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一、由冷转热的“国学”与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
　　在世纪之交的“国学”热潮来到之前，极少有人将鲁迅与“国学”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国学”问题在那时是一个已沉寂了数十年之久的冷门话题。虽然自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国学”就曾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兴味盎然地言说，但质疑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质疑的焦点不在于“国学”本身，盖因“国学”是一个赋予了“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特定内涵却又未能得到有效正名的学术概念。曾被尊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早就感到使用“国学”一词的尴尬，他曾在其颇有影响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弁言”中说：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现代学人曹聚仁先生当年在和一位青年谈及“国学”问题时，也曾深感“国学”一词在使用上的不便，认为一定要称“国学”，其含义应当是“中国学术”：
　　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过来，问他们：“什么是国学？”他们也一定答不出来。“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核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师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
　　在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质疑中，其要害在于概念命名的不周延性。如果按照曹聚仁先生的理解，“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那么将“中国学术”完全等同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与外延之间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在较之古代社会更为完备、分工更细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系统中，当人们把“国学”界定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这个所指性极强的范畴时，它在主观上赋予了某些特定学术范畴以不可动摇的优选地位的同时，也人为地将不属于这个特定范畴，但实际上同样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生硬地排挤到了边缘和无名地位，这就极易导致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内部整体感的失衡与破裂，而且极其严峻地凸显和加剧了各学科之间原本不应该产生的矛盾和对立。随着“新儒学”在20世纪末叶中国大陆特定的文化需求中以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姿态从海外归来，以清算和审判“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为旨归而走上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潮大舞台，并在应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实策略中为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性质。于是，与这种现实文化气候有着天然默契且仅仅涵盖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国学”便由沉寂走向了热闹。当代传媒也曾开足马力为“国学”的“全民化”理想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一大群新被打造的“国学明星”以指点江山的气度书写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速成风景和急就章。“国学”既热，“国学”命名从诞生伊始就一直存在的周延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再有质疑、再加讨论的问题，“国学”特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声音，倘有不同意见者，很容易被目为“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一再以定论的口吻对“国学”的既有内涵作出了郑重的强调：
　　什么是国学呢？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尽管季羡林先生别有眼光地从空间范围指出“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他却在纵向发展上强硬地将中国现当代文化挡在了“中国的学问”的大门之外，并对可能有的质疑予以毫不客气的调侃：
　　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之固有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既有强势的文化气候支撑，又有学术泰斗的定调，“国学”原本存在的正名问题就成了多此一举的饶舌，“国学热”也就实际上成了钟情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人们睥睨百家的文化独奏。人们在反拨西方话语霸权化倾向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现时化，遂使唯古独崇的霸权化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得到凸显。
　　自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日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特指的既有“国学”由冷转热的本身，它对于推动现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于强化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对于全球化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坚守，对于救正文化消费主义恶性膨胀中无聊的精神狂欢，乃至对于开掘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古代传统文化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国学”的真正热起来无疑也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学术文化繁荣不应当仅仅是涵盖“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的独家繁荣，而应当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整体格局的多元兴盛与繁荣。当既有“国学”成为一种带有学术霸权意味的价值评判标准时，当“国学热”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趋从时，“国学热”就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复古的冲动和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既有“国学”的命名作出质疑、补充、修正，但“国学”作为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定位至今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动摇。在笔者的有限涉猎中，如果说在“国学”热起来之前的数十年间，人们对“国学”正名的自觉还更多停留在即时性的感性层面，而自90年代以来至少有两次针对既有“国学”的不周延性问题所作出的修正、拓展、完善，则体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学者站在对中华民族学术整体把握的高度，重新清理、界定“国学”这个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起来的学术概念的理性思考。1998年11月30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接受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采访时，针对既有“国学”只更多地涵盖了古代的经史子集的情况而提出了“新国学”的观点。他指出，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应该说，周汝昌先生的“新国学”说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极具建设性意义的，但因仍然将“国学”界定在中国古代文化范畴，除了为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视界以外，其对既有“国学”命名并无更大的突破和超越。而以更为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致力于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并提出了旨在打通古今学术分野的“新国学”构想的是王富仁先生。从2005年1月起，《社会科学战线》连续三期刊载了他长达近15万字的论文《“新国学”论纲》。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充分尊重和接纳既有“国学”的前提下，提出了将国学延伸至现当代的观念，而且更在于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对新世纪民族学术文化发展前景的热忱情怀。然而，这种深沉执着的努力要变成重建民族学术整体观念的现实，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还难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虽然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构想已在他所主持的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和《新国学研究》专辑上开始付诸实践，《“新国学”论纲》的发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著名学者也曾先后撰文呼应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但这种呼应只更多局限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同道，不仅远未形成在重建民族学术整体观念意义上的诸学科同仁的学术共识与合力，而且即使一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仍然在现实文化气候和既有“国学”的惯性作用下，不愿意触及与“国学”相关的敏感话题。可见，人们对“国学”正名意识的高度自觉实在还暂时难以与既有“国学”观念的强大历史惯性抗衡，因此，在“国学热”中形成的唯古是崇倾向至今还是一种颇具现实影响力的价值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