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看柳、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以说 “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是因为两人的词作或诗作的语言都趋于通俗平易， 且这种通俗的词作或诗作的语言，对当时的词风诗风都是一种改变。本文从“变”字入手，阐释了白居易和柳永在改变诗风或词风上所做的贡献，并分析了两者的异同。

关键词：创作风格　通俗　市民文学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柳永是宋代词人，前者做诗，后者写词，似无可比之处，事实不然。白居易和柳永在诗词的风格以及对当时诗词发展的贡献上，确有相同之处。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情切清丽为宗，到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1]这句话，道出了白居易与柳永创作的相同之处，关键在于一个"变"字。具体来说，即两人都曾用自己的创作理论或创作实践，改变了当时诗词的创作风气。
　　"变"之于白居易，表现在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上。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人在经历了时代的盛衰后，把盛唐时兼济天下的热情变为独善其身的追求。为了逃避现实，他们寄情山水，他们的诗歌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来表达生不逢时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在艺术表现上，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与盛唐诗歌明朗高扬而广阔的气象大不相同。这一时期的诗人如大历十才子、刘长卿、顾况、韦应物等，诗风都有这样的倾向。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更是走向了语言推敲与雕琢的极端。
　　就在韩孟诗派兴盛的时候， "元白诗派"也兴起了，这一派诗人以白居易、张籍、王建、元稹为核心，一改诗歌内容狭隘、诗歌语言过分雕琢的诗风，把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社会，投向民生疾苦，用平易畅达，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下了很多反映社会面貌和民生疾苦的诗篇，这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应算白居易。白居易的诗歌语言通俗，妇孺皆知，所谓"元轻白俗"。相传他写诗歌的时候，就真的先读给一些老婆婆听， "妇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2］p93。语言的通俗平易，使白居易更能接近百姓，更易于在民间流传。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把诗歌从"雅"的高位上拉了下来，让它像民歌一样，走向"俗"，走向百姓，走向民间，可以说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已开了中国古代市民文学的先声。这不仅仅是对大历贞元时期文学的一个改变，就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也是一个创新。
　　柳永的 "变"主要体现在他对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的改变上，即变 "雅"为 "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胡仔说柳词 "彼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耳"。 ［3］王灼也认为柳词 "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4］也正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词本兴起于民间，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百姓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中唐以后，文人也加入了填词的行列，词在文人们的手中题材变得狭窄，语言变得典雅精巧，内容日益脱离市俗民众的生活，只吟咏男女恋情，抒写山水闲适之志，集中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曾一度沦为都市中的浪子，常混迹于烟花柳巷，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非常了解，他又常应歌妓之约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 ，"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方向，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这在当时是为一变。
　　柳词的"变"，也表现在柳永对宋词题材的开拓上。柳永之前的文人词，大都写风花雪月，离愁别恨。柳词虽也写男女恋情，但其中不少词描写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他们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这与其他文人词中思妇的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大相径庭。如《锦堂春》中的女主人公大胆泼辣："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定风波》女主人公希望"针线闲拈伴伊坐"，表达了普通世俗女子的爱情理想与婚姻追求。柳永也写歌妓，但却是带着浓厚的 "市民意识"以同情的，平等的态度写歌妓的不幸，写她们从良的愿望和他与歌妓之间的真挚的情谊。他写繁华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用词来再现了一个时代的 "太平气象"，用词来反映民风民俗。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的词在题材取向上已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使词像诗一样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即是把词 "诗化"，摆脱了以往士大夫模仿女性口吻写男女恋情不写个人的抱负、志向、苦闷、失意的局限，用词来展现真自我，描写真情爱，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打下了基础。
　　柳词的"变"，还表现在柳永大量创制了慢词长调，并且 "变旧声作新声"，创制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突破了 "小令叙事须简净，再着一二景物便觉笔有余闲" ［5］的手法，亦不同于张先小令叠加式的慢词作法，柳永的以赋为词的慢词铺叙法，笔势跌宕纵放，大开大阖，标志着慢词终为文人所驾驭，词终于在柳永这位第一位专业词家的推动下走进了它最繁荣的时期。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和柳永都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当时的诗风或词风。白居易的诗改变了大历贞元以来那种过分雕琢语言和凋寂、清冷、落寞的诗风。柳永的词则一改唐五代以来语言典雅绮丽、题材狭窄、无病呻吟的弊病，变短调为长调，变华贵香软为市井情调，变写片断式的感受为赋式的铺叙，变士大夫以分裂的人格模仿女性口吻写男欢女爱为用完整的人格作情爱写真，抒写真性情，真自我。所以纪昀有"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之说。
　　其次，白居易、柳永的相同之处还在于其艺术的风格上。"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这句话不仅表现在两人对诗词发展所做的贡献上，也表现在两人的艺术风格上。两人的词作或诗作的语言都趋于通俗平易，或说，把雅文学"俗化"，让它走进 "寻常百姓家"，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市民文学的特点。白居易诗歌通俗，这是人所皆知的。柳永的词也以通俗闻名于当时。柳词不仅语言通俗，且大量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和俚语。像"恁""争" "我" "伊家" "阿谁" "消得" 等词，在柳永的词作中遍拾皆是，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 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这也是柳永有意为之的： "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唱" ［6］，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使柳词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7］，与当年的白居易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五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善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挂之以酒茗者，处处皆是" ［8］确有相同的轰动效应。但也正因为柳词的通俗，不合士大夫的口味与所谓的道德要求，所以柳词所招受的骂名比白居易的诗歌可要多得多，李清照说他的词 "词语尘下"，王灼把他的词比作 "都下富儿"， "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殊不知，正是因为柳词 "俗"， "俗子易悦"，才成就了柳永，也成就了俗文学在历史上的发展。
　　当然，两人的不同之处更多，最大的不同是：柳永把自己当作世俗市民的一员，为他们去创作，写他们熟悉的事，抒发他们的心声，用词与他们进行亲切的对话，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柳永是属于市民大众的，他的作品属于市民文学创作。而白居易写诗的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功利性太强，且他自己始终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去同情、可怜老百姓的。这与柳永有质的不同。所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看到了相同的一面，或者说，就是从相同的一面来讲，有 "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之说吧。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
　　［2］萧瑞峰、彭万隆撰，《刘禹锡　白居易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迹出版社，2002。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集卷三十九，《词话丛编》，[M]第172页。
　　［4］王灼《碧鸡漫志》[M]，《四库全书》（集库，总集14）
　　［5］李东琪语，引自王又华（清）《古今词论》，《中华古典精华文库》（集部）
　　［6］宋翔凤《乐府余论》[M]，《四库全书》（集库，总集14）
　　［7］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8］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转引自《白居易诗选评》，[M]霍松林译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