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21世纪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

　　―、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

　　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短短100年，人类的存在方式却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这种存在方式的革命，表现为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基本层面的巨大变革，在论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时，马克思曾提出，这种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正是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历史性变革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是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0明这里的“后工业文明”，主要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以当代技术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因而又常常被表述为产生轰动效应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种空前的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的特殊的生存困境。

　　“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的理想与追求这种理想，在20世纪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据统计，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就进入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50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70年代人类又以重组DNA为标志而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80年代以微机处理机大量生产为标志而进入“信息时代”，90年代则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强磁场、彻底失重等研究，已经使当代科学技术正在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人类似乎已经步入一个奇妙无比的“超级”境界。〔2〕然而“跨世纪”的人类在享用当代技术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短缺，能源危机，毒品泛滥，性病丛生，南北分化加剧，地区战争不断，恐怖主义嚣张，物质主义盛行……。人类正在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一把既能够造福人类又可以毁灭人类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3〕这就是“跨世纪”的人类在“后工业文明”中所面对的特殊的生存困境。

　　这种新世纪的人类生存困境，其特殊性在于，这种困境不仅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底线”即“生存”问题，而且还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上线”即“发展”问题，生存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而言的，现在则是整个人类的类存在面临威胁与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就发展极限而言，如果说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过去主要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现在则主要受制于外部自然界的可承受性和可再生性;如果说发展在过去明确地意味着进步与福祉，则现在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巨大的破坏以至毁灭为代价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人类惊愕地发现了生存与发展之间的某种根本性冲突”在当代，“生存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发展的极限所引发的。发展的极限同时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而带着深重的生存危机意识，人们也很难将发展设为明确的活动目标并有效地加以追求”，“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生存信念与发展理想同时受到了根本挑战”。这就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工业文明”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的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由于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其结果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

　　人的“物化”问题，是当代愈益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在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基本的存在方式而“商品经济的特点，在于它直接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和内容，建立起人们之间的真正社会关系”。“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力图按照商品的形象来改造整个世界。由于在市场机制中，每个人的生存都被抛向了市场，都面临着社会对个人的压力和危机，因此追求个人利益必然成为个人谋求生存发展的基本观念和手段。”“商品经济是从人作为物的效用价值的角度去看待人、重视人的。这样，人的价值就被物化了，物成为衡量和评价人的尺度”，而“物化现象在观念上的反映就是拜物教”，“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会成为一种时代性的社会心态，它意味着'物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深处，使人的心灵也物性化了”。盛行于“物化时代”的“物质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深层的文化危机。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空前的价值观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工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人的“理性”取代“神圣形象”而构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文明”，则是一个空前的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冲突的过程这种“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既表现为当代的相互激荡的社会思潮，又构成当代的剧烈冲突的哲学思潮前者主要是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后者则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人类对当代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因此，新世纪哲学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又具体地表现为对当代社会思潮和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二、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

　　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该时代人类关于自身生存状况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表达哲学对20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论自觉，直接地表现为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

　　当代社会思潮的首要特征，可以称之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因此，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即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日益深刻地消解掉了这种“绝对确定性”的灵光，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当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从对抗到对话”的多元化和多极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对立到合作”的变革，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代世界的文化模式发生了“从对峙到融合”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所取代;当今人类的思维模式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深刻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然而，由于“消解”掉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当代社会思潮的突出特点，又表现为从绝对主义而转向相对主义，由信仰主义而转向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构成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的文化危机。

　　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相适应，当代社会思潮的另一特征可以称之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已不再是仅凭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以划时代发现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指点迷津的“思想伟人”，而只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优秀公民”。“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以及个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这就在当代人的自我意识中愈加强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愈加深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和“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这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特征“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的意义上更加弱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值。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而得以最广泛的生产与销售，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媒体得以迅速和广泛地传播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宣泄”的世俗化的统一。实用文化、宣泄文化、神秘文化与陶冶文化、学术文化、科学文化在当代的文化市场同时并存，构成大众文化时代的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文化风景线”。

　　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在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标志性问题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为什么它的哲学旗帜上写的是“消解哲学”或“终结哲学”？或者更为准确地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究竟要“消解”和“终结”的是什么样的“哲学”？在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集中地塑造和引导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作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的黑格尔哲学，更是以其“绝对理念”雄心勃勃地向人类显示了“理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力量。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可以称之为“理性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各种流派还是人本主义的各种流派，不约而同地均以讨伐黑格尔哲学为其共同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实现对人类“理性”的反省。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狂妄的理性”，即试图以超越科学理性的哲学理性去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即试图以泛逻辑主义的理性去解释和规范人的存在。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要“消解”哲学，是因为它把“哲学”作为压抑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丰富性的“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根源性”、“基础性”、“统一性”的代名词，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消解”，重构甚至是倒置普遍与个别、现实与根源、必然与偶然统一与选择、崇高与渺小的关系。反省人类理性，乃至“消解”人类理性的权威性，这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消解哲学”的实质然而，这场“消解哲学”的哲学运动，却在“消解”各种“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否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动摇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信念。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基调。

　　当代社会思潮的“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现代人的困惑”，即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以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社会思潮，表明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处于深刻的“意义危机”之中。当代哲学作为人类生活的当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需要对这种时代性的意义危机作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当代哲学正是以这种深刻的理论自觉而步入21世纪。

　　三、对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当然是源于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的自觉，并直接地源于对当代社会思潮的自觉，然而，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却是把哲学的理论自觉仅仅作为对“外部问题”的感受或体悟，而没有升华为对哲学自身的“内部问题”的理论回应，也就是没有升华为对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哲学理论的“外部问题”，是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其所表达的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矛盾。既有的哲学理论，总是以自己的时代性内涵去表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从而构成特定的表现时代精神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因此，由于时代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生存困境与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哲学的矛盾，并不仅仅是既有的哲学理论与人类生存困境之间的“外部问题”，而且必然构成哲学理论自身的概念、范畴及其逻辑关系的“内部问题”。这种“内部问题”，直接地表现为各种哲学思潮的矛盾冲突对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矛盾冲突即“内部问题”的理论自觉，构成新世纪哲学的直接的理论工作。

　　对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首要的任务是在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哲学冲突中，寻求到当代哲学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从而实现“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就此而言，在跨世纪的哲学演进中，“生存论转向”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哲学口号，并非偶然在我看来，以“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对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概括凸显了当代哲学的哲学观内涵，即凸显了把哲学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哲学观内涵20世纪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理论进军中，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弊端，在于它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洞悉”世界的“普遍规律”，并把这种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永恒的“普遍规律”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的根据即“本体”。这就是20世纪哲学所讨伐的统治人类思想2000多年的“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以“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生存论转向”所凸显的哲学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观的自觉，也就是以“生存论转向”为标志而讨伐任何试图以“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哲学体系的哲学观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的哲学观自觉，即把哲学“定位”为关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哲学观自觉。在当代社会的“科技文明”与“全球问题”、“市场经济”与“人的物化”的深刻矛盾中，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它敏锐而痛切地把握到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因而合乎逻辑地以“生存论转向”来实现对人类存在的关切，即以主题性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哲学对人类存在的关切，从而形成以“生存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世纪的哲学。

　　哲学是以“理念概念化”的方式而实现自身的。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哲学理念，首先是凸现了关乎人类生存意义的“标准”与“选择”这对哲学范畴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但是，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核心范畴的凸显，总是取决于对人类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并直接地取决于对时代性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其实质是“消解”了作为绝对确定性的“标准”;“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淡化了“英雄”作为人格化的“标准”的神圣性;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是以文化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弱化了精英文化的“标准”化;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则是直接地冲击了将“理性”作为“标准”的合理性。这表明，当代社会思潮所体现的根本矛盾，是“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因此，只有当代哲学才把“标准”与“选择”升华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以“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来概括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承诺的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正因如此，以追求绝对确定性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即“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没有选择的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现代哲学的消解“神圣形象”和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自觉中，“标准”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选择”和“安排”。但是，由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当代西方哲学往往把这种文化选择蜕变为丢弃“标准”的“选择”，因而造成了当代哲学中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心。

　　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从“本质主义的肆虐”到“存在主义的焦虑”，它凸显了人类哲学思想中的另一对基本范畴即“绝对”与“相对”，并使这对传统的哲学范畴获得了深刻的时代性内涵。在当代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弥漫着一种不安气氛它几乎影响到每一学科和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安表现为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当代思维在此与彼这相互作用的两极间徘徊即使那些为冲破这一思维框架而做出的尝试最终也常常回到这些规范的对立上来”。“从对基础、方法以及评价的理性标准所拥有的自信走向怀疑主义这个运动并不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哲学中的混乱和不确定展示、反映出了代表我们的理智及文化生活特征的一个现象在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已经看到，寻找安全基础的大胆尝试和对构成真正知识前提的新方法的阐述都不再时兴了，继之而起的是提问，由此来揭露那些原来曾认为坚实可靠的信条并非真正如此似乎突然之间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又受到了青睐”〔6〕这种“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潮，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

　　20世纪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人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加速更替，生活环境的急速转换，大众文化的快速变异，审美时尚的迅速变化，人们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中，似乎是在一个“无底的棋盘”上游戏“现代性的酸”使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失去了原来笼罩着的灵光“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使得一向是以崇高化身自期自许的“哲学”，变成了“往昔时代旧理想的隐退了的光辉”。这是新世纪哲学所自觉到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危机”和“意义危机”。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和“意义危机”，以及它所蕴含的“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和“相对与绝对”的冲突，使人类性的“本体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凸显出来这就是新世纪哲学的“本体论”重建或“形而上学”复兴它最深刻地表现了新世纪哲学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

　　人类的全部“生活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的存在;基于人类“生活活动”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由此便构成了表现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追求当代哲学思潮中的“本体论”之争，从理论自身看，是关于本体论的“原义是否合理”、“问题是否普遍”以及“引申是否合法”的争议，而从实践的观点看，则是表现了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特别直接地是对当代人类的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是对当代人类走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的理论自觉。

　　人类始终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就是“选择”某种共识的“标准”，而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吗？人类今天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应当给出什么样的“标准”和作出怎样的“选择”吗？当代哲学对“理性”、“哲学”和“科学”的反省，对“可持续发展”的求索，对“普世伦理”的追问，不正是对“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的求解吗？人类的全部生活不就是建立在人类的本体论追究之上吗？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不是必须诉诸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吗？这种理论自觉，可以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这就是:本体论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想性、思维活动的至上性、自身存在的根基性的哲学承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就是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标准”或“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标准”或“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人类及其哲学所寻求的“本体”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而人类的本体论追求则贯穿于全部的文明史。

　　这种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展开的哲学本体论追求，既是把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凝聚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把“时代精神的精华”升华为“文明的活的灵魂”，从而构成人类历史性地“选择”的“标准”，即自己时代的“相对之绝对”。这种为人类生活奠基的本体论追求，应当是新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