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疏离

梁实秋曾说过:“人文主义者不信‘进步的观念’可以应用在文学史上，更不信在人类生活上可以找出什么‘历史哲学’。人文主义者崇拜至善至美，文学标准是理想的。”③人文主义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宣扬人文主义，就体现了梁实的理想性。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文学批评，但是人性论的理论批评不可能在“美”与“善”的问题上不偏不倚，必定要倾向于道德的善。虽然梁实秋的伦理批评不同于儒家道德说教，但是它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而忽略了文学本质的审美因素。作为文学批评，审美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它涵盖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因素，是一种审美感受和判断活动，它以一定的欣赏为基础，从具体的审美感受出发解读与领悟作品，并由此对作家作品做出相应的审美判断。而梁实秋几乎是忽视审美的价值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道德价值无疑是更重要的。他说:“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他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做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①而这“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就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在重“善”轻“美”的观念的驱动下，梁实秋还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创造社成员主张“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把艺术视点从现实社会转向内心世界，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而排斥文艺的功利主义。但在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中，他从来没有把创造社这一时期的主张当作某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潮看待，而是把它和受西方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流派一齐划入“缺乏严重人生意味的东西”这个大圈子中，也就是从文学价值观上把它们混同为一类。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人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谴，有些人则钻进美学的象牙塔，是没有意义的。梁实秋把美学仅仅是当作形式和娱乐消遣的活动，而忽视了美学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的价值本质。正是难以平衡这种文学批评中“道德”和“审美”的因素，梁实秋的人性与审美之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企图传承白璧德的善恶二元批评体系，强调文学批评中的道德因素，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试图在“善”与“美”二元中兼顾，但是由于他过度强调了道德一元的重要性，无疑削弱了审美的价值所在，而沦为一元的批评模式，丧失了白璧德善恶二元的张力。
同时，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与其社会性也是无法割裂的。因为文学是写人的，它再现人的社会生活，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所谓“文学即人学”。自然，文学批评要涉及到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情感特征等关系，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评价。批评家也必然在其中表示出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表示出他对社会的态度和观点。与文学创作相比，由于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种理论形态，因此所表示出的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比作品更为明确。一旦批评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就会分别带上政治和道德批评的性质。在历史发展的巨变时期、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社会维度会更加突显，它会使批评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觉将文学批评当作宣传或维护没中政治思想主张的途径和手段。②而梁实秋虽然注重人的生活，但是过分地强调人性，把人的概念抽象化，进而远离了具体、实在的人的个体的存在。虽然梁实秋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只是在象牙塔里构筑自己的理想花园，但是自己在民族危亡、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时期提倡一种抽象化的人性论，无疑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所以说，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人性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想的。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标准是什么?梁实秋自己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人性在他的表述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实秋的理论理想与实践的现实出现了疏离，不单单是外部环境让他的人性论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他自己的人性论框架也时常会出现矛盾。

梁实秋身具浓厚儒家思想的底蕴，而单纯以一种异质化的理论来拯救中国文学的设想是否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文学固然尤其审美本质的属性，但是在非常时期，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学在有意无意间都会蒙上一层政治的色彩。平等对之，我们不得不肯定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作用。所以“他们(冯乃超、朱镜我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明确和积极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识地要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决裂，通过这种批判和决裂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①而左翼作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引入，无疑是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但顺应了文学史的发展趋势，而且破除了文学只具有审美功能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了支持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4.42、结论
本章从文学革命与独立、中西结合、理想与现实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矛盾悖谬，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体系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显得抽象、模糊，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疏离。诚然，“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美好愿望，但是，鲜明的国内革命形势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都要求文学担当其社会批评的角色，所以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审美批评或者仅仅是伦理批评，因为外部形势赋予文学批评更多的社会因素与文学史的任务，因此，忽视这些社会、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改造。很多学者曾经批评梁实秋完全照搬了白璧德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当初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所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改造。同时接受者的内在视野也不断在同化西方文学，使之中国化。西方理论资源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引入到中国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引入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善恶人性论来批评中国的文学，强调理性、注重“文学的美”的特殊的伦理批评特征，都是再造的表现。这里体现的不仅是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转化，而且牵扯到种种隐性的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深刻的片面”已成为现代批评建构中对西方汲取的一大特色。如果换一种视角，也正是因为这种经过中国理论家过滤了的“片面”、非原装的“西方”，才使理论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不致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时间推移而消逝其生命力。②这当然是梁实秋的优势之处，但是因为其严重忽视了革命性质的因素加上自己内在理论的模糊性，他的这种“嫁接”与改造在一定程度了没有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而仅仅沦为了一种抽象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