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内容提要】 科学史家库恩认为，范式研究比纯粹理论反思更能决定性地影响科学的新发展。如果我们用“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一词，来指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方向感或者至少确定性的形成，那么今天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可以发挥某种特定“视角”的作用，它们就像是人们透过它来观察社会现实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透镜。我们也能在其中看到我们的时代之变迁。从原理式的诠释到从文本出发的诠释、从回归现实生活本身以解构两极化的政治思维和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等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总体状况”(即范式)的某些内在因素。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变革

　　 一、从原理式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的解释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可以有各方面的解读。我认为，社会正在经历变动的这三十年，或许我们还无法对之做出很清晰的概括。解放后左的思潮所带来的文化后果，如今理所当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有人主张，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我只能赞同，由于“现在”在自身中就具有特殊的延伸性，我们可宽或窄地理解这个延伸。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期间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新的思想趋向或端倪，和其他许多趋向和端倪相并列的一种趋向和端倪。然而我依然不大敢确定对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大多数世代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因此，在那种意义，我依然对本文所提出的略显宏大的论旨持适当的保留。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基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来就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为取向的。那些睿智的解读应该避免仅仅出之于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勾勒或者对人们偏好的各种方法的概览，因为无论如何，如果人们力求将目前情形——这个学科正经历伟大转型的时代，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于对真理问题的重新讨论——下的某种单一的关切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干”，或者，将对于研究过往而言存在的某一套单一的方法当作权威的方法来理解，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获得更切近的认识。

　　 那些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加以思考的人们总能发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繁荣兴盛，超出了他们把握它的能力之外。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对于该学科的研究的综览，而今采取的是学术热点回顾的形式，每个热点处理的是与该学科整体相对分离的某个特定问题或次一级领域里的问题。而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论文被生产出来，使得单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脱颖而出”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但如此，任何统一的概念图式都不能将它加入其中：一些人在思考这样的事情，一些人在思考那样的事情；一些人期望做成这事，而一些人期望做成那事。

　　 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至少首先是以消除没有说出来的“凡是”——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话语为前提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真理性问题的。正如张一兵指出，当代(上世纪30年代之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存在着五大模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揆教授的模式。基本上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模式只代表了各自理论思路中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型。因为，每一模式存在的具体形态是复杂多变的”。①他认为，找到这些解读模式的理论边界和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质要求。我认为，确立起一个理论的尺度，它对所有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人都共通，又对每一个立足于这种谈论的人也本己地区分开来，这固然可以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就像有时候出于选择有限制性的研究线索考虑而去做的那样。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必须首先认为这种选择又是具有开放性的。而且，如果有人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他必须把这些人的名字的抽象统一与这些人的思想框架中的具体内容相对比，并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应该常常像是直接从卡片索引里面编辑而成，陷入事先断定谁对谁错的那套话语。

　　 因为，那套话语与当下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而直截了当要做的事情没有关系。首先，从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来看，如果人们仍然陷入那套隐性的“凡是”话语，那么人们就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人们写的书就会不一样。我们立刻就会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能够有所进展或者至少不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远。要知道，如今所实现的从原理出发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的解释的研究方式的转变，我倒愿意将其看做一种首次向新的范式突进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所创造，因而，其研究者才会经验到那套原初提供活力的“原理”，却存有太多近代西方哲学传统的牵绊。顾名思义，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这正是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假设。我们感兴趣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回到自己早已清算过的近代哲学立场，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恰恰表明了，如今，“原理”已经被人们开掘得太厉害，其中几乎所有的进展好像已被耗尽、已被人们尝试过了。并且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而这也意味着单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和脱离就可以标识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轻蔑则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它是同对后马克思主义者背离马克思文本的轻蔑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如今有一些学者，他们全神贯注于文本作者的意图堕入意图论陷阱，则另当别论。他们虽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却不知其所以然或者缺乏了解最重要事情的迫切愿望。深谙此中错失的人，就不能再把文本的意图当作被驱动而本身不驱动任何东西的机器中的轮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就认识论而言，关于文本的意图的存有，谈不上认识，也谈不上不认识。再则，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看，伟人的思想在人类思想传播上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其实是以颠覆这样一个观念为前提的，这个观念是：最好的诠释是忠实复制伟人内心怀抱的意图。时下，某些研究仅仅沉迷于文本的字数、版式或可靠性，却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不正是由此而来？就其本性而论，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保持着创新的魅力，它就会进入植根于感性活动的历史思维，回归那思维内容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仍然受到重视，但批判的思想家早已觉察，如今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层面“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除开那些鲜有意义的清除旧的概念语汇的工作之外，人们已很难或不愿顺着固化的概念体系和固执的套话去找问题，从而重蹈捡起经院派式的论点或再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降格为某种“体系创新”之覆辙。这意味着，谁向可能被不断置放在眼前的大而僵化的原理范畴俯首，而不提出和研究与这种原理范畴背后的时代条件，不研究这种原理范畴是否与之相适应，不愿意为其创新而冒成为“局外人”的危险，谁就终只能像沉迷于神话领域那样沉迷于把提供活力的“原理”从生活事实中抽离出来，并可能危险地将其误置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务。

　　 二、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一场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普遍变化正如山雨欲来：它表现为信念、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它不仅导致人们对“原理”的热忱急剧冷淡，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也受制于这种“总体状况”。但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种相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共同鉴赏力，譬如，没有形成能够用简单性、一致性、精确性来判断优劣的学术共同体标准。可以说，在别的学科里，它的专业标准通常会被认为非常重要，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得到社会(现实)确认的。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污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感的由头。对于我们而言，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一种“现实性原则”而发挥作用。

　　 在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标准要如何才能得以维系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要问的是，是否有某些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被摒弃在外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关于现实世界，即关于一个可能世界之当下性、具体性的学说。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关于世界的基本原理的分歧更重要。而其他可以设想的共同经验，再怎么说也是含混的。这意味着，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学说有多么大的共同点，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与他们的追随者、研究者的共同之处有着严重的不对称。事实上，仅仅从大规模的人员构成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是多形态的，甚至相当不确定、变形或者多变的。与此同时，人们的视野也无限地扩大和多样化：在方法方面人们不可能达成共识，在解释上更是如此。就像库恩“范式”这个词原本用来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低一样。把人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平等话语权的要求。这两者体现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道德意图。

　　 当然，这里，真理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立场，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要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理论修养和悟性。在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没有更高统一体的共同统治权。以政治压倒、代替学术的风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上早已消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与扩张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道德和政治标准。在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学者之“内心冲动”获得了新的释放，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把自身标榜为学术之一种。当然，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我们就得对意味着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的范式进行反思。而学术的问题最充分地反映在近来文献的学术研究中，这样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不在于拘泥于细节或堆砌事实，而在于，在文献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对经典文献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的关系处理上，新一代学者更多地转向历史考证第2版(mega2)的研究，或专注于用马克思注释马克思，或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马克思，或提倡“后文本学”的方法论使创造性生产成为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上，三十多年前塑造了的那种“一唱亿和”的学术风气，被理性分析的光芒驱散了，如今，以至于好像成了一个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本原地”、“直觉地”把捉到：原本没有、他的方法里头也不允许他拥有先前曾经拥有的权力意志。于是，人们终于可能在渐渐形成的该学科呈现出的多中心的研究格局中，改变那种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的状况。

　　 在我们看来，追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思想效果，是理解当今“回到马克思”，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个关键路径。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人为建立起来的政治学术之羽翼和受保护的特殊讲坛中，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同样，也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才能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作何种解读的正当性。无论从生活的角度看，还是从事实的角度看，对于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兴趣是件幸事。举例来说，一些敏锐的学者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个最关紧要之点，在本质的意义上，最好地反映了在当代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理解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图。他们之探索，不是要涉足不久之前才开放的后马克思主义论域，而是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关系研究作为真正的中心，寻求对这种关系新的当代解读。敬佩后海德格尔哲学的视界中人想当然地认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值得认真研究，而他们并不这样认为。或许前者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现代理性主义者带来的变化，所以也忽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可以避免现代性困境的可能。

　　 放眼中西古今，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现象，而且也是我们有关世界当代经验的一个向导。反之，如果局限或屈从于三十年之前那种单一的政治生活层面去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以为哲学家必须充当御用文人，甚至以一种若有所失的心态，还想矫情地预设一个以特权地位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认识论优势，那就必定无法通向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之产生的一般解释学原则和方法；那除了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之外，还可能是什么呢？我们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发现是反权威的，因为理性不接受凌驾于它之上的任何权威。非理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奉为权威，乃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权威的前奏。在中国，大跃进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倘若我们要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而努力，那就必须对何谓诚实具有某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话说过头，那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为。

　　 更具体地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与从政治生活中维护马克思主义学说权威性和整体性的观点相等同，乃是不真实的偏见。我之所以说偏见，是因为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维护的在探索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政府或报业所保障的职业安全法规所差无几。它可以方便地被等同于时下的经济政治政策的注解，等同于注释和宣传党的领袖的一言一行，甚至就像是时而得到许可、时而得不到许可的某种利益那样。在此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同世界发生作用的基本样式，决定性地被当作为具有政治力量支持的理论学派，并进入了它的行列。结果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致力于哲学的政治经济效用，以至于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什么是哲学成见早已有了认识，认识不到若想拥有一种知识进步与经济、政治文明平行发展的社会，就必须为我们形成一种被称为学术自由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维护正统的外观，所以，它却事实上产生了现实的效力。但为此不得不丢掉辩证法的视野，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最深刻的问题——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严肃思考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处境，认识它的内在紧张并使理论与实践和谐一致。如今人们大概都明白，只有放弃那种庸俗马克思主义人为虚构的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因为，能够产生现实效力的观点原本是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反映。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寻求哲学的统一性
　　 观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我得到的印象是，它的基础是对于某些范畴和观念的持续不断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诠释。比如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的所谓“以海解马”、“以西解马”的模式，人们可能心存疑虑，但它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界”研究的转向。我们知道，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径直等同于对它的某个命题或论断的内涵的理解。它是建立在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的某一句话的抽象引用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片面的视角，它常常因为对于真实生活实践的遮蔽而产生歪曲。如果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做法是“哲学在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的反映，那么，也是因为如下观点所致，即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的东西，充其量被认为只有某些“合理内核”，至于马克思身后的当代西方哲学则“病得要死”。这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办法超出这种理解视界，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从中相互参照、相互发明——之外什么途径都不可能。本质上，对某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的问题的答案，也许在别的哲学领域中是更为明了的，因而，有很多悬疑的解答会被这种门户之见挡在门外。在对话途中生成并且得以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也被从这种做法中抽出去了。一旦这样的研究习惯以及研究心态形成，那么，改革开放之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只能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是自己从读书识字起就熟悉的，因此，可以维持一千年。可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只是维持了大概三十年。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不断调整的压力下，它就被大相径庭的东西所取代了。

　　 所以，在所谓“以马解马”的年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人，即以往人们所熟悉的、并在一定意义上由意识形态钦定的哲学权威，如果难以完成这个转变，那么，便必然只能退出学术舞台。如今，如果你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之内提出创新的要求，你就要经历一番“观念的冒险”。这已经成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共识。这里，“观念的冒险”主要意思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挑战和新的观念往往来自于诸如海德格尔、尼采、福柯、鲍德里亚等等哲学家的哲学观念，这些观念由于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命脉，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原来的习惯和老巢那里，可以说是跨界的。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冒成为“局外人”的危险的意思，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很好的理由不去冒这个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这些缘由，对我们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研究的特殊困境有着重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研究被当下的人们理解为关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问题，但是对于跨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却总是或大体上得不到普遍的承认。可是，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那里便一直存在着。今天，我们要问的是，谁最有可能跨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当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之间的边界呢？我不大敢确定。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那些职业生涯的机会，因而赢获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处于这些边界之内，而非越过这些边界。诚如上述，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某个职业界别如何确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看待它作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界限的问题。我们必须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能够做什么，以便产生新的东西、切中社会现实最本质的东西。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应当牢记，通常，为了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切意义所提出来的读一读《存在与时间》或者《精神现象学》之类的意见。虽然这染有急于从别的地方挪借东西之缺点而遭人诟病。在有些人眼里，它让某套异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具决定其某一主题。我并不认为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得补充说，它的初衷是，想将正确估价了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哲学的洞悉“合理地”投射到各个哲学的分支当中。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的时光，因此又重新出现在我国的哲学论坛上。然而这一次是以“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性之形式，而非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其他学科进行教条主义的批判乃至斗争姿态出现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之下，如今人们试图将后种观点“软化”。也就是让它更少带着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更富于成果地对话。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看到的不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出现，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而是它的极大丰富。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深入的透视，从中西哲学那里得到启示或者使之更为丰富的情形，却是极其少见或者困难的。而讨论的参与者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中西马哲学会通”这样的讨论很容易蜕变成为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每每有人建议举行一场有关“会通”的研讨会，凡是健全的理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是不同界的学者有可能沿着同样的方向下思考、前行，那也是在互不知情下进行的。诚哉斯言。人人似乎都有“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在我国，我们目前正处于将新的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并且吸收它们的阶段。在很多情形下，这并不意味着在处女地上搞移植，这块土地早已在哲学上做好了准备，有着相对发达的我国现象学研究，有着在文史哲一体方面良好训练的国学研究传统，我们是否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保持更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当代思想形成富有成果的对话，取决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其受众的关系当中，哲学家不再满足于只为他的同行写作，而且也以广大普通公众的阅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可以视作为他们的一份社会文化上的责任。

　　 注释：

　　 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