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研究

摘要：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启蒙道德本质上是一种权威主义道德，并造成了一种权威人格。他们由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过程、启蒙哲学的内在缺失、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三个方面揭示了权威主义道德形成的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应当通过发挥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破除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形成人的自由独立人格。
　　关键词：启蒙道德；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０58－０7
　　
　　在《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中，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启蒙道德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极权统治需要的权威主义道德，他们由此分析权威主义道德形成的根源及其危害，提出应当从恢复哲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两个方面入手，培养人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本文拟系统清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
　　
　　一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权威主义道德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启蒙运动宣扬任何权威都应该接受理性的检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却使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想走向了它的反面。霍克海默尔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主和工人的生存状态来论证上述论断。他指出，从企业主的生存状态看，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程中的企业主看起来是自由的，但实质上却是相反。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企业主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产，似乎他成功与否只与他对于市场需要的精确计算能力有关。但是由于存在着个体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市场本身的非理性因素，使得他生产的商品能否转换成利润却成了问题，从而形成了企业主和生产者对社会需求的依赖。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从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转换为垄断行业之间的竞争，小生产者把自身的命运寄托于垄断行业的领导者。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领导者把自身国家中的人民和对立的社会集团看作是必须加以限制和控制的危险力量，并要求他们接受领导者具有特殊天赋和经济能力这样一种信念；另一方面由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体系本身运行的复杂性、盲目性和非理性使人们不能运用他们共同的思考和决断去调节他们在与他人联合中维系生存的那个过程。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企业主对经济运行过程非理性的依赖和独裁国家的出现。
　　从工人的生存状态看，工人摆脱权威的束缚而实现自由的理想更是一种奢望。霍克海默尔指出，资产阶级最初是以暴力的方式把封建庄园中的农民赶出土地，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强制的劳动，并通过强制性的规定使这种劳动转变为一种道德要求，强调工人只有通过劳动才有可能摆脱受苦的可能。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开始通过建立工作制度来对这种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性劳动进行伪装。从表面上看，这种工作制度中的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上，但是一方面工人必须把这种自由让渡给工会，通过工会同资方进行谈判而无法真正自主地对契约进行决断，另一方面工人面对的签约对象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拥有着国家机器，在谋生的压力之下工人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不得不接受强制劳动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雇主和工人的这种强制性关系原本是由于财产占有关系这一社会关系所人为造就的，却被装扮成人们无法改变的一种自然必然性的关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已经接受了雇主的权力和权威。因此，早期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破除一切权威的主张，在本质上不过是掩盖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所造成的强制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工作观念和道德价值观。
　　霍克海默尔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标榜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个人和社会权威，因此从维系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雇主和工人的依附性关系和分配关系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自然必然性，由此，“那种认为屈从不再由出生决定，而是私下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决定的看法；那种认为不是雇主，而是经济环境专横地强迫人处于屈从的社会地位的看法，这些资产阶级的工作观念，事实上是极为生产性的而且会产生有益的结果”①。正是依赖上述工作观念，人们把适应和服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看作是合情合理和自然的，启蒙道德所谓的理性和自由本质上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压榨提供合法的外衣而已。霍克海默尔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对权威的服从主要体现为对独裁国家的服从，这种转变在他看来主要在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早期资本主义世界观对国家本质的设计使人们相信需要一个反映人们普遍利益的机构。霍克海默尔指出，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其世界观强调应当立足于人的理性和自由来建构国家，国家的道德本质应当是维护人们的公共利益。但是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人们发现人的理性和自由由于受经济关系的制约，事实上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这种个体和社会的矛盾使人们相信只有国家才能够真正以合理的方式去完成关于人类普遍利益的规划。其二，市场经济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使人们产生对国家权力的崇拜。霍克海默尔指出，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强制性支配关系的形成，虽然与个人的素质和运气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它本质上来源于对财产的支配关系，由这种财产支配关系所派生的强制性关系被人们当作经济必然性予以接受，并通过政治权力加以强化，由此产生了对国家权威的接受和服从。同时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的是“人人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这导致了支配公共生活的价值规范和公共秩序的混乱，而无论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还是希望改善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都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具备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这必须依赖于某种外在权威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对独裁国家的服从。其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和生活出现了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也造就了政治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导致了人们对独裁国家的服从。“人口增长，技术日益充分自动化，经济的集中化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化，个人在工业里工作的结果使个人日益具有理性——正使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组织和操纵。结果留给个人的自发活动，也只够让他踏上给他规定的道路。”② 霍克海默尔甚至把对权威的服从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繁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体化乃是个人和团体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创繁荣昌盛的局面必须付出的代价。”③
　　
　　二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哲学的内在缺失是权威主义道德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根源。霍克海默尔首先批评了启蒙哲学关于“个人概念”和“自由”的抽象性。他以莱布尼茨的哲学为例指出，在他那里，个人概念的抽象性主要体现为他把个体看作是与世界其他事物处于分离状态的封闭个体，它是依靠上帝的帮助而独立存在的孤立的单子。因此，他们所说的个人及其自由在本质上都是与社会无关的，而恰恰现实社会又事实上以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人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受这种异己力量的制约，因此启蒙哲学所说的个人及其自由只能存在于抽象的精神领域。问题在于，人并不单纯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他总是从属于特定时代、特定国家和特定阶级的具体存在的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社会和历史为中介，受制于各种社会因素的。个人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就必须正确认识制约个人发展这些社会和历史条件，否则就会陷入宿命论中而永远处于依附状态。因此，启蒙哲学对个人和自由概念理解的抽象性决定了它注定不可能引导人们在现实世界完成它反对权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任务。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进一步批评了启蒙理性同权威主义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排除价值理性的技术理性，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极权主义思维方式。启蒙理性把对极终原因和意义探求而形成的知识称之为“形而上学”，强调知识的本质就是技术以及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方法，因此，“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④。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启蒙理性那里，知识和权力是同义词，其结果是形成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极权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不仅造成了人的物化，而且形成了一种顺从意识。对此，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理性虽然使神话祛魅化，但是它自身却呈现出神话所具有的种种特征，体现在：在神话世界观那里，人们只有信奉和膜拜神灵才能得到庇护，而在启蒙理性所支配的现实生活世界，人只有服从由启蒙理性所支配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人才能实现自我保存。因此，神话世界观是把对象精神化和泛灵化，启蒙理性则是把世界理性化，并要求社会生产和个人的行为合乎理性化原则，从而形成了一种服从理性原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二，启蒙理性与它所反对的神话具有结构上的同一性，因此，它必然导致新的崇拜。神话本质上是人根据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神话的基础是神人同形论，因此神话人物最终可以还原为人类主体。启蒙理性虽然反对人对神的恐惧，要求人们依据理性而自立，但是启蒙理性并没有真正克服神话的内在结构，相反恰恰它就是建立在主体中心论的基础上的，只不过它剔除了神话和巫术拟人和象征的外衣，而代之以人的理性，假设人和万物具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同一性，并通过理性抽象以一般概念来把握这种同一性。因此，启蒙理性在反对神话的过程中，虽然克服了神话给人们带来的对世界的恐惧，但是也必然会使人们丧失对世界的惊诧、想象和思考，从而把一切理性化、计算化，把通过服从理性以及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存社会秩序看作是实现自我认同的唯一方式。其三，启蒙理性把道德看作是对人的感性的控制和克服，这意味着它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即从反对权威走向把服从权威作为人的美德。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理性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规划知识体系，思想必须建立在这种知识体系之上，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不明晰和武断的，这实际上是把真理等同于科学，并把理性同非理性对立起来，由此也必然导致对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否定。因此，之所以说启蒙理性和权威主义道德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是因为启蒙理性把万物看作是由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客观有效的同一性所支配的，因此在它那里，作为人自我保存的欲望和情感不仅必须服从理性的支配，而且也被看作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控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启蒙运动不仅提倡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也确立了一种以合理化形式支配和控制人的生活方式。启蒙理性把以往建立在习俗、宗教和巫术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方式称之为神话并予以抛弃，并宣扬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价值观，与这种价值观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和生产的不断合理化，它不仅造成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不平等，而且人最终沦为服从于技术理性和丧失情感和灵魂的工具，启蒙理性关于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承诺实际上是一种以世俗化方式表现出来的新的神话，这也意味着启蒙理性最终必然会走向了它的反面，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工具，导致了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
　　
　　三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在塑造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撑的关系，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培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以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家庭是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在私人领域塑造听从权威的人格和行为的重要场所，它以适应和对立于资本主义两种方式塑造权威人格。从适应的方式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制时期，家庭的任务明确规定为“就是要教育人怎样生活在社会的权威之下”⑤ 。家庭中的服从与和谐和国家的安宁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听从上帝的权威，作为一个好公民则必须在工作中学会服从。家庭的功能就在于通过无条件地服从父亲而培养服从的人格。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无条件地服从，而是转化为基于现实理性考量的服从。霍克海默尔由此指出，资本主义家庭中对父亲服从的道德根据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父亲身体方面的力量要求子女把对父亲的尊敬和服从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父亲在经济和财富方面的优势和掌握的权力使他赢得尊重和服从。现代家庭中的这种基于现实考量而形成的这种服从关系，使人们形成了在既有权力结构中学会接受现实和服从现实的性格。正因为如此，霍克海默尔指出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是一种与财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世俗权威，资产阶级的极权国家就是借助权威的世俗化和具体化，一方面使人们崇拜和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把追求成为权威当作自己的理想，从而形成当代社会中的权威人格。
　　从对立的方式看，霍克海默尔指出，在家庭生活中，虽然也存在着使人非人的现象，如妇女沦为性的对象和家庭奴仆，子女必须在以后为所有在他身上作过开销的人谋福利。但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不具有公共领域中的竞争关系，因此个人在家庭中并不像在公共领域中是为实用而生活，而是以关心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幸福而生活，家庭仍然可以看作是个人逃避社会强制和自由表达的避难所，创造美好生活的梦幻和爱的思想与力量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存在。因此，霍克海默尔认为家庭原本包含着反对极权主义和拒绝世界非人化的因素，但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妇女的限制，使得家庭反倒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保守力量，从而起到了强化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由于妇女在家庭中必须依赖丈夫的地位和金钱，这就决定了她始终把自己和子女的经济保障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她要求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抗现存的权力，并努力改善其社会地位。而丈夫出于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感，使他往往丧失反抗社会秩序的勇气，并把这种思想输灌给自己的子女。其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限制那种有效改造世界的的重要心理力量。霍克海默尔认为，由男子所支配的资本主义一夫一妻制，使妇女屈从父系社会的法规，她始终被看作是依附于男子的存在物，其天职就在于维系婚姻和教育子女压抑在社会看来有害的冲动，从而使家庭具有维护权威的功能。
　　阿多诺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是如何控制人的内心世界的。阿多诺指出，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权国家之所以能够控制人并不是通过理性地陈述政治来实现的，而是依靠非理性的宣传、煽动和暗示，来引导和支配大众的心理实现的，他由此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论证他的上述论断。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人们返回到与自己的理性水平和现阶段进步的技术文化明显抵触的行为型式”⑥。弗洛伊德是通过把“性本能”概念引入对集团心理的研究，指出社会集团是通过“暗示”使人们的“性本能”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并使之以适合于集团的政治目的的形式存在，从而把大众的无意识操纵为一种顺从意识。那么，法西斯主义是通过何种具体途径达到上述目的的呢？

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过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自居机制”使支配大众的“性本能”转化为对领袖和权威的崇拜和追随。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中指出，群体内人和人之间维系关系的核心力量是“爱的联系”，而这种“爱的联系”又源自于以“性本能”为基础的自爱和自恋，并通过这种方式求得自我保存。由于这种“爱的联系”，处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同一个对象代替他们的自我理想，并借助集体中的权威和领袖使集体成员融为一体，从而使个人行为符合集体的社会性格。阿多诺强调，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狂热的宣传和煽动，通过暗示等方式唤醒人们无意识中的“自恋”，使人们产生领袖崇拜，进而操纵人们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崇拜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现实社会和人的本能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人们感觉到自身的不满足感和挫折感，人们由此把自身的爱欲通过自居机制投射到领袖身上，通过把领袖变成他的理想而实现他对自己的爱，消除失败感和挫折感。其二，法西斯主义宣传技巧助长了人们的自恋，通过暗示使人们产生自身集团“比排斥在外的那些人更好、更高尚、更纯洁，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批判或自我认识都如同爱欲丧失一样令人不快并引起愤怒。……把敌视集中到外群上，就消除了对自己集团内的不容异说，否则的话，个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会是高的矛盾的”⑦。不仅如此，法西斯主义还通过一系列精心制定出的口号，成功地把大众的无意识投向领袖身上，对内崇拜领袖的权威，把他作为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对外则仇视其他社会集团，从而形成了受虐和施虐的社会性格。
　　
　　四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批判启蒙道德的目的在于使西方人摆脱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从而探索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之路。对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虽然他们也强调他们的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依据，主张把经济基础的革命同文化意识形态的革命结合起来，通过推翻独裁国家来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没有异化的人道主义社会。但是，他们还是把理论论述的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哲学和文化的变革上，恢复人们的批判意识，从而消除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具体说：
　　第一，他们通过分析启蒙理性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功能，提出了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儿的数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它力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切过程，并借口保证知识的精确性，主张认识过程应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导致了“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以及其他极端之间的分离”⑧，甚至认为“价值与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传统理论的这种主张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也必然丧失理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否定功能。这是因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总是要受到认识主体既有的理论知识和认识旨趣的制约，任何认识总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传统理论的上述立场必然割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事实和价值原本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而逃避理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因此，传统理论起着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辩护功能。传统理论的这种社会功能不仅与其理论基础相关，还与它的研究方式和价值立场相关。从其研究方式看，传统理论不仅研究经费是由政府和工商业提供的，而且其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也是受他们指导的，因而传统理论的目的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从其价值立场上看，传统理论是为了证明当下社会秩序的永恒性，因此它不仅抽象地看待个人，而且总是“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的努力”⑩。
　　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批判，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强调应当用批判理论代替传统理论。批判理论无论在哲学基础、研究方式，还是在其理论目的上都不同于传统理论。具体说：其一，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与传统理论以笛卡儿的数学方法为基础不同，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基础的。同时，传统理论只是孤立和抽象地看待人及其历史，“批判的社会理论则把其整体性中作为他们自身历史生活方式之生产者的人，作为它研究的对象”{11}。其二，批判理论的研究经费和研究方向不受政府的支持和指导，其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现存社会秩序作论证和辩护，而是立足于批判理性，追求使人实现自由与解放的合理社会。“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设计这样一种解决苦难的办法的理论，不会为既存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12} 因此，只有立足于批判理论，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破除权威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建立一个自由和人道的社会。
　　第二，他们提出应当通过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使人们从盲从和迷信中摆脱出来，形成批判和自由的人格。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运用所带来的异化和危机本质上是哲学的危机，由于实证主义哲学把探讨价值和意义的形而上学排斥在知识之外，斩断了科学和哲学、科学和价值原本应该具有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也斩断哲学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起到了为独裁国家和权威主义道德作论证和辩护的作用。“思想是一种否定的行动，是抵制强加于它的东西的行动。这就是思想从它的原型，即劳动与其物质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东西。理论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鼓励思想成为实证的。他们聪明地注意到，实证性恰恰与思想相反对，通过使思想习惯于实证性可以得到社会权威友好的赞许。”{13} 因此，必须重建科学和哲学、科学和价值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发挥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恢复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精神，培育人们的自由人格。为此，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具体分析了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特质及其社会功能。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既不具备科学那样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也不同于具体科学主要研究有限的经验问题，哲学探讨的是真、善、美等普遍价值问题和诸如上帝之类的先验问题，它探讨的是人类的最高概念和法则。因此，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争论。哲学的上述特质使部分人质疑哲学存在的价值，或者认为哲学只是空谈而无用的东西；或者认为哲学只知道对外部现实世界表示蔑视。针对上述观点，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哲学虽然不具有科学那样的特点和直接的用途，但哲学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社会功能，这种独特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观点或品质浅薄地吹毛求疵，好像哲学家就是爱逞能的人一样。这既不是指哲学家对这个或那个孤立的情况大发牢骚，也不意味着哲学家要提出纠正的方法。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输灌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14}。也就是说，哲学就是要对社会提倡和流行的东西进行质疑，对大家习以为常的传统和习惯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原则本身就是和现实相对抗，也是引起人们烦恼的学科。但是正是哲学的这种本性，使得人们对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道德规范，不会不加批判和反思地盲目接受和效仿，保证了人们人格的独立。同时，哲学始终通过无情地批判自身和社会，追求“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5}，使人们始终保持对“非同一性”的追求和辩证立场，不至于为社会所同化和淹没。因此，哲学和现实的这种对抗原则正是消解和摆脱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的重要工具。他们由此批评那种把哲学实证化的做法不仅消解了哲学的批判本性，而且把人的思想完全看作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使哲学所具有的批判辩证法变成了维护现存社会的调和辩证法。

五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是立足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这一人道主义价值立场上对启蒙道德展开批判的，其理论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主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他们不仅反对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指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看不到人类社会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是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的静态研究方法，而且他们也反对像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精神自我的展开过程，强调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其特点是“试图揭示那个决定着每一时期的进程、发展以及衰亡的经济动力机制，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它试图把人性的历史性改造理解为每一社会中物质生活进行的不断变化阶段”{16}。但是，他又反对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理解，指出仅仅把经济因素作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忽视文化政治因素的变化对经济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反作用，忽视了文化政治因素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这不是一种辩证思维。强调既不应当忽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因素的分析，以及文化政治因素对于经济因素的依赖，同时又应当看到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从整体上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基于以上认识，他们主张应该通过探讨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和人的文化心理变迁的微观视角两个方面来探讨启蒙道德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由此，他们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形成权威主义的道德价值观的决定作用，同时又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分析了权威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内化为人的人格的具体途径，深刻地揭示了启蒙道德的极权主义性质和权威主义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必然性。
　　第二，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秉承的是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们之所以批判启蒙道德，是因为一方面根源于启蒙道德本身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当代西方社会的人异化生存的现实。从启蒙道德的内在缺陷看，由于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排除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这就决定了启蒙道德必然导致对技术的崇拜和屈从。同时启蒙道德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启蒙道德所宣扬的自由和个性，本质上不过是有产者的自由和个性。对于劳动者而言，启蒙道德不过是一种教导人们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工具。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使得社会生产和生活日益呈现出总体化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为社会所控制，成为由社会任意支配的工具。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批判启蒙道德的目的，就在于捍卫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显示其理论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们的这种人道主义和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卢卡奇等人由于本身集理论家和革命家于一身，因此他们理论的着眼点是寻求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因而他们更多地是从如何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一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人道主义批判。而对于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而言，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受到批判，不得不丧失同工人阶级政治实践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包括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内法兰克福学派主张不依任何政党展开理论研究，因此他们理论的着眼点是寻求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形成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人格这一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人道主义批判。
　　第三，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既是一种哲学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批判。他们对启蒙道德的批判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指出启蒙道德的极权主义性质，二是启蒙道德如何内化为人的人格。他们既没有把理论批判的重点放在具体分析启蒙道德的伦理道德规范，也没有具体论述他们所谓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具体内涵。而是把理论重点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和分析了作为启蒙道德的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和本质，指出实证主义哲学是一种立足于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模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进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作论证和辩护的哲学，强调以实证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启蒙道德也必然是维护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秩序的权威主义道德。二是他们力图揭示权威主义道德内化为人的人格的具体机制，他们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过程对于权威主义道德形成的作用，而且也论述了资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宣传对于形成和传播权威主义道德的重要作用，从而力图把哲学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体道德心理学和社会道德心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们理论的深刻之处。
　　第四，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理论结局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性色彩。从他们的理论运思过程看，他们显然把破除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形成自由和独立的人格看作是当代西方人实现自身价值、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对于如何才能形成自由和独立的人格这一问题，虽然他们也提出了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但是一方面他们把形成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主要寄托在恢复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上，而缺乏对如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变迁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那么，抽象地强调发挥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显然也难以实现他们所说的破除权威主义道德价值观，形成自由和独立的人格这一目的，显示其理论结局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主张其理论研究不依任何政党，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也只能停留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抽象地谈论个体的自由问题；二是无法把哲学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
　　
　　注释：
　　①⑤⑧⑨⑩{11}{12}{14}{16}［德］霍克海默尔：《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95、199、159、200、230、206、250、49页。
　　②［德］霍克海默尔：《人的概念》，载《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8页。
　　③［德］霍克海默尔：《独裁主义国家》，载《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4页。
　　④［德］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⑥⑦［德］阿多诺：《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载《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6、199页。
　　{13}{15}［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