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书——任继愈主编

        由于《中国哲学史》突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通过揭示哲学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这就很有助于帮助读者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从而提高哲学理论水平。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高校文科教材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内部印行了前三册，第四册(清代至近代部分)未出版。现在新出版了第四册，前三册也作了部分修订，重新出版。第四册是1973年编写的，今已全面修改。分两篇，十七章。鸦片战争前为一篇，六章，论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和戴震的哲学思想;近代部分为一篇，十一章，论述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以及曾国藩、张之洞的哲学思想。这里就第四册的特点作一些介绍：
 
　　一，比较严格地坚持了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是研究哲学史，本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四人帮”的捣乱，一段时期，哲学史却越来越不象哲学史了，成了儒法斗争史，政治思想史。本书批判和肃清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着重论述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哲学是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对我国清代特别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近代部分，由于时代的特点，社会政治思想本来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本书却始终突出了哲学思想的论述。例如龚自珍和魏源的哲学思想没有形成体系，比较杂乱、薄弱，一些论述近代思想的论著都重视不够，本书却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与介绍。对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思想的介绍，也都突出了哲学思想部分。不少章节写得颇有特色，如对章炳麟办《民报》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分析，就其分析的细致、深入来说，可以说是同类著作所仅见的。
 
　　二，较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处理现实问题需要实事求是一样，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时，同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本书在论述每一哲学思想体系时，是力求这样做的。一方面它严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一方面又注意坚持严格的科学性，力求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例如在评价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哲学思想时，作者一方面指出，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跟一般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根本不同，他的思想是直接为劳动人民的革命需要而提出，在革命战争中成长和发展，并直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因此，洪秀全的思想不能看做只是他个人的东西，而是集中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创造和智慧，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战斗意识形态。洪秀全用“皇上帝”这个革命化身所进行的对封建社会“四大绳索”的全面冲击，对封建压迫的控诉与反抗，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反封建思想发展的高峰。评价洪秀全的思想，不首先肯定这一方面是不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对洪秀全的思想也不能拔高。洪秀全所代表的毕竟是农民阶级，而农民是小生产者，具有无可避免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它不能产生科学的世界观。洪秀全的“皇上帝”虽有革命的一面，但本身却是宗教崇拜的偶像。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能借用宗教的力量来动员和组织群众，而宗教的本质是唯心主义;是落后、愚昧、迷信和盲从。同时，反映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的特征，洪秀全还提出和宣传了孝道之类的封建思想，定都南京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等级品位制度以及天父诗、幼学诗一类包含浓厚封建意识的宣传读物。这些都反映出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农民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内无法解脱的矛盾。它终于导致太平天国的必然的失败。因此象“四人帮”时期那样，把太平天国抬得比无产阶级革命还高，片面美化农民思想，以致混淆农民与无产阶级、农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无疑也是极其错误的。作者对太平天国革命思想这样两重性的分析，就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三，比较注意通过对哲学思想产生根源的探求，阐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对哲学思想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全书坚持了对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又严格地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避免用僵死的公式去范围无比丰富的历史。在论述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哲学思想时，作者具体地揭示了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复杂的矛盾，如谭嗣同“以太”学说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矛盾，章炳麟哲学思想由机械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转化，孙中山由唯物主义自然观到二元论、唯心论的转化等等，并论述了这些矛盾产生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这就使每一章哲学思想的分析显得内容充实，有血有肉。
 
　　书中还十分注意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史证明，哲学并不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哲学是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概括。作为近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近代哲学特别深刻地反映了近代进步思想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热情追求和渴望，反映了近代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深刻影响。作者正确地指出，近代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其所取的特定形式，是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我国的传播分不开的。谭嗣同对“以太”的种种神奇的描述，康有为对元(气)的解释，孙中山的“生元”说，都无不表现出当时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之发展到一个新的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有质的区别的阶段，同样证明了恩格斯这个原理的正确：“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忽视自然科学的影响而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对哲学的决定作用，就不可能正确地阐明哲学发展的规律。
 
　　近代部分还通过大量的思想材料的分析，通过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的分析，概括出令人信服的规律性的结论：即只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在对近代资产阶级先后兴起的两大思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指出：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代表的是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化的开明地主、官僚以及封建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基础十分脆弱，他们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极其有限，因而他们的唯物主义倾向和主张变化的观点，终于要被唯心主义所窒息。他们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当着革命向前发展到否定君主制度的时候，他们的改良口号也放弃了，终于堕落为反革命的保皇党。以章炳麟、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改良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他们多属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阶级基础较之改良派要来得大一些，和封建上层势力的联系较少，因此，他们的革命性也比较改良派来得坚决。在哲学思想上，他们更多地倾向唯物主义，其自然观和认识论也比较注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了追求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甚至在解决知行的辩证关系上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害怕群众，脱离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能完全割断联系，因而在哲学上又终于摆不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引导到胜利。他们只能推翻封建帝制而不可能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通过这样的分析，本书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完成，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样的结论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评价也比较实事求是。全书充分肯定了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理论斗争武器的机械唯物论、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步作用，对之作了恰当的评价;另一方面，对唯心主义的作用，也不是一笔抹杀、简单否定，而是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例如作者指出，龚自珍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深受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但龚自珍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唯心主义理学，又采取今文经学派的“微言大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现象进行抨击。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为他的政治改革服务的，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具有开风气的积极意义，有进步作用。在分析章炳麟的哲学思想时，作者一方面指出，他在革命高潮时期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是消极的，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两面性;另方面又指出，这是由于章炳麟找不到取得革命胜利的真正物质力量，因而过分看重了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错误地把主观唯心主义当成了激发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因此对章炳麟的主观唯心主义简单地予以否定，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
 
　　和任何事物应当一分为二一样，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作为教科书，篇幅有一定限制，因此一些问题不可能充分展开。但是在现有的篇幅内，某些问题是否可以讲得更为明确充分呢?应该是可以的。例如对龚、魏思想的分析，就是如此。在中国近代史上，龚、魏并称，似乎两人的思想没有质的区别。实际上，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中，没有目睹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状，他的思想基本上不带有近代的特征。魏源则经历了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极大变化。痛定思痛，魏源的思想在鸦片战争后开始有了新的方向。这种变化是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在它的思想代表人物身上的反映，因而是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的。然而和许多论著一样，本书却没有突出这样的区分，以致似乎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思想和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的思想，两者是不存在部分质的区别的，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鸦片战争在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上所起的深刻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其次，对某些哲学思想体系内部包含着的矛盾的分析，也还不够深入。例如对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形成、特点及其在严复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的分析，就过于简略，缺乏应有的深度。又如对章炳麟思想的分析方面，早年他(在《书》中)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及进化论思想，在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已建立了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的明确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何以在1906—1909年主编《民报》的革命高潮时期，却转而建立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这个问题，本书也没有着重从章炳麟前期思想理论的内在矛盾中作深入的剖析和说明。显然，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能更深入一点，做出明确的解答，是会使本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