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
统观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哲学家们的理论，总是一个人一种样子，很难发现两人完全雷同的情况;不同哲学家的理论不仅观点互异，就连研究的问题也各异其是。这种情况，在其它学科是没有的，唯独哲学理论如此。这意味什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哲学这种反思性理论区别于对象性理论的独特本性：“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理论，不同于科学，它表达的是人的多重性、多样化并始终处于变化中的内在本性；哲学不仅没有先验固定的对象和理论模式，哲学的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哲学当然也具有人类性，哲学同时又属于那种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一句话，赋有个性化的理论。
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中，英、法、德三国哲学的关系最足以说明问题。这三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尽管有所差别，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却是基本相同的，即都需要结束专制压迫、解放个人、争取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可以说是那时它们共同的奋斗目标。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它们并没有因为目标相同、任务一致，在哲学理论上便去互相借用或彼此搬运别国的理论，法国并没有因为有了英国的理论，德国也没有因为有了在先的英国和法国理论便放弃自己的哲学创造；而是相反，它们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了反映本国特殊发展情况、赋有“自我个性”的哲学理论。例如，从共性来说，他们都以“自由”为哲学的最高理念，都在争取和论证自由，但对自由理念的理解和规定，却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发展状况的需要。三国之中英国发展较快，它的哲学家因而也就能够明朗地肯定自由是人的天性，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也都很具体、彳艮实在，如培根所说，要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以便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筑“人的王国”。
法国哲学家便不同了，依据其思想传统他们过于拘泥物性事实，以致认为因果必然性支配一切，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存在的（霍尔巴赫）自由在他们那里便被直接归结为批判宗教唯心论的斗争。与英、法相比，三国之中德国发展最慢，德国哲学家对自由的理解也最为特殊。关于“自由”，应该说三国之中他们讲得最多、呼喊的调门也最高，但却仅仅限于“理论”范围，很少触动现实，他们也只以理论的抽象观念为满足，试图依靠理论去改变现实，这是德国人实现自由的方式。我们看，这里不是相当充分地表现了哲学理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个性吗！
哲学理论所以有个性，这同人的本性有关。就本源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性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地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哲学作为人的“生命之学”，它既不可能是先验的“知识”性体系，也不可能是现成的“科学”，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幽灵，它总是存在于具体、现实的“场域”和“语境”之中，在不同的场域，人的生命存在充满着特殊性和差异性，或者说，人的生命的“样式”和“活法”具有不同的特质和内容。因此，哲学对人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反思，便不是对脱离时空之外的生命本性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对生活在历史中的、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具体生命的审视和反思。此外，“创造性”本属人的个体生命活动，哲学通过哲学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悟，也不能不凝聚着哲学家强烈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哲学理论不同于科学理论，总是具有个性并区分为不同派别的根源。
中华民族是有着古老哲学传统的民族，在人类开始运用理性进行哲学思考之初，哲学就在中国、印度和欧洲独立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不同哲学形态。曾几何时，西方得到迅速发展，中国落后了，中国哲学也渐渐被湮没了。近代以来，为了同世界理论接轨，在一个长时期里我们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哲学”这个名称就是这时传入我国的。我们还从（前）苏联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就是我们经历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这段学习过程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这不必说。我们用去很大力量学习、引进、研究、注释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也很必要，这些都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哲学理论不可缺少的。
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别人的理论终究无法代替我们的哲学思考。西方哲学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历程之中，它的审视和追问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特有的生命经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让他们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境遇和生存意义，仰仗他们的理论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
“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毫无疑问，我们的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我们在思想视野、学术积累、哲学观念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们缺乏应有的自我创造，失落了我们的“哲学自我”。长期以来，我们用于哲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是围绕着别人的理论进行的，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人思想、解释他人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自我。造成这种状况，当然有那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历史的背景和原因。有了这一段历史经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清醒，应该把哲学研究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哲学理论方面上来。
这里说的“当代中国哲学”，首先意味着它是“中国的”哲学：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等方面，都应该反映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其次，它是“当代的”中国哲学：毫无疑问，它作为中国哲学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它的基点是立足中国的当代现实，它的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次，哲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只能通过哲学家个体生命的理论活动去体现，因此“当代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家通过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命领悟自由独立的思想探索的产物，它必然凝聚着哲学家强烈的个性。最后，“当代中国哲学”生长在世界发展到今天的理论语境，它必须以人类文化已有的全部历史的成果为基础，并广泛地吸纳别国一切有价值的先进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作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同时也就具有了世界性和人类性。总之，“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域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
毫无疑问，创建“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我认为，今天我们不光有强烈的需要，同时也有创造这种理论的充分条件。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花去那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应该说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我们的理论准备工作已经相当充分。从当前中国的现实说，我们在实践领域已经走出了为世界所公认的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创造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最为有利的基础。我坚信，只要我们对问题重视起来，充分调动起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