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
发布时间：2015-07-02 11:59
[摘 要]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关键词] 侨词；卫生；物理；小说
对译西洋术语的近代汉字新语，多在“中-西-日”三边互动过程中生成，有的经历了长达一二个世纪，甚至三四个世纪的游徙、变迁，方得以定型。因此，这些新语的源头及发展脉络，往往在漫长的时空转换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若干有影响的论著及外来语辞典，也将某些新语的来源张冠李戴，尤其是常将本为在中国创制的新语。当做“日源词”。之所以发生此类问题。原因之一是。有些中国典籍(如明末工艺集成之作《天工开物》、造园集成之作《园冶》)在中国失传，却在日本流行，近代方逆输入中国，其中的词汇便被国人当做“日源词”。据有关论文考辨，一直被园林界视作日本进口的关键词“造园”，其实是“中源词”，明末郑元勋为计成的《园冶》撰题词，已用“造园”一词，该题词曰：“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园林学家陈植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得见清代以来失传近300年的《园冶》，他后来在《造园学概论•自序》(中国建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
造园之名，……不谙其源者．当亦以为我为日本用语之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邪？斯典籍为何？乃明季崇祯时计成氏所著之《园冶》是也。
这种误将失传的中源词当做日源词的情形，有一定代表性。
原因之二是，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晚清人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创制的一批对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语，当时在中国并未流行，却很快传人日本，在日本得以普及，有的还被重新改造，至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赴日．把这些新语转输中国，国人亦将其当做“日本新名词”。这也是一批逆输入词汇，称其为“回归侨词”，较之“外来词”更为恰当。
一、“卫生”的娘家
许多论及中日语汇关系的著述和外来词辞典，都把“卫生”当做日源词。厌恶“日本名词”的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还专门将“卫生”当做有“日本语臭”的词语，指责其不合文法、理数，应予取消。其实，“卫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古典词，完全符合汉语构词法，也易于从词形领悟词义(保卫生命)。近代日本人借用这一汉语古典词对译西洋相关术语hygiene，而且曾经恭请访问日本的中国士子为之溯源，论证该词合乎理数、文法。
“卫生”典出《庄子•庚桑楚》。该篇讲到，楚人南荣朱拜谒老子，求教治病之术．于是有与老子的一番对话：
“朱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
郭象的《庄子注》将“卫生”诠释为：“防卫其生，令合道也。”
庄子还有“养生”之说，《庄子•养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卫生”，即“防卫其生”．较之养生，其保护生命的含义更强烈。庄子以后，“卫生”一词常为人用，东晋•陶渊明《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清•唐甄《潜书•五形》：“贵人之处，卫生常谨。”这些用例中的“卫生”，均指防卫其生、保卫生命。古籍中还有以“卫生”作书名的，如元•罗天益的《卫生宝鉴》，明•胡整的《卫生易简方》。晚清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将to protect one's life译作“卫生”，稍后，傅兰雅于1881年译著《化学卫生论》刊行。足见“卫生”一词，从古代至近代中国沿用不辍，其含义也一以贯之，是“防卫其生，保卫生命”。
幕末、明治间，日本在译介西方医学及保健知识时，曾用“摄生”、“养生”、“健全”等古汉语词翻译hygiene，最后定格于以“卫生”译之。明治年间，日本不仅在医学、保健类书刊中广为使用“卫生”一词，而且于明治十年(1877)以“字面高雅”为由，将内务省下辖主管医疗、保健业务的部门从“司药局”、“医学局”更名为“卫生局”。但这一新的官署名并没有被认同，在日本朝野尚存争议，有人主张以“养生”代“卫生”作局名。
清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议奏遣员游历章程，朱批“依议”，于是举行考试，选举派出人员，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被派往游历日本及美洲。同年8月，傅氏抵日本。于明治二十年底(1887年12月13日)访问内务省卫生局。其时正困扰于署名正否的卫生局局长兼元老院议官长与专斋，请教傅云龙：“卫生之目当否?”傅云龙当即为之作《卫生论》一篇(收录于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首先从问题的提出说起。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 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
可见，直至明治二十年，即“卫生局”命名后10年，日本内务省卫生局之名，尚争议未决，故长与专斋局长希望得到来自汉字文化母国的华人学者的论证。傅云龙不负所望，在《卫生论》中洋洋洒洒，详考“卫生”一词的来龙去脉：
案《说文解字》“卫(繁体字“衞”——引者注)，宿卫也，从韋、币，从行，行。衞也，币之言 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 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傅云龙从“卫生”一词的结构、内涵分析人手，论证该词含义的淳正，较之“养生”更为适合作主管医疗、保健的官署名称。
从傅云龙应答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专文《卫生论》，可以清楚得见，“卫生”一词作为古汉语词被日本人所借用，中国是“卫生”的“娘家”。当近代日本人为此名目的含义聚讼未决之际，还得请“娘家人”来作疏解、诠释。在傅云龙访日lo余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900年在《清议报》第41号发表的文章中，述及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将“卫生”诠解为“以卫民生”，也是“娘家人”对“卫生”一词的精彩阐释。当然，日本人以摄生、保身、健全、养生、卫生等多个汉字词翻译hygiene，对清末中国人的译事也有影响。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学进士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便将hygiene译作保身学、卫生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士复等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将其译作卫生学、健全学。可见，现代义的“卫生”一词，是在中一西一日三边语汇互动中形成的，走过了“中国古典词一传人日本一日本以之对译西方术语一传输回中国”这样一条跨国度、跨文化的旅程。“卫生”是“侨词来归”的事例，而这一“归侨”，已非出国前的原态，其气质、内涵皆带有外来新义。
二、“物理”与《物理小识》
近代日本“新汉语”的制作方式之一，是将中国古典词的词义加以引申，以对译西洋概念，“物理”为其一例。获得现代义的“物理”或“物理学”，通常被认作“日源词”。然而，这一判断尚可商榷。这是因为，不仅源于中国的“物理”古典义提供了现代义的基础，而且，其现代义的获得，也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学术用语颇有干系。故可以将“物理”列入“回归侨词”。
作为古典词的“物理”。由“物”与“理”组合而成，是“物之理”的省文。“物”指存于世上的万物，《说文解字》曰：“物，万物也。”“理”指条理、规则，《韩非子•解老》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这里的“文”，意为文理、规则。“物理”形成整词，首现于战国佚书《鶡冠子》，《汉书•艺文志》存其文，“庞子云：愿闻人情物理。”这里的“物理”泛指一切事物之理。西汉成书的《淮南子•览冥训》“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晋书•明帝纪广帝聪明有机断，犹精物理”，均指事物的道理。晋•杨泉撰《物理论》涉及天文、地理、工艺、农医，其书已佚，清•孙星衍辑有佚文一卷，可见，该书探究“物之理”，批评晋时流行的玄学。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常论“物理”，朱熹的《大学章句•补格物传》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而穷其理”，其“物理”仍泛指“事物之理”。
明末耶稣会士人华，带来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古典物理学。在欧洲，物理的原词是拉丁文physis，由希腊文“自然”推演而来。古代欧洲物理学(physis)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虽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较之古汉语中“万物之理”的“物理”，稍具学科性和特指性。至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已形成物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文、史、哲等)、神学并列的学科分野。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撰《西学凡》(1623年刊行)，介绍欧洲大学学科——文、理、医、法、教、道等六科。其中“理科”(音译斐录所斐亚)又分6门，之一为“落日伽”(意译“理则学”)，指对自然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种文、理、医、法、神学(教、道二科指神学)分途发展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区分的学科观。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融一体的状态，对明末清初开明士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徐光启(1562-1633)将西学的科技类知识称之“格物穷理之学”，[1](卷2)，已颇近西方古典物理学(自然科学的总称)的含义。徐氏认为此学为中国所缺。另一“有穷理极物之癖”的学人方以智(16ll-1671)也意识到西学能“补开辟所未有”①，即认为西学可以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不足。方氏在西学启发下，对“物理”这一古汉语词有所因革。他所著《物理小识》(清康熙三年，即1664年刊行)一书，是在“万历年间，远西学入”②影响下撰写的，其“物理”已从“万物之理”义演化为“学术之理”义，主要指自然科学各门类，略涉人文学的某些分支，这从该书的卷目可以得见：卷一 天类、历类，卷二 风雪雨晹类、地类、占候类，卷三 人身类，卷四 医药类上，卷五 医药类下，卷六 饮食类、衣服类，卷七 金石类，卷八 器用类，卷九 草木类上，卷十 草木类下鸟兽类上，卷十一 鸟兽类下，卷十二 鬼神方术类、异事类，《物理小识•总论》关于“物理”在各类学问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说明：
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物理”与义理(儒家的哲理)、经济(经世济民之学，指政治学)、文章(文学)、律历(天文历法)、性命(人性天命之学)相并列，作为“各各专科”的一种，这显然指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已不同于传统的“万物之理”的“物理”。其二，认为在各种事物及现象中，皆包藏有“物理”，这又是在“万物之理”意义上使用“物理”一词。可见。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所论“物理”，兼有“自然科学之理”和“万物之理”的双重含义，其重点又在前者，即论述作为与义理、经济、文章相并列的专科性“物理”，这是方以智的一个新贡献。
日本江户时期输入大批汉文西书(《坤舆全图》、《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等)．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随同入日。“洋书解禁”之后．日本进口汉文西书更多．《物理小识》的输入量大增，据《唐船持渡书籍目录》载。文化二年(1805)从长崎进口《物理小识)>353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表明日本学界(主要是兰学家)对这部书的热烈需求。兰学的开山之作、杉田玄白(1733—18l?)的《解体新书》(1774年刊行)，志筑忠雄(1760—1806)的《历象新书》(1798年刊行)等兰学著作均多次引述《物理小识》，视其为“座右之书”。兰学者山村才助(1770—1807)的《汀正增译采览异言》列举西洋、汉土、本朝三类，‘引用书目”，其中汉土书便有《物理小识》。与《物理小识》在日本传播相同步，该书中的大量词语进入日本兰学语汇，重要者如“天类”的“空中、石油、植物、太西(泰西、远西)、蒸馏”，“历类”的“赤道、黄道、质测、恒星、岁差、望远镜、经纬度、地球、乘除”，“风雪雨赐类”的“西洋布、冷气、发育”；“地类”的“死海、空气、地震、水晶、穷理”，“人身类”的“循环、肺管、食管、贲门、幽门、直肠、筋、动脉、膀胱”，“医药类”的“经络、霍乱、外科、骨折、按摩”。“饮食类”的“密封、消化”，“金石类”的“镀金、试金石、净水、舶来、洋船”，“鬼神方术类”的“裸体、透画法、雷电铁索、写真”。与此同时，《物理小识》的“自然科学之理”意义上的“物理”一词，也被日本人所接受，兰学家不再只将“物理”泛解为“万物之理”，同时还看作自然科学之总称，这为近代日本人以“物理”对译西方近代物理学(physics)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各门类纷纷成长为独立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等)，物理学不再指自然科学之总和，而成为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相并列的一门学科。 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以降。对西方物理学有所译介，其译名先后出现过“究理学、理学、究理术、自然学、穷理学、博物、格物、学性理、性理之学、格物总智、格物之学”，等等，直至明治五年(1872)，福泽谕吉的《改正增补英语笺》仍使用“穷理学”一词。同年，福泽《训蒙穷理发蒙》3卷刊行，仍然突出“穷理”一词。以后又有以“穷理”命名的多种书籍出版。这些译名受到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的影响，如《英华字典》(1843)将physics译作“性理、格物之学”，合信(1816-1873)的《博物新编》译作“博物”，丁韪良(1827—1916)的《格物入门》译作“格物”。这些译名尚未脱出自然科学总称的含义。
哲学家西周1874年所著《百一新论》中论及“心理”与“物理”：
相同的道理，说起来是一样的，其实理有两种，……其一叫心理，其一名为物理。物理云者，乃天然自然之理。……物理叫做“apriori”，是先天之理，心理叫做aposteriori”，是后天之理。
这是从哲学层面区分“物理”与“心理”。
明治八年(1875)，东京大学的前身开成学校所设学科中，有“物理学”一目，这已是指自然科学中一个专门的物理学。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设物理学科，此“物理”是英文physics的对译，为今义的“物理”。1888年，日英德法语对译《物理术语辞典》出版。
1890年，日本人藤田平八将盛挺造编的反映近代物理学的书译成中文，定名《物理学》，中国人王季烈对该书作了文字润色和重编，由江南机器制造局刊印，此为第一部中文《物理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首先在政论文中从近代义上使用“物理”一词。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理科设“物理学门”，1917年设“物理学系”。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物理”一词自此流行中国，指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部门，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物理”的古典义——“万物之理”不再常用；“物理”的“自然科学总称”义则为自然科学或博物学所表述。
概言之，“物理”原为古汉语词，意谓“万物之理”；明清之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赋予“物理”以“自然科学之理”的意蕴；明治初年，日本的《物理阶梯》将“物理”对译physics，指自然科学一个专门的物理学，完成此词词义的现代转换。其间，《物理小识》在“物理”概念的古今演变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日本人是在接受《物理小识》的“物理”概念的基础上，进而完成“物理”与physics的对译工作的。在这一意义上，“物理”可以视作“回归侨词”，不过在回归之前，已在日本接受了现代义的洗礼。
三、“小说”归故里
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指文学上的一种样式，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具体地描写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和意识流动等。这种意义上的“小说”，是经由日本人翻译英语novel而成的一个外来词，但在翻译时借用了中国古典词“小说”，承袭其固有含义，又加以引申，铸就“小说”的现代义。在这一视角上，“小说”也可称之“回归侨词”。
古汉语词“小说”，典出《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意谓民间传言，卑琐而无宏旨，尚不是指一种文体。而古汉语将“小说”赋予文体义，首见于东汉初年桓谭的《新论》：“若其小说，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而关于“小说”的经典论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艺文志》中将先秦以来的学派、流别归纳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对小说家的诠释是——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又引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古代“稗官”、“野史”并列，与“大言”、“正史”相对，成为小说或小说家的代称。《艺文志》所论“小说”，指篇幅短小，题旨低微、带传闻性的记述，但亦反映民间意向，有可采之处。鲁迅认为，《汉书•艺文志》所称“小说”，“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2](第302页)。
在中国古代，“小说”指街谈巷语、逸事异闻，反映民情风俗，故朝廷设小官(稗官)搜集，以观民风。在中国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小说书多划人子部，或作为“史遗”而划人史部。但大体言之，“小说”长期被视作上不了台面的“次文化”，虽有可观之处，但毕竟是“小道”，所以“君子不为”。然而，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小说”因其生动地表现大众生活及心理状态，故深受民间喜爱，东汉、魏晋、隋唐以来，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之作、传奇讲史等不断得以发展，开小说之先河。宋明以降，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竞起，特别是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长短篇问世，小说蔚为大观。反映到文学理论上，李贽(1527-1602)力主提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以为其与《论语》、《孟子》、《左传》、《史记》有同等的教化功能。清初金圣叹(1608—1661)更称《水浒传》为“天下六才子书”之一，其《水浒》评点本著称于世。
古汉语词“小说”很早就传人日本，但对街谈巷语、稗官野史义的表述，日本更多用“物语”(意谓故事、传奇)，如嫌仓初期的《宇治拾遗物语》。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指出，“物语”即相当于“稗官小说”。日本古代、中世和近世盛行的“物语文学”(代表作如《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等)，正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展开。近代以来，日本多以“小说”称描写人物故事的非韵文的文学样式。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1859-1935)1885年撰《小说神髓》一书，以“小说”翻译英文novella。该英文词从拉丁文novel(意谓“新”)演变而来，引申为想像的、非真实、伪造及虚构故事诸意。坪内逍遥指出，“小说的主脑在表达人情和世态风俗”，又说“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于传奇性，在于对社会风俗的描写，对人生事件的展开。”这既承袭了古汉语“小说”的固有含义，又向前作了引申——“再现人生”，使“小说”具有了现代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在坪内逍遥小说论的基础上，强调小说表现“人生”，认为小说是“人生的叙事诗”④，当然，这里的“诗”是借代语。川端指出，小说是散文艺术，与韵文艺术(诗歌)相对应”⑤。坪内逍遥对小说特征的另一概括是虚构性，他在《时代小说①脚色》中指出，“小说家与正史家的区别在于”，小说家有“多少妄诞故事的嗜好”，认为正史是不能虚构的，而小说允许并需要虚构，小说家必须有虚构故事的癖好与能力⑥。同时，坪内又强调小说要“写实”，川端则力主小说反映人生，要追求“艺术的真实”，作“美的表现”⑦。幕末作家曲亭马琴参考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概括“稗史七法则”：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后来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以此作为小说构成论的基本内容。总之，近代日本形成的“小说”概念及“小说论”，既汲纳了西方小说理念，又承袭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
自坪内逍遥赋予“小说”以现代义以后，明治中晚期“小说”一词在日本普遍使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社会小说”、“政治小说”、“问题小说”、“私小说’’等语常见于书籍报端，并传播至清末中国，一批启蒙思想家试图藉助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学样式，开启民智，遂有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兴起。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译介新小说，此为“小说界革命”之先声。不过，严、夏尚未用“小说”一词，而是用“说部”。1898年，梁启超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提倡译小说当择关切于中国现实者。梁氏此处所用“小说”及“政治小说”均借自日本新名词，指现代义的“小说”。梁氏本人曾勉力创作政治小说，以宣传其改良政治的主张。清末“小说界革命’’的代表作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力主提高小说地位，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要求小说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服务。清末小说创作与翻译极一时之盛，著译小说千数百种⑧，《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四大谴责小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是有影响的作品。至“五四”时严，鲁迅等的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鲁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以《中国小说史略》之名出版，此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其关于“小说”的概念，上承《汉书•艺文志》之故说，又汲纳近代西洋概念，为“小说”作新界定，完成了“小说”从古典义到现代义的转换。周作人等则介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推动了现代义“小说”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小说”一词，历经“古汉语词—传人日本—近代日本人以之翻译英文novella—传输中国”的过程。回归故里的“小说”，以现代义得以流行，而其“街谈巷语”、“稗官野史”的古典义，作为一种背景和底蕴，仍然潜伏其间。小说以传奇特色、虚构手法构成“人生叙事诗”和“社会风情画”，都与小说的古典内蕴血肉相依。
注释：
①参见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载于《考古通说》。
②参见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③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小说并不同。”
④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ステイルス社1983年版，第29页。
⑤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第30页。
⑥坪内逍遥言论参见明治文学全集16，昭和44年(1969)，筑摩书房。
⑦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第33、36页。
⑧据阿英统计，清末10年间，出版小说1500种，2／3为翻译小说。见钱杏邨(阿英)《晚清小说史。
参考文献
[1]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a)．徐光启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鲁 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键词] 侨词；卫生；物理；小说
对译西洋术语的近代汉字新语，多在“中-西-日”三边互动过程中生成，有的经历了长达一二个世纪，甚至三四个世纪的游徙、变迁，方得以定型。因此，这些新语的源头及发展脉络，往往在漫长的时空转换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若干有影响的论著及外来语辞典，也将某些新语的来源张冠李戴，尤其是常将本为在中国创制的新语。当做“日源词”。之所以发生此类问题。原因之一是。有些中国典籍(如明末工艺集成之作《天工开物》、造园集成之作《园冶》)在中国失传，却在日本流行，近代方逆输入中国，其中的词汇便被国人当做“日源词”。据有关论文考辨，一直被园林界视作日本进口的关键词“造园”，其实是“中源词”，明末郑元勋为计成的《园冶》撰题词，已用“造园”一词，该题词曰：“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园林学家陈植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得见清代以来失传近300年的《园冶》，他后来在《造园学概论•自序》(中国建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
造园之名，……不谙其源者．当亦以为我为日本用语之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邪？斯典籍为何？乃明季崇祯时计成氏所著之《园冶》是也。
这种误将失传的中源词当做日源词的情形，有一定代表性。
原因之二是，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晚清人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创制的一批对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语，当时在中国并未流行，却很快传人日本，在日本得以普及，有的还被重新改造，至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赴日．把这些新语转输中国，国人亦将其当做“日本新名词”。这也是一批逆输入词汇，称其为“回归侨词”，较之“外来词”更为恰当。
一、“卫生”的娘家
许多论及中日语汇关系的著述和外来词辞典，都把“卫生”当做日源词。厌恶“日本名词”的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还专门将“卫生”当做有“日本语臭”的词语，指责其不合文法、理数，应予取消。其实，“卫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古典词，完全符合汉语构词法，也易于从词形领悟词义(保卫生命)。近代日本人借用这一汉语古典词对译西洋相关术语hygiene，而且曾经恭请访问日本的中国士子为之溯源，论证该词合乎理数、文法。
“卫生”典出《庄子•庚桑楚》。该篇讲到，楚人南荣朱拜谒老子，求教治病之术．于是有与老子的一番对话：
“朱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
郭象的《庄子注》将“卫生”诠释为：“防卫其生，令合道也。”
庄子还有“养生”之说，《庄子•养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卫生”，即“防卫其生”．较之养生，其保护生命的含义更强烈。庄子以后，“卫生”一词常为人用，东晋•陶渊明《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清•唐甄《潜书•五形》：“贵人之处，卫生常谨。”这些用例中的“卫生”，均指防卫其生、保卫生命。古籍中还有以“卫生”作书名的，如元•罗天益的《卫生宝鉴》，明•胡整的《卫生易简方》。晚清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将to protect one's life译作“卫生”，稍后，傅兰雅于1881年译著《化学卫生论》刊行。足见“卫生”一词，从古代至近代中国沿用不辍，其含义也一以贯之，是“防卫其生，保卫生命”。
幕末、明治间，日本在译介西方医学及保健知识时，曾用“摄生”、“养生”、“健全”等古汉语词翻译hygiene，最后定格于以“卫生”译之。明治年间，日本不仅在医学、保健类书刊中广为使用“卫生”一词，而且于明治十年(1877)以“字面高雅”为由，将内务省下辖主管医疗、保健业务的部门从“司药局”、“医学局”更名为“卫生局”。但这一新的官署名并没有被认同，在日本朝野尚存争议，有人主张以“养生”代“卫生”作局名。
清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议奏遣员游历章程，朱批“依议”，于是举行考试，选举派出人员，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被派往游历日本及美洲。同年8月，傅氏抵日本。于明治二十年底(1887年12月13日)访问内务省卫生局。其时正困扰于署名正否的卫生局局长兼元老院议官长与专斋，请教傅云龙：“卫生之目当否?”傅云龙当即为之作《卫生论》一篇(收录于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首先从问题的提出说起。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 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
可见，直至明治二十年，即“卫生局”命名后10年，日本内务省卫生局之名，尚争议未决，故长与专斋局长希望得到来自汉字文化母国的华人学者的论证。傅云龙不负所望，在《卫生论》中洋洋洒洒，详考“卫生”一词的来龙去脉：
案《说文解字》“卫(繁体字“衞”——引者注)，宿卫也，从韋、币，从行，行。衞也，币之言 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 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傅云龙从“卫生”一词的结构、内涵分析人手，论证该词含义的淳正，较之“养生”更为适合作主管医疗、保健的官署名称。
从傅云龙应答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专文《卫生论》，可以清楚得见，“卫生”一词作为古汉语词被日本人所借用，中国是“卫生”的“娘家”。当近代日本人为此名目的含义聚讼未决之际，还得请“娘家人”来作疏解、诠释。在傅云龙访日lo余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900年在《清议报》第41号发表的文章中，述及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将“卫生”诠解为“以卫民生”，也是“娘家人”对“卫生”一词的精彩阐释。当然，日本人以摄生、保身、健全、养生、卫生等多个汉字词翻译hygiene，对清末中国人的译事也有影响。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学进士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便将hygiene译作保身学、卫生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士复等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将其译作卫生学、健全学。可见，现代义的“卫生”一词，是在中一西一日三边语汇互动中形成的，走过了“中国古典词一传人日本一日本以之对译西方术语一传输回中国”这样一条跨国度、跨文化的旅程。“卫生”是“侨词来归”的事例，而这一“归侨”，已非出国前的原态，其气质、内涵皆带有外来新义。
二、“物理”与《物理小识》
近代日本“新汉语”的制作方式之一，是将中国古典词的词义加以引申，以对译西洋概念，“物理”为其一例。获得现代义的“物理”或“物理学”，通常被认作“日源词”。然而，这一判断尚可商榷。这是因为，不仅源于中国的“物理”古典义提供了现代义的基础，而且，其现代义的获得，也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学术用语颇有干系。故可以将“物理”列入“回归侨词”。
作为古典词的“物理”。由“物”与“理”组合而成，是“物之理”的省文。“物”指存于世上的万物，《说文解字》曰：“物，万物也。”“理”指条理、规则，《韩非子•解老》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这里的“文”，意为文理、规则。“物理”形成整词，首现于战国佚书《鶡冠子》，《汉书•艺文志》存其文，“庞子云：愿闻人情物理。”这里的“物理”泛指一切事物之理。西汉成书的《淮南子•览冥训》“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晋书•明帝纪广帝聪明有机断，犹精物理”，均指事物的道理。晋•杨泉撰《物理论》涉及天文、地理、工艺、农医，其书已佚，清•孙星衍辑有佚文一卷，可见，该书探究“物之理”，批评晋时流行的玄学。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常论“物理”，朱熹的《大学章句•补格物传》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而穷其理”，其“物理”仍泛指“事物之理”。
明末耶稣会士人华，带来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古典物理学。在欧洲，物理的原词是拉丁文physis，由希腊文“自然”推演而来。古代欧洲物理学(physis)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虽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较之古汉语中“万物之理”的“物理”，稍具学科性和特指性。至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已形成物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文、史、哲等)、神学并列的学科分野。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撰《西学凡》(1623年刊行)，介绍欧洲大学学科——文、理、医、法、教、道等六科。其中“理科”(音译斐录所斐亚)又分6门，之一为“落日伽”(意译“理则学”)，指对自然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这种文、理、医、法、神学(教、道二科指神学)分途发展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区分的学科观。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融一体的状态，对明末清初开明士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徐光启(1562-1633)将西学的科技类知识称之“格物穷理之学”，[1](卷2)，已颇近西方古典物理学(自然科学的总称)的含义。徐氏认为此学为中国所缺。另一“有穷理极物之癖”的学人方以智(16ll-1671)也意识到西学能“补开辟所未有”①，即认为西学可以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不足。方氏在西学启发下，对“物理”这一古汉语词有所因革。他所著《物理小识》(清康熙三年，即1664年刊行)一书，是在“万历年间，远西学入”②影响下撰写的，其“物理”已从“万物之理”义演化为“学术之理”义，主要指自然科学各门类，略涉人文学的某些分支，这从该书的卷目可以得见：卷一 天类、历类，卷二 风雪雨晹类、地类、占候类，卷三 人身类，卷四 医药类上，卷五 医药类下，卷六 饮食类、衣服类，卷七 金石类，卷八 器用类，卷九 草木类上，卷十 草木类下鸟兽类上，卷十一 鸟兽类下，卷十二 鬼神方术类、异事类，《物理小识•总论》关于“物理”在各类学问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说明：
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物理”与义理(儒家的哲理)、经济(经世济民之学，指政治学)、文章(文学)、律历(天文历法)、性命(人性天命之学)相并列，作为“各各专科”的一种，这显然指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已不同于传统的“万物之理”的“物理”。其二，认为在各种事物及现象中，皆包藏有“物理”，这又是在“万物之理”意义上使用“物理”一词。可见。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所论“物理”，兼有“自然科学之理”和“万物之理”的双重含义，其重点又在前者，即论述作为与义理、经济、文章相并列的专科性“物理”，这是方以智的一个新贡献。
日本江户时期输入大批汉文西书(《坤舆全图》、《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等)．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随同入日。“洋书解禁”之后．日本进口汉文西书更多．《物理小识》的输入量大增，据《唐船持渡书籍目录》载。文化二年(1805)从长崎进口《物理小识)>353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表明日本学界(主要是兰学家)对这部书的热烈需求。兰学的开山之作、杉田玄白(1733—18l?)的《解体新书》(1774年刊行)，志筑忠雄(1760—1806)的《历象新书》(1798年刊行)等兰学著作均多次引述《物理小识》，视其为“座右之书”。兰学者山村才助(1770—1807)的《汀正增译采览异言》列举西洋、汉土、本朝三类，‘引用书目”，其中汉土书便有《物理小识》。与《物理小识》在日本传播相同步，该书中的大量词语进入日本兰学语汇，重要者如“天类”的“空中、石油、植物、太西(泰西、远西)、蒸馏”，“历类”的“赤道、黄道、质测、恒星、岁差、望远镜、经纬度、地球、乘除”，“风雪雨赐类”的“西洋布、冷气、发育”；“地类”的“死海、空气、地震、水晶、穷理”，“人身类”的“循环、肺管、食管、贲门、幽门、直肠、筋、动脉、膀胱”，“医药类”的“经络、霍乱、外科、骨折、按摩”。“饮食类”的“密封、消化”，“金石类”的“镀金、试金石、净水、舶来、洋船”，“鬼神方术类”的“裸体、透画法、雷电铁索、写真”。与此同时，《物理小识》的“自然科学之理”意义上的“物理”一词，也被日本人所接受，兰学家不再只将“物理”泛解为“万物之理”，同时还看作自然科学之总称，这为近代日本人以“物理”对译西方近代物理学(physics)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各门类纷纷成长为独立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等)，物理学不再指自然科学之总和，而成为与其它自然科学学科相并列的一门学科。 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以降。对西方物理学有所译介，其译名先后出现过“究理学、理学、究理术、自然学、穷理学、博物、格物、学性理、性理之学、格物总智、格物之学”，等等，直至明治五年(1872)，福泽谕吉的《改正增补英语笺》仍使用“穷理学”一词。同年，福泽《训蒙穷理发蒙》3卷刊行，仍然突出“穷理”一词。以后又有以“穷理”命名的多种书籍出版。这些译名受到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的影响，如《英华字典》(1843)将physics译作“性理、格物之学”，合信(1816-1873)的《博物新编》译作“博物”，丁韪良(1827—1916)的《格物入门》译作“格物”。这些译名尚未脱出自然科学总称的含义。
日本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个专门——physics称之“物理”，始于明治五年(1872)文部省编纂、片山淳吉(1837—1887)执笔的小学教科书《物理阶梯》(1875年刊行)，明治九年(1876)又发行《改正增补物理阶梯》。该书根据英国和美国的两种物理学少儿读物编成，其内容有总论，物体论，物性论，偏有论，动静及速力，单动及复动论，双力运动论，运动力论，重心论，运重器，杠杆论，滑车论，斜面、楔及螺旋论，摩轧论，静水论，水压论，诸体本重，动水论(流水论)，大气论，空气的碍性论，音响论，音的速力论，温论，光论，阴影及光的反射论，越历论(电气论)，天体论，四季论，等等。可见．《物理阶梯》的“物理”已经不是自然科学总称，而是指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方面。而这种近代义的“物理”概念，得之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明治八年(1878)刊行的《物理阶梯》的题言说，其“译字”来源于《博物新论》、《格物入门》、《气海观澜》诸书。前二书皆“在华西洋人所著书”，《气海观澜》则为兰学家青地林宗所著书(1827年刊行)，其中参考汉文西书不少。《物理阶梯》出现“化学、物理、亲和(化合)、蒸发、分子、固体、流体、大气、引力、重力、元素”等一系列术语，有的采用自汉文西书，有的则在旧词注入近代义，“物理”为其一例。
哲学家西周1874年所著《百一新论》中论及“心理”与“物理”：
相同的道理，说起来是一样的，其实理有两种，……其一叫心理，其一名为物理。物理云者，乃天然自然之理。……物理叫做“apriori”，是先天之理，心理叫做aposteriori”，是后天之理。
这是从哲学层面区分“物理”与“心理”。
明治八年(1875)，东京大学的前身开成学校所设学科中，有“物理学”一目，这已是指自然科学中一个专门的物理学。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设物理学科，此“物理”是英文physics的对译，为今义的“物理”。1888年，日英德法语对译《物理术语辞典》出版。
1890年，日本人藤田平八将盛挺造编的反映近代物理学的书译成中文，定名《物理学》，中国人王季烈对该书作了文字润色和重编，由江南机器制造局刊印，此为第一部中文《物理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首先在政论文中从近代义上使用“物理”一词。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理科设“物理学门”，1917年设“物理学系”。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物理”一词自此流行中国，指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部门，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物理”的古典义——“万物之理”不再常用；“物理”的“自然科学总称”义则为自然科学或博物学所表述。
概言之，“物理”原为古汉语词，意谓“万物之理”；明清之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赋予“物理”以“自然科学之理”的意蕴；明治初年，日本的《物理阶梯》将“物理”对译physics，指自然科学一个专门的物理学，完成此词词义的现代转换。其间，《物理小识》在“物理”概念的古今演变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日本人是在接受《物理小识》的“物理”概念的基础上，进而完成“物理”与physics的对译工作的。在这一意义上，“物理”可以视作“回归侨词”，不过在回归之前，已在日本接受了现代义的洗礼。
三、“小说”归故里
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指文学上的一种样式，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具体地描写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和意识流动等。这种意义上的“小说”，是经由日本人翻译英语novel而成的一个外来词，但在翻译时借用了中国古典词“小说”，承袭其固有含义，又加以引申，铸就“小说”的现代义。在这一视角上，“小说”也可称之“回归侨词”。
古汉语词“小说”，典出《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意谓民间传言，卑琐而无宏旨，尚不是指一种文体。而古汉语将“小说”赋予文体义，首见于东汉初年桓谭的《新论》：“若其小说，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而关于“小说”的经典论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艺文志》中将先秦以来的学派、流别归纳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对小说家的诠释是——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又引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古代“稗官”、“野史”并列，与“大言”、“正史”相对，成为小说或小说家的代称。《艺文志》所论“小说”，指篇幅短小，题旨低微、带传闻性的记述，但亦反映民间意向，有可采之处。鲁迅认为，《汉书•艺文志》所称“小说”，“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2](第302页)。
在中国古代，“小说”指街谈巷语、逸事异闻，反映民情风俗，故朝廷设小官(稗官)搜集，以观民风。在中国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小说书多划人子部，或作为“史遗”而划人史部。但大体言之，“小说”长期被视作上不了台面的“次文化”，虽有可观之处，但毕竟是“小道”，所以“君子不为”。然而，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小说”因其生动地表现大众生活及心理状态，故深受民间喜爱，东汉、魏晋、隋唐以来，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之作、传奇讲史等不断得以发展，开小说之先河。宋明以降，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竞起，特别是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长短篇问世，小说蔚为大观。反映到文学理论上，李贽(1527-1602)力主提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以为其与《论语》、《孟子》、《左传》、《史记》有同等的教化功能。清初金圣叹(1608—1661)更称《水浒传》为“天下六才子书”之一，其《水浒》评点本著称于世。
古汉语词“小说”很早就传人日本，但对街谈巷语、稗官野史义的表述，日本更多用“物语”(意谓故事、传奇)，如嫌仓初期的《宇治拾遗物语》。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指出，“物语”即相当于“稗官小说”。日本古代、中世和近世盛行的“物语文学”(代表作如《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等)，正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展开。近代以来，日本多以“小说”称描写人物故事的非韵文的文学样式。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1859-1935)1885年撰《小说神髓》一书，以“小说”翻译英文novella。该英文词从拉丁文novel(意谓“新”)演变而来，引申为想像的、非真实、伪造及虚构故事诸意。坪内逍遥指出，“小说的主脑在表达人情和世态风俗”，又说“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于传奇性，在于对社会风俗的描写，对人生事件的展开。”这既承袭了古汉语“小说”的固有含义，又向前作了引申——“再现人生”，使“小说”具有了现代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在坪内逍遥小说论的基础上，强调小说表现“人生”，认为小说是“人生的叙事诗”④，当然，这里的“诗”是借代语。川端指出，小说是散文艺术，与韵文艺术(诗歌)相对应”⑤。坪内逍遥对小说特征的另一概括是虚构性，他在《时代小说①脚色》中指出，“小说家与正史家的区别在于”，小说家有“多少妄诞故事的嗜好”，认为正史是不能虚构的，而小说允许并需要虚构，小说家必须有虚构故事的癖好与能力⑥。同时，坪内又强调小说要“写实”，川端则力主小说反映人生，要追求“艺术的真实”，作“美的表现”⑦。幕末作家曲亭马琴参考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概括“稗史七法则”：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后来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以此作为小说构成论的基本内容。总之，近代日本形成的“小说”概念及“小说论”，既汲纳了西方小说理念，又承袭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
自坪内逍遥赋予“小说”以现代义以后，明治中晚期“小说”一词在日本普遍使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社会小说”、“政治小说”、“问题小说”、“私小说’’等语常见于书籍报端，并传播至清末中国，一批启蒙思想家试图藉助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学样式，开启民智，遂有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兴起。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译介新小说，此为“小说界革命”之先声。不过，严、夏尚未用“小说”一词，而是用“说部”。1898年，梁启超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提倡译小说当择关切于中国现实者。梁氏此处所用“小说”及“政治小说”均借自日本新名词，指现代义的“小说”。梁氏本人曾勉力创作政治小说，以宣传其改良政治的主张。清末“小说界革命’’的代表作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力主提高小说地位，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要求小说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服务。清末小说创作与翻译极一时之盛，著译小说千数百种⑧，《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四大谴责小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是有影响的作品。至“五四”时严，鲁迅等的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鲁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以《中国小说史略》之名出版，此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其关于“小说”的概念，上承《汉书•艺文志》之故说，又汲纳近代西洋概念，为“小说”作新界定，完成了“小说”从古典义到现代义的转换。周作人等则介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推动了现代义“小说”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小说”一词，历经“古汉语词—传人日本—近代日本人以之翻译英文novella—传输中国”的过程。回归故里的“小说”，以现代义得以流行，而其“街谈巷语”、“稗官野史”的古典义，作为一种背景和底蕴，仍然潜伏其间。小说以传奇特色、虚构手法构成“人生叙事诗”和“社会风情画”，都与小说的古典内蕴血肉相依。
注释：
①参见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载于《考古通说》。
②参见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③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小说并不同。”
④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ステイルス社1983年版，第29页。
⑤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第30页。
⑥坪内逍遥言论参见明治文学全集16，昭和44年(1969)，筑摩书房。
⑦参见川端康成：《小说の构成》，第33、36页。
⑧据阿英统计，清末10年间，出版小说1500种，2／3为翻译小说。见钱杏邨(阿英)《晚清小说史。
参考文献
[1]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a)．徐光启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鲁 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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