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现代阐释学

　　1.引言

　　哲学对任何一门科学均具有解释功能和探索功能，建立和发展情报科学理论，需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情报学的研究者一直都在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思维经济”与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开始，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试图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从而陆续出现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范式”的历史主义学派及以英国科学哲学家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毛泽东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结构主义的深层、表层结构为哲学基础，以系统论思想和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诸多情报学哲学研究流派。然而，美国学者格雷戈里•唐尼()在其研究中曾经指出，从事情报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方向的研究正日趋缓慢，而与情报学息息相关的诸如理论建构以及对情报学“定位”、“空间”、“范畴”的阐释学概念分析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继承与探索。为此，本文试图探讨情报学的哲学理论基础，引介现代阐释学分析情报学与现代阐释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为其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情报学体系结构的哲学基础

    2.1情报科学体系结构的哲学解释

　　情报学作为一门寻求解决人类知识困境问题的学科在众多领域拥有了不同的成就，各种情报学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在不断得到应用。情报学作为现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分支，是人类对情报奥秘的探索，是研究情报生产、情报通讯和情报利用的软科学，是正在显化的潜科学。因此在系统探讨情报学的哲学理论基础之前，有必要对现代科学的体系结构予以哲学解释。现代科学体系具有横向和纵向划分的哲学含义，如图1所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实践活动受到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也正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围，从而可能出现新的科学分支，即现代科学体系的横向拓展。而纵向层次哲学认为，对于同一分支下的学科体系，不论其所处于哪个层次，其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固定不变的。现代科学的派生分支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在横向和纵向研究域同时加宽和加深的共同结果。情报学的发展道路正是人类对情报认识的发展史，它代表的是人类对情报这一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思。人类通过人与情报的关系来进一步研究情报、研究社会、研究人类对情报的把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情报。

    2.2科学哲学对情报学理论的影响

　　马赫的思维经济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行为和活动过程中追求“省力”的规律。人类的情报行为和活动都受这种“最小努力原则”的左右和支配。马赫的思维经济从认识论层次上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情报活动过程中的这一规律。因此最小努力原则是人类活动过程中的现象，而思维经济原则是这一现象深刻的哲学阐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内容广泛，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普尔将全部存在和全部经验划分为三个世界，布鲁克斯以波普尔的“世界三理论”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并以此为研究基点，确定了情报学研究对象在本体论上所处的哲学地位。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有库恩、拉卡托斯等，库恩的科学哲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并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危机时期—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几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而无限地前进。情报学范式的确立和进展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情报学的发展。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和他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理论。情报学研究者根据这一理论认为情报学的核心区是以用户为核心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中心与出发点，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硬核。

　　3.现代阐释学的产生及研究内容

    3.1现代阐释学与情报学的关系

　　阐释学（Hermeneutics，也称为解释学或诠释学）源自对《圣经》的解释。其理论在我国除了哲学、文化和文艺学等领域外仍是一个较为陌生的研究领域。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懈研究和推动，以及社会信息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理论已经逐渐成为文献情报学和信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并在图书情报哲学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阐释学认为“意义”以语言形式存在，“理解”以语言方式进行。理解活动是“视野融合”的过程，是与文本视野的汇合。阐释学研究的焦点是传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这同样也是情报学关注的现象。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一个词、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情报学同样关注记录知识的传播，如文本，并通过主题分析、系统分析和信息管理，探讨文本和用户的互动。阐释学是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理论。

　　3.2现代阐释学的起源与发展

　　就空间而言，哲学可分为科学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阐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就时间而言，可分为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阐释学作为后现代精神萌芽的哲学，对文化学、符号学和传媒理论乃至读者阅读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也为情报学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哲学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是神学解释学、法律解释学和文学解释学等局部解释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是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一般解释学阶段。施莱尔马赫把阐释学概括为“避免误解的艺术”。狄尔泰把一般解释学发展到更加完善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引导的现代阐释学阶段。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特征。这样他就把解释学由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变成了本体论问题。第四个阶段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

　　3.3现代阐释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现代阐释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理解和解释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解、解释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在偏见的推动下的不断创新的过程。理解和解释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解释学不再只是一种解释“技术”或方法论，而是揭示人类生存基本形式的本体论。同时，阐释学认为阐释者的历史性是无法消除的，阐释者与他阅读的文本之间总有一段文化上和时间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是阐释学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阐释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其认为理解过程是“视界融合”的过程，即解释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文本）所包含的过去视界相融合的过程。解释者和被解释的对象都有各自的视界。另外，阐释学将理解视为一种对话式过程，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阐释是一种相对的、多样的而且无限的创造过程。

　　4.现代阐释学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探索性贡献

    4.1情报交流知识鸿沟理论的阐释学分析

　　阐释学对情报学的影响表明了它的不断拓展，更反映了情报学研究者在不断借鉴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和范式及其研究领域基础上寻求突破和发展。在情报学研究中，情报交流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尽管情报系统和情报服务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情报交流效果并不尽人意，用户利用障碍和用户利用差距等问题一直是情报学始终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现象与传播学者提出的知识鸿沟（也称为数字鸿沟）不谋而合。

　　长久以来情报学研究忽略了对用户信息应用效果的研究，文本阐释活动在我国普及率极为不均衡，导致大量知识信息难以被广大国民所掌握和吸收，也表明了知识情报占有量的多少并不能表明对知识内容的完全理解与利用。信息不仅是流动的，信息必须能被编码、解码、传输和理解。信息语言在交流系统上的差异也正在成为交流知识和情报的障碍。情报工作者如今面对的是知识管理时代的信息用户，应当更加重视信息阐释行为的研究，尤其是信息（文本）结构与用户利用的关系等的研究。还要改进信息交流和获取技术来突破语言障碍，提高其易用性。解决信息阐释过程中的解码障碍。

　　4.2信息可理解理论的情报学阐释基础

　　如何对信息进行组织、表达和阐释，帮助人们获取信息、理解信息、利用信息建构意义、满足其信息需求的信息构建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信息可理解的目的在于帮助用户理解信息个体，若使信息可理解就不能缺少信息阐释这一重要环节。阐释学理论认为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不是消极地接受本文思想的过程，而是解释者积极地进行期望和设想的过程。只有理解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信息可理解是针对信息文本的阐释和表达。信息用户根据其已有的“合理成见”对信息进行理解吸收。知识社会信息用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得到想要的信息，更为迅捷高效地理解与吸收所需的信息，避免信息过载的发生。情报科学的阐释学研究应更加关系信息文本与信息接收者和使用者的互动，但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这与长期以来信息用户对信息解释的需求明显不足有关，信息需求者似乎更加关系信息的有无以及能否及时获取。如今，由信息生产和传输速度的飞速增长所引起的信息过载、信息焦虑使信息交流和利用中的效用问题凸显出来，而情报学的阐释学研究趋势必将不断得到强化。

　　4.3信息接受理论在情报学认知理论发展的探索研究

　　情报学是研究人类信息搜集加工和处理、利用信息的规律的科学，并始终强调情报的社会属性和人文意义。情报学的发展过程中综合了各类学科的知识内容和方法，其中认知情报学观点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它强调人们在情报利用过程中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即情报的接受状态，强调情报传递与情报系统理解与把握用户情报需求，实现双方在认知层面上交互的重要性。文本阐释是涉及人类认知活动的心理过程，文献情报的阐释在信息的认知传播过程中投射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意见、态度和情绪，从而实现信息传播的人文功能目标。

　　信息接受理论是文本阐释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是分析信息传递和解读信息用户的突破口，从而将信息用户的主体性表达出来。信息接受理论的观点认为情报活动不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其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信息与潜在与信息中的制造者进行“对话”，成为一种心灵的对话和灵魂的问答。从阐释学的理论结构角度来分析情报交流系统的设计，可以发现情报系统设计中忽视人文因素的危险，其不仅制约了技术人员的思维和目标，也使自身迷失于纷繁复杂的信息交流系统中。

　　5.结论

　　阐释学理论对于拓展情报学研究范畴具有深远的意义，突出了情报活动所处的多元的、动态的、错综复杂的人文结构关系。阐释学对于情报学哲学理论基础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对意义而不是向信息的回归，其不仅是回归理性，更是回归到自然的精神生态。情报学的研究者们应更多的关注信息的意义是否被准确地理解和认知，信息的价值是否被正确地吸收和理解。面对当今信息技术崇拜的日益加剧，面对知识鸿沟的信息占有的矛盾，面对信息爆炸到信息泛滥所带来的信息膨胀和知识匮乏现象，情报学研究者应适当的用哲学的思想对这门科学进行梳理拓展，结合阐释学的重要观点理论更好地开展情报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