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
发布时间:2015-07-02 11:55
论文摘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胡适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胡适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已经意识到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言说方式、语言形式上的对立,更主要的是各自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综上所述,“言意之辨”与“言文之争”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言不尽意代表了中国古人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强调立象以尽意,其背后是语言工具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而“言文之争”则是在晚清与“五四”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启蒙的旗帜下追求言文一致的效果,此时的语言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引发了文学与文化观念的革新。
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钱玄同指出,言文分离是独夫民贼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胡适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胡适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已经意识到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言说方式、语言形式上的对立,更主要的是各自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综上所述,“言意之辨”与“言文之争”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言不尽意代表了中国古人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强调立象以尽意,其背后是语言工具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而“言文之争”则是在晚清与“五四”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启蒙的旗帜下追求言文一致的效果,此时的语言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引发了文学与文化观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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