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冲突下的拯救与逍遥拉斯科尔尼科夫思想的

摘　要：《罪与罚》作为19世纪俄罗斯最负盛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作品反映了深层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而繁多的人生观念等，包含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文本内部人物心理与外部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展示，从民族文化冲突、真理与基督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p>

关键词：《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

　　一、导言
　　拉斯科尔尼科夫复杂矛盾的心理冲突中包含了众多文化背景和人生观的交织，这些冲突来自于民族、宗教和社会。在时代变革的交替期，各种思潮的浸淫，让人困惑、彷徨，构成了人物的多面性。这个人物经历的心灵成长和思想转变的历程正是民族走向的选择过程。各种冲突既构成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从文学艺术上带来了强大的张力，使读者也饱受心理的各种冲击，这些起伏中也突显出作品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冲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显示了俄罗斯文学痛苦的、宗教的严肃性特点,他身上,或者说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浓缩了俄罗斯生活,俄罗斯命运的全部黑暗,但就在这黑暗中也闪耀着光明,那就是基督之光。” [1]要了解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读陀氏的作品不失为一个捷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重要的斯拉夫派作家，他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民族精神沉重而严肃的基调，展现了社会的矛盾和文化现象，他的作品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并开出“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的希望和光明之花。
　　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离不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间的那场著名论争。十九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已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而俄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俄国的发展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明显迟滞于西欧邻国，强烈的反差使得俄国国内对国家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俄国的生存问题引起了俄国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出现了关于俄国该如何发展和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贵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肯定俄国历史特性的斯拉夫派和肯定西欧文明成果的西化派。[2]
　　这两派都认为俄罗斯的历史特质不同于西方，但斯拉夫派基本肯定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自恃俄罗斯民族有悟性和优越性，否认斯拉夫文明劣于西方文明，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他们极力从俄罗斯的历史中挖掘优秀遗产，以证明俄罗斯民族并不是一个堕落的民族。
　　一味的模仿带来了很多弊端，并且让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根基在动摇，传统被视作落后和堕落而被一一清除，必然引发有识之士的担忧和力争，因为民族的特性不是另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替代和复制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处世态度就完全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探索，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无政府个人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拿破仑主义”影响深重，他思考民族的精神出路和多种时代盛行的人生哲学的合理性。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产生了新的艰难抉择，但是一个民族生长的必经之路。
　　三、“真理”与基督的冲突
　　拉斯科尔尼科夫熟悉社会底层的人民，他目睹他们的悲惨境遇。马拉美多夫生前和死后坚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却死于社会逼迫的失意和屈辱；叶卡捷琳娜这个患肺痨的、失去地位和尊严的妇人，在经受了命运的重重折磨而不堪重负后，怀疑上帝的慈爱：“仁慈，轮不到我们”；善良纯洁的索尼娅因为家庭条件被迫要靠出卖肉体穿上与她本性和气质极不相符的花哨的廉价的行头；理性而美丽的杜尼亚为了养活哥哥宁愿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嫁给自己并不爱的人。为什么善良的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得不到上帝的庇护只能任人宰割，悲惨地生活在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如何可能？在他看来，十九世纪俄国人需要面对的最大事情就是这个问题即是：对某种绝对价值的信仰，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或缺。但是在十九世纪，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日益摧毁着俄国人对作为整个俄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等价值观念基础的东正教的信仰。
　　拉斯科尔尼科夫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前者循规蹈矩，碌碌无为；后者卑贱如虱，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犯罪。于是他决定以身试法,企图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能够随心所欲犯法，决定他人的生死，而又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和社会的责难。然而，在实施了残忍的杀害后,他并没有得到解脱或是快乐，相反，来自良心上的自责而引起的与亲人和朋友的隔阂；脱离了社会的孤独感；对于即将面对的可能的法律制裁的恐惧和焦虑；以及在与警察的斗智斗勇的较量中，难以控制和掩饰的紧张感。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时时刻刻折磨着他，他神志不清地病了好多天。
　　从杀人动机上看，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本与他个人并无多大的怨恨与过节，然而，他费尽心思，精心策划谋杀的每一步，实际是为了实践他的信条和理念，这一观念大大地受到了“拿破仑主义”和“超人哲学”的影响，他们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施行自认为合理而正确的行动，杀死一个凶恶的高利贷老太婆这只“吸人血”的蜘蛛，夺取她的钱财来为成千上万深处水深火热的窘境的贫苦人民造福，以“正义”的名义犯罪。
　　拉斯科尔尼科夫起初是挣扎着躲避法的惩罚,最后在索尼娅爱的呼唤下决定自首。他在广场的中央跪下,俯伏在地,带着幸福与狂欢和土地接吻。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土地的亲吻,标志着他潜意识中否定了自己的“超人”观。在现实的碰撞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意识到自己终归是凡人,是成不了拿破仑式的人物,只不过是个“审美的虱子”罢了。[3]他思想中的天平倾向了基督之爱，东正教的博爱观让他有机会重新做人，基督爱世人，爱一切愿意真诚的悔过并投入他怀抱的人。在实践他人生的信念时，他在宗教的感召下，进入了走向神圣的必经之路——忏悔。
　　四、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他有理想和知识，有为民族和人类探索出路追寻人生意义的信念，却又在东西文化碰撞和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冲突下的焦虑、矛盾的心理困惑和思想困境。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自于他对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的看法，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悲剧源于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美好 理想的冲突。社会和贫穷让知识分子，有志的青年完全得不到伸展的空间和未来，残酷的社会禁锢人，把他逼迫得只能蜷曲在贫民区的斗室中，与贫穷、饥饿、羞辱作伴。他足不出户，成天躺在一个怕破烂不堪的沙发榻上，为改变他的贫困境况而苦恼着。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扭曲了他的灵魂,正是这样的社会向这个不愿向现实妥协的人提出了抛弃人性的要求。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农奴制废除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让俄国小市民阶层成为了“双失”的无产者，作为他们经济基础的土地没有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权力，完全形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局面；但是一面他们又不甘心处于失去一切受到双重压迫的境地，资本主义的繁华景象、高官厚禄和发财致富的机会仍然时刻在诱惑着他们摆脱受制于人而转为控制他人的上层社会。拉斯科尔尼科夫企图用无政府的个人主义来反抗社会，“一切都在这里”他自言自语的重复道,“只要有胆量就成,从这个真理出现在我的眼前,如阳光一样明亮的那一天起,我就显示一下我的胆量,我就杀了人,我只想证明我的大胆。” [4]他用犯罪与践踏法律来报复社会，发泄不满，他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服从。但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反抗仍然不能使所有贫民摆脱压迫和侮辱，因为总有人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成为了杀人犯，彻底摧毁了他的意志走上了毁灭之路。
　　穷人因困苦而无奈与孤独，小说中塑造了鲜活的社会下层被伤害与被侮辱的形象，苦难的生活，悲惨的命运，阶级关系的对立引发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如：九等文官马拉美拉托夫穷困潦倒发出的绝望呼喊：“这样的日子活不下去”“得让人有一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的前途、地位、财富不是靠诚实的劳动，而是靠伤天害理的手段获得的。这里人与社会的矛盾尖锐、突出，它是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失去了正确获得生存权利的最根本原因。
　　在无法改变社会面貌和生活困境之时，心灵的平衡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品，因为它起码不会让我们自己导致毁灭。拉斯自我的迷失让他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是一条用苦难来救赎的净化之路。
　　五、结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 每个人都在讲自己或别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时，选择保有“土壤”的民族发展之路；在“真理”与基督的冲突中，选择皈依基督之爱；在个人与社会冲突后，经过激烈反抗找到复归人性的回归之路。陀氏以上帝为信仰，以民族为支点，以人民为根基，通过个人道德的完善和兄弟般的爱，把人类引向和谐，让所有人都过上至纯至善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的拯救与逍遥之主旨。
注释：
[1] 尼?别尔嘉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廖美琳.穿掘着灵魂的深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J].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
[3] 李明明.《罪与罚》的精神分析[J]. 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 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卷二）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 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刘亚丁. 文化试错的民族寓言:《罪与罚》的一种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