、交融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现代化。儒学历来倡导和而不同，鼓励思想流派交融，尤其是宋明理学，既以孔孟为宗，而又杂糅佛老，纵横千古，会通百家，终将儒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而今，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儒学，但儒学更需要西方文化。儒学在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征途中，要积极回应各种挑战，自留精华，自弃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用西方的智性理性弥补自己德性理性之不足，用西方个体本位、感性本位、权利本位的人文主义弥补自己群体本位、理性本位、责任本位的人文主义之不足，等等。如此，儒学才可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保持和展现自己的活力和魅力。
第三，现代阐释。王夫之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对儒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是儒学现代化的又一路径。所谓现代阐释，即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学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解读和阐发，对其范畴、逻辑、意义进行重组重构，而又不完全游离文本原意，从而在古代儒学的母体中诞生现代儒学。或如一位学者所言：“经典诠释，意在转达古人的意思，保存文本的原意，使之代有传接、勿令断绝；更在于立足不同时代，应对环境变迁，掘发新意，逼显所蕴，发扬光大其精神。”此即儒学诠释学的基本意义。从孔孟的原典儒学到汉代儒学，再到宋明理学，就是古代儒学通过阐释不断演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儒学的现代阐释，则由熊十力开启先河，唐君毅、牟宗三等接踵光大，杜维明、刘述先等再谱新篇。虽然现代新儒家能否完成儒学“返本开新”的使命，尚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们的创造性阐释，却为儒学现代化拓展了一个并不狭小的空间，预示了一种并不暗淡的前景。
总之，儒学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整个国学都应该而且可能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国学则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厚基础。
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三维格局与发展趋向
重建文化，再造国魂，是近百年中国的光荣梦想和一大主题。“五四”及其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现代新儒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输入和流行，都各自以不同分量，从不同层面和不同途径，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贡献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此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仍然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大文化思潮，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而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立足于此，坚持三大文化思潮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进行科学的整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有关整合创新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笔者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民族传统文化(亦即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
民族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根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和演进，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才能走向现代文化，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要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不就滑向文化殖民主义的深渊。历史学家罗荣渠指出：“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息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显然，只有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建设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面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需要民族传
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同样需要现代化。文化不是一潭静止不动的死水，而是一条日夜奔腾生生不息的河流，它永远向着未来开放。民族传统文化应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与现代生活契合，与现代精论文联盟http://神接轨，与现代文明交融，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有关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前已述及，这里不再赘言。
西方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之补充。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在思维方式、人文旨趣、治国方略等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恰成鲜明对照，因而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罗素曾经说过：“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公共意识、市场意识等等，既是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也是人类共有共享的积极成果，它们所蕴涵的“现代性”，恰恰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又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需。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是创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对西方文化实行“拿来主义”，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为我所用，使之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即使之本土化。本土化是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基因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不然的话，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对于中国就是一种有弊而无利的精神舶来品，充其量不过是少数文人把玩的无生命的塑料花。反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虽然它也曾几度风行，但终究成效不佳，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本土化不够，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与之对应的文化载体和制度安排。我们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恐怕也要重视西方文化本土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之主导。文化的整合创新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对其他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形式的文化进行规范、吸纳和改造，从而在主体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补互动中实现文化整体的创造和发展，而不是无主从无规律的文化混合。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整合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因为，从应然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最具科学性、革命性、开放性和整合力的思想体系，就连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也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将来。从实然角度看，在共产党执政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它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才能实现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继承、超越和辩证综合。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当然是指以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当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本源。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简言之，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就是复归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能解决当代人类困境，照亮人类生活前程的思想精髓。其中，发掘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并通过社会变革、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下了这样一段激昂有力、震撼世界的至理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确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穿越时空的隧道，为解决当代人类的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指明了根本方向，它不仅对矫正当今西方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分裂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指导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反映了当代人类普遍的迫切的需求，而且代表了当代人类的最高理想；不仅是照亮当代社会的光芒四射的灯塔，而且是引领未来社会的永不消失的航标。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最富有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而且是一种普世价值和终极文明。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为内核，辩证综合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就能构建出一种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集中西文化之长于一身、连现实与未来于一体的新的先进文化。这种新的先进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成果，它在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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