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之当代哲学家

　　我一向以为，学好哲学，除了得啃经典名著而外，还须得读几本出自大家手笔的哲学史著作。读这类书所能获得的益处是读通常我们见到的那些哲学史教科书难以替代的。在教科书中，思想常常已经形容枯搞或支离破碎了，剩下的只是对观点和史料豆腐干式的拼排。而在前者那里，你却能把摸到思想鲜活活的脉动。贺麟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当之无愧地是应算在大家手笔之列的。
 
　　贺先生的这些文字写于也已差不多五十年前了，主要论及的是自一八八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历经的变迁。书中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如张颐、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郑昕等都曾是贺先生的师友同事，所以对他的思想的叙述在客观中肯之外，还让人读出几分亲近贴切的感受来。对于我们这些在解放后才成为贺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后辈来说，贺先生在书中讲到的那一段哲学，已经是属于“历史”、属于“传统”的了，已经是“间距化”了的文本了，尽管从根上说来，我们就正是与这历史、这传统融为一体的。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将贺先生书中提到的哲学家称作那一代哲学家了，不过在他们那里，能找到我们的影子;从他们的如彼，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我们的如此。
 
　　贺先生在书中论及的那一时期，无论就当时的整个文化氛围来说还是单就哲学界来说，都称得上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力量的牾交锋，使得“许多激烈趋新之人，转瞬便变成迂庸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第1页)在文化领域，传统儒家思想的失去生气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涌入是两大主要特征。随着“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呼出，中国许多的文化人都觉得应该换换脑子了。毋需否认，对传统的全面反省和批评总是以现实为着眼点的。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理通常便是从传统之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在于，历史和传统并不是一个凝固的过去，它们还包含着现实及将来“发生”的开放性。
 
　　无怪乎海德格尔从词源学上来考察，认为德语中的Geschichte(历史)一词源自geschehen(发生)。即使是对历史和传统深恶痛绝的人，仔细追究起来，他们在许多方面仍难于斩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先人思想滋润起来的藤藤蔓蔓。甚至他们用以表示与传统决绝的语言或行动方式，也必然地带有传统与历史赋与的痕迹。当然也无可否认，在当时，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是一个“事实”，因此和它发生关系也是必然的。中国哲学之进入“现代”这个门槛也如同整个中国历史一样，是以西方的进入为标志的，无论是抵死守护国粹的人，还是竭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之有别于孔孟程朱陆王之处，正在于他们必须采取某种态度面对近现代的西方思想。这样，中西哲学思想的相互碰撞、震荡、融通、契合便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情景中，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沈有鼎、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牟宗三这一代哲学家登场了。如贺先生所说，在他们那里，“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和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第2页) 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的，即使是专治中国哲学而并没有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者，也不会不感受到那些泊洋过来的学问对自己的领域带来的冲击。贺麟先生早年曾留学美欧，在他看来，对中国哲学的调整是和对西方文化吸收、转化、利用、陶熔分不开的。所以他在书中将绍述的主要线索确定在西洋各派哲学流入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的冲击和各位哲人在中西哲学的这种交汇中所起的作用上面。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使命，不仅规约了这一代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构成，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心态结构、治学方式、处世之道、政治信仰等等许多方面，它们截然不同，又似有某种暗通之处。下面只是从贺先生书中提到过的哲学家中择出几个自以为有些典型意义的人来，作一点狗尾续貂式的发挥。除思想的分析之外，我还想多说几句的，是由思想而及人方面的话。
 
　　在中国现代思想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鼎足人物。他的“暴得大名”与他以传统文化的否定者身份出现是分不开的。尽管有人将他视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确，但自一九二三年以后他的确屡屡发表主张“西化”的言论，并且当后来无争议的“全盘西化”派主要干将陈序经教授在经过“甄别”之后，声称胡适的思想“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之一支流” 时，他竟如蒙受不白之冤，断然出来剖白自己是“完全赞同全盘西化的”。不过，认真追究起来，在他身上更鲜明体现出来的，倒毋宁说是两种文化的不协调乃至尖锐冲突。他虽被认为是“西化”论者，但肚子里的“国货”绝不比“洋货”少。意味深长的是，他之所以后来要公开鼓吹“全面西化”，乃是因为他信奉中国古代先人们说过的一个道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他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位是“化”不掉的。因此为了达到期望的以西方文化的朝气和锐气来打掉一点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之目的，他以为“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独立评论》第一四二期 “编辑后记”)而这样将纲领与真正欲达到的目标截然分开来，也许只有奉信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胡适先生才会做得这样坦然自得和了无滞碍。
 
　　意味深长的是，从哲学角度来看，他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恐怕还得数《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尝试着引入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等新的方法来改造以清代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治学方法，并且提倡非儒家的诸子哲学，以减轻儒家定于一尊所带来的束缚与禁锢。单单这种研究本身，就表明他绝不竟至于做到如口头上不惮于说出的那样，将传统的价值统统归于虚无。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估、整理或再造所取的尺度是从西方文化中引伸出来的，这一外来文化只是“施于人”，而没有受到应有的质疑、批评和调整，这样一种文化哲学观上的偏差也就导致了胡适诸种主张中蕴涵着的另外一个文化哲学观方面的偏差，即传统只是消极的受动者，失去了积极创生的功能。由此，文化的批评及替代更新与文化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这两方面就被完全割裂乃至完全对立起来了。
 
　　作为一个哲学家，涉猎极广、到处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先生算不得深刻和思辨，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成就不了严谨庞大的哲学体系。胡适之先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作为也和他做的学问一样，证明了他在中西两种文化氛围中分别受到的熏染并未能天然浑成地成为一色。譬如他曾想离政治远一些，只一心钻到故纸堆里去，但又按捺不住时时过问政治，甚至还去当官做了大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接受了西方观念，却又声称：“吾于家庭之争，则从东方人。”一个洋博士终生维持着一场典型的旧式婚姻。这恐怕并不仅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妥协性一类的缘故，似乎还应该从那一代知识分子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另一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胡适一到北大便成了炙手可热的新派人物，而与他差不多同时进北大任教的漱溟先生开始还只是与新潮流不甚相干的讲授印度哲学的一位讲师。后来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此声名大噪。梁任公将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称学术界的这两部著作真算得国民的一种荣誉(《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贺麟先生亦谓该书“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第9页)梁先生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这类口号的，但做学问也已不尽是旧式儒生的路数。他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唯意志主义，还有印度的佛学、中国的儒家思想等都曾先后发生过兴趣。梁先生在比较东西文化的异同时，并不执著于孰犹孰劣的意气之见，而是主张，中国现在需要西方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但世界未来最终会走上中国之路，“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第11页)考察一下梁先生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成也是很有趣的，他的视野依陆王心学而展开，其间又染上了西方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颜色，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又在佛教唯识宗中找到了与西方唯意志主义理论和儒家之良知说的相契合之处。自始至终，生命、“心”的世界在梁先生的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
 
　　当时许多新创出来的哲学体系东西诸说杂揉，难免给人以支离、杂驳、不严谨之感。梁先生的学说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当然，梁先生做学问是极其真诚的，真诚到 “信奉佛法时，便决心出世，独居茹素，过佛家的生活。后来因他的思想折到儒家一路，便随之改变生活，结婚肉食，发挥儒家思想，以解答当时甚为迫切的东西文化问题”。(第9页)他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研究与那些和现实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问题连接起来，因而常常在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新见作出严密地论证和梳理时，便又舍旧求新去了。那时中国的哲学家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创造出的诸种体系，往往给人一种不沉稳的感觉，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学问的功底其实并不浅。我原以为，要成就抽象精深的哲学体系，应该少受一点现实的干扰才易于“入境”，而梁先生却不是这样洒脱心静的做学问法。据他自己说来，“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无论如何，把做学问的真诚和做人的真诚熔铸在一起的梁先生，其人其学问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让人回味的重重一笔。
 
　　在那一代哲学家中，也有做很抽象的“纯”学问的人。金岳霖先生便是一个。
 
　　金先生是很典型的学院派哲学家。他所著的《论道》一书被贺先生称作“最具独创性的玄学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知识论》则被誉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空前的”、“体大精深”的认识论专著(张岱年先生语)。冯友兰先生后来在一篇怀念金先生的文章中曾写道：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象样的哲学系。他称金先生就是写这种技术性高、能读懂的人很少的专业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金先生这样类型的哲学家是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可以将这看作中国哲学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金先生在《论道》中提出了一套由道、式、能诸范畴组成的玄学系统。他在构成这套有独创性的系统时，用了许多宋明理学的旧名词，而内容主要还是与西方赫拉克利特、康德而来的那个传统接续起来的，在论证上也遵循了西方式的严密逻辑思维。所以，金先生似乎是在进行一项将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国化”的尝试。
 
　　但这种“中国化”并不是一种简单复制或外在强加。且不说中国传统的哲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外壳，而本身就有意义的生命内在于其中，将从一种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植入到另一种文化传统之中(不是外在的、强迫性的取代)肯定会昭示出许多原来未有的新东西。金先生的创造成果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即它明明白白是中国学者做出来的学问，而不是西方学者做出来的学问，同时它明明白白是融汇了西方学术成就而成的中国哲学，面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金先生曾经指出过，传统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和认识论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杂芜不连贯。(《论中国哲学》)显然他的哲学力图要克服这一积弊。中国哲学家在今天该如何进入世界哲学研究的前沿，我以为金先生的成功是富有启发意味的。
 
　　一个体系的建造在现代哲学家那里，通常要求比古代哲学严密得多也繁琐得多的推理论证过程。这样，哲学的形式与欲通过这个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个哲学精神本身之间便有了一种分离的可能。从理论上讲，哲学家在生活中的根本态度是与他在理论中要阐发出来的精神相一致的。但现在，这种一致性就没有那么显豁了。或者说，这给了哲学家一个在生活中游离于他的哲学精神之外的余地。他可以致力于哲学的技术性运作和训练，而不必非得象许多中国的传统哲学家和西方古代的苏格拉底那样，在生活中处处身体力行地将那个已并不那么简单明的精神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金先生所做的技术性很高的学问使得他要超脱一些。但他并不追求也不一定喜欢这种超脱。他仍具有传统中国哲学家的“实践”精神，这也是西方古代苏格拉底式哲学家的信条，即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完成哲学理想的一部分。所以金先生感叹过，“哲学家与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论中国哲学》)
 
　　学院派的哲学家，其归宿无非是在大学或研究院里著书布道。但有一位哲学家的例外经历值得一提。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贺先生在本书中专门论及过的张铭鼎先生。西方近世大哲康德的思想之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张先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曾翻译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写过一系列绍述康德哲学的渊源、体系及影响的文章。张先生之看重康德，是因为他看重康德哲学中时时透出的理性主义精神，他认为康德哲学的精髓即在于，“他要依据着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第97页)但后来他就从哲学界隐去了。贺先生在书中亦为此感到遗憾。许多搞哲学的人都不知道，张先生后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恰巧由于我的老师杨一之先生与张先生是世交的好友，所以我得知了关于张先生后来的一些故事。张铭鼎又名张铁生，三十年代在柏林大学攻研哲学期间担任了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其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后来还担任过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建国后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过领导职务，一九七九年病逝于北京。我相信，象张铭鼎(铁生)这样优秀的哲学家之选择投身于革命肯定有出自哲学方面的理由作支持。或许他认定了，理性的最后召唤便是纯粹理性的扬弃，或者说理性的实践化。时至今日，我们固然不能忘记李达、艾思奇、沈志远等等当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不应当忘记张铭鼎先生这样的成为了职业革命者的哲学家。
 
　　最后还想说说贺麟先生本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和批判，是通过回到古代去寻找自己传统中那些被湮灭了的成份来进行的。在他们那里，“复古”倾向和“革命”倾向令人惊异地叠合在一起。贺麟先生在当时首先提出“新儒学”主张亦是出于相同的目的。西方人说“回到希腊去”，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都深深地植根于希腊文化之中。在贺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根，它的盛衰消长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同一不可分的”。(5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相反需破坏和扫除它的僵化和腐化部分，由此才可显出“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文化与人生》第5页)来。
 
　　但贺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之能否由旧变新，由消亡转为复活，关键在于它能否“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同上，第6页)所以在这里，中西文化的问题仍然是根本的一环。不过就哲学体系而言，贺先生的构思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而不是象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那样有了实实在在地相互紧密联系起来的各个部分。贺麟先生有一个观点却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民族哲学与西方的古典哲学从本质上说是能融汇贯通的、并进的、合流的，因为人类文化肯定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共同的目标取向。可以预料，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许多工作可做。不过贺先生本人在解放以后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体系构想，并且，他在研究译西方哲学大家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著述这一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得他作为自创体系的思想家这一面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立足于文化危机的现实，从离异、批判走向回归、重建，是许多东西方哲学家走过、今后也还会有人走的一条路。任何一种文化要保持自身的活力都离不开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之提出欧洲文化的危机问题正表明了哲学家的深邃洞察力。但批判并不是目的。所以尽管构造建设性体系的方案在今天是一个劳而无功且易授人以柄的费力气活，也总还有不少哲学家硬着头皮去干。世界在我们眼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传通交流越来越广泛和直接，在这个时代里，要关起门来洁身自好或自我陶醉肯定是难以做到的了。反过来，弃历史如敝屣，或竟至于幻想以一种外来文化传统来取代如此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象当年胡适之那样的虚张声势，那也是不自量力的一厢情愿。当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反省式的批评，揭露出它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负面因素来，同时有意地保持和增强它的开放性和可传通性，激发起它的活力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先生他们那一代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也是富有成效的。
 
　　当前，在各种场合被戴上“哲学家”桂冠的人，能数出的怕也不在少数，然而和贺先生他们那一辈学者相比，不少人的份量似乎很要打些折扣。譬如，贺先生书中论及的那一代哲学家，大多数无论中学西学，学养都是很到家的。反观时下那些热衷于突破、创新，频频有“新观念”、“新视野”、“新构架”出手的“家”们，读书做学问的功夫就要逊色了。以为“前所未有”才意味着“面向未来”，其实是一个误会。须知历史本身从来都是面向未来的，甚至历史的批判之内在理由和根据也还得从历史之中去寻得。所以我总疑惑那些显不出多少根柢来的林林总总的新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如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都不甚了了，对马克思学说也还陌生，恐怕也就谈不上如何正确对待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