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毛泽东的辩证哲学思想关系
发布时间：2015-12-23 13:50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那些彪炳史册的著作中处处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光芒。笔者从《论语》的部分语句入手，通过礼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父慈与子孝的辩证、善与恶的辩证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毛泽东辩证的哲学思想。
一、礼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专注于外在的礼仪，不如内心的哀伤。”
孔子重视形式，礼就是形式，但孔子认为形式不能是孤零零的架子，不能没有内容，必须与内容匹配，相得益彰。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孔子在文与质或名与事上的辩证法吧。
“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孔子确实比较中庸，既反对“不及”，也反对“过”，过犹不及。在礼的内容与形式上，不及，就是没有形式，或不注重形式，是内容无法找到合适的外衣，表达不出内在的真情;过就是形式超过了内容，显得空洞和虚假，礼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内在的庄严和力量。所以，形式超过内容和形式少于内容一样不好。但如果在这两个次优中选择其一的话，孔子宁可选择“不及”。因为不及虽然不及，但它是真实的，“丧，与其易也，宁戚”。因为在这里真情是最重要的，表达真情的方式各式各样，不论形式如何变化，真情是最根本的，也是“礼”的根本。毛泽东说的孔子在名与事上的辩证因素大致就是孔子的此种思想吧。
二、父慈与子孝的辩证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理论是孔子对如何建设、维持、巩固、强大社会共同体思考的一个结论。与西方哲学家以自然为中心问题不同，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思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个被作为本体的社会实质上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家天下。维护、巩固、强大这个家天下是统治者所追求的核心利益和终极目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最了解中国社会的这种性质，因此他们思考的中心、重点也都是全部围绕着这个终极目标和根本利益，他们想出的最恰当的方法就是赋予这个专制的社会以本体意义。理解了这个关键后，孔子的“礼”便一目了然了。孔子最重视的就是这个“礼”，“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是支撑这个社会的骨架，“礼”就是这个社会本身，它的实质是维护专制社会的工具。
君要有礼，这是君之道;臣要尽忠，这是臣之理。同理，父要慈，这是为父之道;子须孝，这是为子之理。只有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各遵其理，上下左右才能和睦，社会才能有秩序。这种约束不是单向的，以对方遵守其道为前提。
毛泽东对这一点深有心得。他在1944年3月22日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时就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三、善与恶的辩证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乡愿，就是没有节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孔子以之为德之贼。
孔子所谓的乡愿就是伪君子，指那些看似忠厚实际没有一点道德原则，只知道媚俗趋时的人。孟子所言大约是言行不一，八面玲珑的人就是乡愿。更多是指道德败坏的小人。
毛泽东在批阅吴承恩的名著《西游记》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了一段关于乡愿的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友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很多次。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善即无恶。这既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综上所述，毛泽东辩证的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的哲学辩证思想应用到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并以此为理论指导带领我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强大。成长于经济全球化、科技高速发展今天的人们，更应该不遗余力地将毛泽东这种“一分为二”的处世态度态度继承下去，将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
一、礼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专注于外在的礼仪，不如内心的哀伤。”
孔子重视形式，礼就是形式，但孔子认为形式不能是孤零零的架子，不能没有内容，必须与内容匹配，相得益彰。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孔子在文与质或名与事上的辩证法吧。
“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孔子确实比较中庸，既反对“不及”，也反对“过”，过犹不及。在礼的内容与形式上，不及，就是没有形式，或不注重形式，是内容无法找到合适的外衣，表达不出内在的真情;过就是形式超过了内容，显得空洞和虚假，礼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内在的庄严和力量。所以，形式超过内容和形式少于内容一样不好。但如果在这两个次优中选择其一的话，孔子宁可选择“不及”。因为不及虽然不及，但它是真实的，“丧，与其易也，宁戚”。因为在这里真情是最重要的，表达真情的方式各式各样，不论形式如何变化，真情是最根本的，也是“礼”的根本。毛泽东说的孔子在名与事上的辩证因素大致就是孔子的此种思想吧。
二、父慈与子孝的辩证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理论是孔子对如何建设、维持、巩固、强大社会共同体思考的一个结论。与西方哲学家以自然为中心问题不同，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思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个被作为本体的社会实质上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家天下。维护、巩固、强大这个家天下是统治者所追求的核心利益和终极目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最了解中国社会的这种性质，因此他们思考的中心、重点也都是全部围绕着这个终极目标和根本利益，他们想出的最恰当的方法就是赋予这个专制的社会以本体意义。理解了这个关键后，孔子的“礼”便一目了然了。孔子最重视的就是这个“礼”，“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是支撑这个社会的骨架，“礼”就是这个社会本身，它的实质是维护专制社会的工具。
君要有礼，这是君之道;臣要尽忠，这是臣之理。同理，父要慈，这是为父之道;子须孝，这是为子之理。只有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各遵其理，上下左右才能和睦，社会才能有秩序。这种约束不是单向的，以对方遵守其道为前提。
毛泽东对这一点深有心得。他在1944年3月22日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时就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三、善与恶的辩证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乡愿，就是没有节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孔子以之为德之贼。
孔子所谓的乡愿就是伪君子，指那些看似忠厚实际没有一点道德原则，只知道媚俗趋时的人。孟子所言大约是言行不一，八面玲珑的人就是乡愿。更多是指道德败坏的小人。
毛泽东在批阅吴承恩的名著《西游记》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了一段关于乡愿的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友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很多次。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善即无恶。这既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综上所述，毛泽东辩证的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的哲学辩证思想应用到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并以此为理论指导带领我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强大。成长于经济全球化、科技高速发展今天的人们，更应该不遗余力地将毛泽东这种“一分为二”的处世态度态度继承下去，将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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