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下的尴尬人性

摘　要：对某一事物的评判最重要的是价值尺度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要注重其所处历史时期的价值尺度.然而,人们对宋襄公的评价总是带着功利主义色彩.其实宋襄公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一位有为君主的君子般的品德,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尺度——周礼.宋襄公争霸事业的失败,表面看是其争霸策略的失当,本质上却反映了整个时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宋襄公的悲剧也因此而注定!

关键词：宋襄公；社会大变迁；价值尺度

　　公元前638年,发生在宋楚之间的那场泓水之战,把宋襄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和子鱼的那番对话以及他所持的“古之大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的观点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谈到泓水之战,就不能不提及盂地会盟,这不仅是因为盂地会盟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而且是我们全面了解宋襄公所不能绕过去的一个环节.公元前639年秋,宋襄公会诸侯于盂地,欲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出发前,子鱼从宋襄公安全角度出发建议他多带战车甲士,可宋襄公为了体现自己的诚意和尊重以往会盟礼制而拒绝了他,结果被不守礼制而早有准备的楚人生擒.于是虚伪、蠢猪、迂腐、假仁义、好高骛远自不量力的评价接踵而至..”
　　对某一事物的价值评定最重要的是价值评判标准的选择,而且这一评判标准必须符合他那个时代.春秋顺延自西周,其社会伦理体系与社会价值标准则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周礼.当然,春秋是一个社会大变迁与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在价值观上既表现出“崇礼”,又表现出“崇霸”;既表现出“崇义”,又表现出“崇利”.学术界主流思想认为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是周礼遭到颠覆的时代.但纵观整个东周,无论周礼遭到如何的破坏,周天子的地位如何降低,诸侯始终承认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 这从齐桓公的称霸口号“尊王攘夷”中便可体会到.凡是威胁到周天子的威严和安全的行为和个人,都会遭到其他诸侯的讨伐.同时,对诸侯和卿大夫的失礼行为,也会遭到其他人的劝诫和阻止.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一些诸侯国恪守周礼,在国家面临外敌侵凌时往往会以礼仪之邦感化敌人,从而化险为夷.如齐桓公曾有攻取鲁国之意,大夫公孙湫谏曰:“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 (《左传·闵公元年》)当时,鲁国正值庆父作乱时期,正是因为鲁国一直恪守周礼,才使得齐桓公不敢轻易下手.而且在诸侯的争霸策略中,都十分注重以礼服人,以德服人.管仲曾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
　　这说明“‘循规守礼与僭越非礼两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并存’,一方面有人对传统礼制进行肆意的违背、践踏,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在极力地遵守、维护礼制,而维护礼制现象则明显成为社会的主流.”很显然,宋襄公则属于后者.他所作所为都严格依照礼仪的要求,严格遵守那个时代的价值评判标准.他何错之有?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一套价值体系来约束和导引人们的行为,因此任何遵守和维持这套价值体系的行为都不应该被拿来调侃与嘲笑.历史对宋襄公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俗语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人们却偏偏以成败论襄公.倘若宋军在泓水之战中打败了楚军,历史又该是怎样改写?我想那时中原诸侯不仅会望风而归,宋襄公如愿当上霸主,而且他必将以仁义之名而流传千古!
　　也有人附和史料中子鱼的观点：“小国争盟,祸也.”认为宋国是一个弱小的二流国家,宋襄公欲盟诸侯,领天下纯粹是自不量力,自取灭亡.可史实果真如此吗?
　　自齐桓公死后,中原的诸侯便失去了一个统一的领袖,此时的宋襄公先人而动,欲霸诸侯,如此积极上进的一个人怎么不被人赞赏?论资历,在宋桓公(宋襄公之父)时,齐桓公的每一次出兵,宋国都紧随其后,宋桓公自公元前682年即位,到公元前652年去世,中间29年间,至少参与齐桓公领导的会盟或联合作战达22次.我们阅读《春秋》、《左传》会惊奇地发现:在会盟或出兵的诸侯排列中,宋国始终紧紧地排在齐国的后面位列第二.并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宋襄公时期.从宋襄公登上君位起,到齐桓公去世结束,齐桓公总共发起会盟或联合出兵十次,宋襄公至少参加了七次.由此可见,宋国的政治地位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么低!论实力,宋国虽然国力不是最强,但也不差.宋襄公通过让国以贤,筑台望母,平定齐乱等一系列事迹为他赢得了贤能、忠孝、仁义的好名声.擢贤任能,“以公子目夷为任,使为左师以听证,于是宋治.”宋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为他称霸诸侯打下了基础.论国际形势,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了太子之争,国力渐衰;晋国也陷入了晋献公死后的太子之争,国内一片混乱;秦国的势力范围主要限制在西边;鲁国保守有余,魄力不足;楚国虽强,可中原人对它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抵制.楚国此时想称霸中原,要比位居“天下之中”的宋国更难.其他小国就更无从谈起了.综上可见,宋襄公此时欲称霸中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并非痴人说梦,自不量力.
　　春秋是中国奴隶主制度崩溃而封建地主制度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是社会大变革大变迁的时期.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兴起,使得部分诸侯有了与周王室对抗和争霸中原的经济基础.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周天子地位下降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命”等“礼崩乐化”现象.体现在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观上便是周礼的正统地位遭到挑战,崇礼与崇霸思想并存,主流价值观(指周礼所规定的价值观)在社会大变革下的“低产”与新兴价值观(指崇霸与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实惠形成强烈对比.
　　社会的混乱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人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应该由谁依据什么标准来评价人们的言行对错?这一切都困扰着那个时代的人,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迷惑.子鱼在宋襄公让国时表现出对尊卑嫡庶的恪守与泓水之战结束后责备宋襄公过于迂腐的前后对比;以及宋襄公仁义忠孝的优秀品质与他争霸中原的野心的对比,都体现出了春秋时期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性的矛盾与尴尬.明白了这些,我们再返回去看宋襄公的言行,就不能简单的以迂腐、虚伪、蠢猪与假仁义来评价他.相反,他应是一个尊重主流价值,集忠孝、仁义、诚信、礼仪于一身,积极进取的国君.
　　但毫无疑问,宋襄公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只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悲剧归结于他的迂腐、虚伪、愚蠢和自不量力.宋襄公的悲剧是时代变迁下道德尴尬,是整个社会道德悲剧的缩影　　
参考文献:
[1]晁福林《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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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梦生撰《左传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4]司马迁著、张大可辑评《史记．百家汇评本》,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