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你最后的避难所”

　　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史和研究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上千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基本上大同小异；庶不知，与此相关而数量要较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陈陈相因的情形亦复如此。如果仔细检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论著和教材, 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思路和线索，来解释马克思思想发展演变的，即认为它早期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

　　这显然是哲学的党性原则和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解读模式的一种贯彻和体现。

　　我们知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思想史论著充斥着的都是这一观点，它把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极为丰富、复杂的哲学思想统统抽象、归结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或辩证法，认为漫长的哲学史、思想史演绎着的就是这些派别之间此长彼消、交错斑驳的斗争史。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对于哲学史、思想史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误读和曲解！可以说是简单化的极至。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这种不深入思想内部认真分析、动辄简单划线和定性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已经被解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解释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在这一问题上却未见有认真的反思和省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只能有这样一种解释？或者说，这种解读模式是不是惟一适合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解释？事实告诉我们，随着对马克思原始思想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一大批早期文稿及其相关文献被发现和出版，使得其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和理论的复杂内涵更加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即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而言，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至多能说它只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惟一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它最后的避难所！

　　这一思路所存在的解释困难体现在：

　　其一，它断言马克思早期政治立场上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且很多论著指称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这种转变的，因为这份导言“力求指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彻底解放的途径并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明“无产阶级是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这“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姑且不论把这一旨在从哲学层面上更加深入地探究“国家、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获得对“社会之谜”和“历史之谜”的深刻理解的文献作了如上浅层次的思想梳理和政治策略抽象是否合适，就是对“共产主义”本身的解释、描绘和论证实际上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不明确的，在以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他的认识又几经修正、补充和变化，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述中，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较之《导言》都有很大的差别。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不同的著述中，“共产主义”是在多重意义上使用的，诸如对“异化”世界的颠倒和扬弃、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向往和描摹、具体制度模式的设计和构建、革命理论的表述和实际社会运动的推进等等，都是它不同的所指，再加上它与“社会主义”概念之间复杂的关系嬗变，那么我们就很难抽象地断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完成的转变是在哪一个层次或意义上进行的，难道能说是整体思想的转型吗？

　　其二，我们都深切感受过把一种非常丰富的思想用极为简单化的哲学术语给予定位和概括会与原始思想之间形成多么大的差池和错位。就是对于马克思这样并不是在严格而明确的意义上自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哲学”、“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判别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价值其实主要应该聚焦于它在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新”的、“现代”的方面，而不是看它著述中有多少思想是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契合或向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就马克思的文本看，他对一般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对唯心主义的责难少。把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变化单纯概括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所造成的后果是，第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作用估量过大了。其实，“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是恩格斯的说法，已经有考证文章指出，尽管马克思也发表过费尔巴哈哲学的赞赏之词，但就马克思很难说是什么时候是完全的费尔巴哈派的信徒，就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言，黑格尔始终是第一位的。（参看mclellan david(editor).marx:the first hundred years, p112-134,london:pinter1983.）第二，没有指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所在，即没有体现其“新哲学”、“新唯物主义”之“新”和“现代唯物主义”之“现代”的真实含义，而把它混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了。

　　究其实，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回到费尔巴哈所实现的“颠倒”了的——其实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水准。马克思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而博大而深邃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显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曾几何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曾经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显学”，学者们设计了这一哲学形态演进的逻辑进程，认为始自康德，中经费希特、谢林，最后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走过了一条“提出问题——探索思路——形成结论”的发展路径，最后由于在自身框架内不能解决其内在的理论困境而走向了衰落。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是研究者主观构造的一条逻辑。而当我们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置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换的进程中予以观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的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变革”更具有不可超越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力；相反，“二十世纪的哲学运动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指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怀特：《分析的时代》，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因此，仅就思想的蕴涵、深度以及对现代哲学的影响而言，绝然不能说黑格尔哲学超越了康德；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颠倒”之功，诚如马克思也已经指出过的，只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而在哲学高度上它处于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同的水准，并没有实现唯物主义的现代转换，达到唯物主义的巅峰。马克思哲学充分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就，特别是其主体性思想，不同的在于，马克思是在“实践”这一特殊的基点和意义上——它不是孤立的点、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一种活动、过程和中介——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等复杂关系的，他的哲学是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而不是简单地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它的“现代唯物主义”、“新哲学”与“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与“客观的唯心主义”和“主观的唯心主义”是不同质的哲学。

　　其三，“两个转变”之间是什么关系?两个转变的说法很明显来自哲学的“党性原则”，即认为如果哲学立场上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政治立场上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如果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在政治立场上必然是非共产主义甚至是反共产主义的；反之亦然。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必然性”的说法和推断其实未必“必然”，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认定在生活态度与价值指向、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自我情形与社会评价、哲学理念与政治立场之间，构成一一对应、彼此融通的关系，并以此来观照人生，把握世界，其结果要么是低估了人性的多重结构和社会的复杂程度，从而沉浸在理想化境界，而在现实面前显现的只是天真和虚幻；要么只不过是在寻找一种对于特定事件和局部现象的合理性说明和合法性依据，却被后来者将此误为普遍性的概括或具有恒久性意义。

　　退一步说，假如例外可以成为通常，按照上述逻辑，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应当是同时完成的。但实际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对此的解释与实际情况之间是有很大的错位的。诸如，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同抛弃唯心主义和开始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发生的。”（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3）上文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编者也此这种看法，并且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注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但是只要我们看看已经被认为是完成了政治立场转变的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一再诉诸“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其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人的本质”、“异化劳动”和“异化的扬弃和向真正的人的复归”等论断，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这些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混乱、新旧杂糅和前后矛盾，而表征的是用单纯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简单的哲学术语涵摄和概括他的思想必然会发生错位和差池。

　　任何抽象都是一种界定，都有其特定的界域，相对于例外的情形和现象同时就意味着解释力的失效。这里并不是彻底否定“两个转变说”的局部解释功能和合理性意义，但我认为，相对于“两个转变”的解释思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的独特思考，是他探索和思考中更为重要的主题，很显然这也是哲学史、思想史永恒的议题，马克思不是抛开这些议题另辟蹊径，而是在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理解、阐释和实际推进。

　　[1] 语出塞万提斯：《唐吉诃德》，马克思在其时事评论中多次征引此句，讽刺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