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辀重群育思想初探

　　摘要：罗辀重主持陶龛校政30余年，一以贯之地推行群育。他实施“五育并重”，“群育为先”的教学方针。提倡融“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自给教育”一体，处群而教。推行“导生制”，让学生“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重视环境熏染作用，主张开门办学，走社会实践的群育之路。罗辀重在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教育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教育之神”。

　　关键词：罗辀重；群育为先；处群而教
　　
　　罗辀重，字春驭，1889年生，湖南湘乡县白鹭湾人。罗辀重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深受前辈教育救国思想的熏染。1914年自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专攻教育；1920年学成回国，兹此埋首乡村，执教一生。罗辀重以先祖创办的陶龛学校为教育实践基地，致力于教育改革。他主持校政30余年，倡导群育，在当时的教育界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教育改革实践，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教育改革浪潮中获得成功的唯一范例。上世纪30年代，陶龛学校蜚声国内外，享有“北有行知，南有陶龛”的盛誉。1950年，罗辀重被人民政府誉为“爱国教育家”，台湾校友奉其为“教育之神”。他的“群育”思想，至今启迪人心。
　　
　　一、五育并重
　　
　　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将教育的内容分为“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实施的是“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到了40年代，他则把教育内容重新细分为“群性的修养”、“道德的修养”、“身体的修养”、“知识的修养”、“艺术的修养”五大方面，实施“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育并重”的教学方针。“五育并重”思想，是罗辀重一生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华。
　　他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直观地讲，多囿于文凭、证书。学生入学，不是为学识之增长、能力之培育、人格之锻造；而是为获得一纸文凭、证书。这种所谓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人、培养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无益于个人成长，有害于社会发展。他说：“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从中观层次上讲，“恐怕是没有把握好学校教育的三大任务(教学知识、训练技能和培养创造力)和三大目标(升学、就业和培养完全人格的人)”。人们往往在各自三者之间矫枉过正，不能自拔；而培养创造力和培养完全人格，尤其为人们所忽视甚而被忽略、勾销。从深层次上讲，当时学校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他抨击当时的所谓“新教育”，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实际上“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元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他认为，“国的教育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罗辀重指出，学生到学校不是为了“文凭”；而是求学做人，求学“处世处群的知识、技能”和“处世处群的方法”。他革除旧教育制度的弊端，立足当时，面向未来，推出“五育”教育，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他的“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就把打好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培养创造力有机结合起来，把升学、就业的目标融合在培养完全人格的人的目标之中。在“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指导下，陶龛学校的各科课程也是并重的，没有什么“主课”、“副课”和“主科”、“随意科”之分。“五育”之间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值得说明的是，罗辀重虽不看重文凭，但陶龛学校的文凭却十分为人敬重。据记述，当时只要有陶龛的毕业证，上中学可以免试；一些没有在陶龛毕业的学生，只要在陶龛求过学，人们也会另眼相看。可见，罗辀重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革命”，无怪乎人们谓之“教育之神”，他的教育改革实践被誉为“值得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家们借鉴”。
　　
　　二、群育为先
　　
　　罗辅重主张“五育并重”，意即“五育”之中无轻重之分，务期在教育教学中全面执行，不可偏废。但是，“五育”并非杂乱无序，针对国民群体意识差，强化群体意识尤为迫切的社会现实，罗辀重提出将“群育”摆在第一位。
　　“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是罗辀重沉痛反思国家灾难的悲愤叹息。罗辀重常常讲起一件事：有一年他去武汉访友，碰上官府处决两位反清志士，不少旁观者对慷慨赴难的反清志士不但不抱一点同情心，反而津津有味地议论刽子手的“刀技”如何好。这使罗辀重的心情非常沉重，也催他猛省：国家积贫积弱，实与国民散漫而无群心，浅薄而无血性大有干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从改革教育人手，“革命必先革心，救国必先救人”；要使贫弱的中国强大起来，首先就要把每个中国人培育成为有群性、有血性的人。
　　“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也是罗辀重深刻揭示社会丑恶的理性结论。罗辅重在《不敢做好人》一文中深刻揭露了社会上偷扒抢劫、贪污贿赂、坏人坏事盛行和好人被勾陷、好人做不得的种种事实。对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形成原因，他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方面，缘于“好些人见利忘义，贪生怕死，没有操守，见钱眼开”；另一方面，也缘于“大家怕得罪坏人，不敢打击坏人，让坏人成功”。根源有二，以后者为显。而总合言之，“不敢做好人”缘出于教育的失误。片面的、不健全的教育没有教会人们“站在大众的立场”，社会黑恶势力由是孳生、漫延；人们“缺乏素养(平日的群体意识修养)”又进一步助长了黑恶势力，致使是非颠倒，善恶倒错。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置“群育”于首位，教育人们“事关大家，就要大家来，见义恐后，当仁不让”。
　　1947年1月，罗辀重在《五育价值重估》一文中郑重提出：“本来学校的重心应该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其余实施的德、智、体、美四育，都是为着处群而有。”并进一步指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灌输书本知识，而是“改造人心，亦就是树立国民的精神，改良社会的心理，”使其具有“‘有国无己’、‘有公无私’的精神。”
　　罗辀重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在陶龛学校得到了贯彻执行。从目前找到的陶龛学校20世纪30－40年代的8份“学生在校成绩报告单”中可以看出，罗辀重对群育是认真和用心的。这些“学生在校成绩报告单”，不同年代、不同学期，都有所修订。如1948年上学期按“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顺序设项，而下学期则改为按“群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顺序设项。这说明陶龛学校切实执行了“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罗辀重对“群育为先”的执行情况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严格督导。
　　
　　三、处群而教
　　
　　学生为什么要来到学校?学校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对教育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罗辀重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儿童的父母们》一文中，罗轿重说：“学校之重要性，在于养成儿童之群性。倘专为识字读书，则尽可买些教科书在家学，请家师教，又何必入校。”先前之教育重在培养清心自在的圣人君子，故而私塾成为教育通例。而今日之教育重在“造就人类生长价值，应为社会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培养现代化集团生活之“社会能员”。这种“社会能员”不仅需要懂得社交、道德、文化、身体、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群性的意识和合群的素养。因此，要特别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同一性以及通过教育使人明了社会的真相和处群的方法。罗辀重说，有些人步入社会后，不知所措，就是因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并非社会陶冶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指出：“人在儿童时期，必须有多方面的接触，使养成多方面之应付才干。今日是群的世界，局促于家小环境，大了决不能为社会所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罗辀重主张人校学习，处群而教。

　　细研罗辀重处群而教的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学生的可处之群。罗辀重从不否认学校、团体、政府、社会、同学和邻里都是对发展群性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认为“教育之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但在诸因素中，他更推崇学校教育，因为“在家庭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太狭；在社会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太泛；惟有学校，聚各阶层、各姓族于一堂，尚能确实善为领导，毕业后加入社群，应能知道人性，应付裕如”。在罗辀重看来，“学校一以贯之的群性教育，才是最主要的”。
　　其次，贯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融“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自给教育”于一体，使学生身在学校，亦能感知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此，罗辀重瘦身办校，毁家兴学，尽最大可能为学生添置新式教学设施。作为20世纪前期的偏僻乡村小学，陶龛求学的设备应用尽有。它的农场、工厂、运动场、实验室、博物馆，都是大规模的；它有3个图书馆，并实行开架借阅，以满足教师、少年和幼儿的不同需求；它有当时城市学校都罕见的钢琴和电话。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学校还别出心裁在校内办起了“爱迪生院”，罗辀重亲自撰写了《学习爱迪生》歌。
　　再次，开阔教育视野，打开处群而教通达社会生活的途径。1947年，罗辀重曾发表一篇文章，纠正前清时流传下来的一种不合理的习惯说法，那就是把学生去学校“求学”喊作“读书”。他告诫大家：“以后千万不要说或写‘在某某学校读书’。记着，我们在学校是求学呀!”罗辅重变“读书”为“求学”，强调“寻求真实的学向”，强调求学不能偏于学校一隅。不单学校是求学的场所，学生还应当“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为畅通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路径，增强和提高学校群性教育的真实感和有效性，陶龛学校创办特科班，下设农业科、养殖科、纺织科、应化科、木工科、文书科、社会科、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科、人民团体书记训练科、图书管理训练科等紧密结合社会需要的新专业。寒、暑假，学生回家则把在学校“所学的，向比学校广大千万倍的社会中，各个地去实地试做一下看”。籍此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中体悟群性，以造就现代化的“健全”国民。
　　
　　四、自主修研
　　
　　罗辅重留学归来，带回了欧美全新的教育理念：“儿童是主人，教师是公仆”。在学生的群性培育上，罗辀重主张自主修研。他说：“把学生视为海绵、印泥，把教育视为一般知识的累积”，是“不懂教学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不晓得教育是生长的历程。只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至于知识之实践与求知之方法，何谓辅导，何谓启发，则置之不问。他们不肯修养这种技术，而且不把这种知道认为必要，单凭注入与考试为唯一的方法”。
　　陶龛学校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实施“无分数教学”，直到50年代初罗辀重逝世为止。该校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一般均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
　　罗辅重认为，懂得教学的教师，重在“教给受教育者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智之途径，给以开‘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的应用，不重知识的本身”；重“亲身经验”、“野外观察”，让学生“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主张“各种小组研究会，愈多愈好，各就兴趣组合”，“对死读书死用功，不加注重”。
　　陶龛学校实行“导生制”，设教师与学生交流思想感情，为学生解疑释难。罗辀重告诫全体教师：实施训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中，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可言”。
　　在罗辀重自主修研的教育思想指导下，陶龛学校制订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群育实施方案。在陶龛，学校设立了多种不同的社团，仅课外专业活动小组就有30余种。学生社团打破班界，自由报名参加，各自发挥爱好与专长，合作共事。学校辟有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音乐室；办有农场，工艺园地，还成立“陶龛学生服务团”，“陶龛生产合作社”，“陶龛乡公所”等准社会组织，让学生学习、实践，增长才干。凡是学生能做的事，都放手让学生们自己去做。学生“在校一切起居饮食”，都“随团体而自发自动”；“教学室寝室清洁，完全归学生轮流负责扫除，不假手校工”；学校食堂、合作社、阅览室、花圃、竹林等，都是学生服务员自己管理；节日、纪念日、旬会、演讲会等，也都是学生自己担任主席。学校本着“律己”、“利群”的培养目标，从合群、交际、同情心、公德心、组织力、领袖力、服务力、劳动服务、劳动生产等9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群育测评；测评结论写入学生成绩报告单，每学期向学生和学生家长报告一次。
　　
　　五、环境熏育
　　
　　罗辀重指出：环境，与学校教育“有莫大之关系”。“教育效率之大小，常与环境之良否成正比例”。罗辀重所称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既包括学校及其周边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陶龛学校有着优美的校园环境，前有涟水，后有青山：“白云满坞”，“红树当门”，处“幽邃烟村”中，青砖乌瓦，簧舍雅饰。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周邦道赞誉：“风景天然……实在不容易得到。”罗辀重还营造了一个优良的校园周边环境。村中的“罗氏进德会”，对烟、酒、牌赌、奢侈和迷信等，订有禁条；校外“杂货药材”三五片，都能帮助学校不卖烟酒给学生；门外渡船一艘，渡夫对学生之在河边玩水，涉及危险之事，能加以注意；乡民对学校，不但无恶感，而且颇具敬仰。
　　罗辀重延师以德，他拟订的“聘师之条件”和为陶龛学校制订的教师“聘约”条款中，条条蕴含着“为人师表”之意，诸如：教员“必须注重人格”；“应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情”，“循循善诱之态度”；“负有纠正社会恶习之责”；“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对同事要能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应有远大眼光”“不受物质诱惑”等。
　　罗辀重重视人文环境对受教育者的影响，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人格典范。他说：“以‘身’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我们要学生劳动，我们就得自己先劳动；我们要学生早起，我们自己就不得晏起；我们禁止学生吸烟，我们自己就不得吸烟；我们自己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我们同桌吃饭时总得谈谈笑笑，我们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谈笑。‘以教人者先教已’，是我们的唯一信条。”
　　更为重要的是，罗辀重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内部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公正、公平的教育教学氛围。在陶龛学校，师生在人格上都是对等的“朋友”关系，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是听不“听话”，而是讲不“讲理”。“师生间之一道高墙”，在陶龛是“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罗辀重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民主生活，一种态度——民主态度。”陶龛学校充盈着师生关爱，学生“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生活在“爱”与“被爱”之中，高高兴兴在做人中学习做“人”。
　　陶龛学校存续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的新旧军阀统治时期。罗辀重为防止学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受肮脏社会的同化”，于1922年立“血性”为校训，以国家危难、民族危机熏染学生。抗日战争时期，罗轿重转而实施战时教育。组织师生排演《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节目，到处演出，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1943年，常德守军收复失地，捷报传到陶龛学校，罗辀重组织师生前往前线劳军，让学生感受战斗气息和社会责任。
　　可以这么说，罗辅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所实施的群育，已不仅仅是“形式上之施教与受教”，而是强调“开门办学，与社会交流、共事”。毋庸讳言，其所涉及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学问题，而是体现了对“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哲学解读。当今一些有作为的教育改革者们费尽心机摸索出的实践教育理论和方法，其实罗辀重和他主持的陶龛学校早就实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