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七大对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源流
　　
　　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向来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对于这种实际地指导和规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形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理论探索之中，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为以往的研究者们相对忽视的维度，本文拟对此作一初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之源
　　
　　在国内外学术界，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一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不科学”、“不准确”、“应当慎用”，甚至认为它是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其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列宁就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或苏联化。这种只重词句而不问精神实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本身就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其实，只要我们破除和超越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就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提出和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概念，但他们却有着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之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教条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要求人们把他们的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曾表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842年8月下旬，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为了进一步“阐明和发挥”唯物史观，马克思晚年转向了对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并由此实现了他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创造，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著名论断。在研究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历史环境来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俄国文学家和翻译家阿·沃登曾回忆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在谈到意大利社会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时，恩格斯认为：“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针对美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同时，恩格斯还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他批评法国社会党人杰维尔说：“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他还批评那些侨居美国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美国国情，不研究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深入到美国的工人运动中，甚至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恩格斯说：这些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上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列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伟大实践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
　　首先，列宁具体地分析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各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的实际和本民族的特点独立地探讨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列宁认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在列宁看来，“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还认为，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的时间”，于是，“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在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反对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共同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
　　其次，列宁深刻地揭示和指明了东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所面临的特殊任务。列宁认为，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欧洲各国相比，东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任务也有其特殊性。他在写于1919年的《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它们的解决办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显然，要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探索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因此，列宁后来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再次，列宁严肃地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殊经验加以绝对化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各有其特点，既然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就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殊经验。因此，列宁坚决反对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在指导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一方面注重总结和向各国共产党人介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又反复告诫他们不要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中特别告诫俄国共产党人说，“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必须估计到其他国家所走道路的特殊性，“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应该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使他们“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后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又严厉批评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完全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错误，说它“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俄国味太浓了”，认为这样做就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它表明“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
　　总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内在要求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那么，列宁则结合东方各国的特点、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泉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中国的具体实际都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当前实践，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并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对中国当前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上述水平，或者说人们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以上述意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基本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看，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孕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认识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根本不同于此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人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并意识到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最早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早在1919年8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思想的主义”的见解，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一个根本解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与此大约同时，陈独秀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输入中国，我们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它。他还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号召人们“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有这些表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
　　不过，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尚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解还极为粗浅。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深刻，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还不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也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但他们并没有倾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而是试图从中国社会现实中寻找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素。出现这种倾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既是十月革命伟大胜利感召的结果，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大推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而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也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它只看到了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和变革性而忽视了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只看到了新旧文化的对立而没有认识到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简单否定态度，这一点必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事实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党的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第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国民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并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找到并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为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上述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惨痛的损失，并曾使孕育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几近于流产。而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还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其根源都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例如，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之所以提出“二次革命论”、主张当前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的论述作了教条式的理解，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马克思在谈到欧洲革命时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国工人“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之所以顽固地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也是因为他无视中国的实际，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国民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日益凸显。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不仅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精神，而且还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的继承，从而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虽然新启蒙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对于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在正确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的基础上迅速发展。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发表了署名从贤的长篇文章《现阶段的文化工作》，强调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该文认为，民族的文化是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把它发扬光大，用以激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该文还指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20](第23期)。同年《解放》周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初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对1927年至1937年间的文化运动进行了总结。李初梨在该文中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有了进步，马列主义的通俗化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他提出，现阶段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虽然李初梨只是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视为当时文化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也没有具体阐述“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内涵，但他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为了“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7月，胡绳在名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小册子中认为，辩证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诚然，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艾思奇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尚存在着重要缺陷，例如，艾思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没有涉及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比较粗浅，只是强调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举一些中国现实或中国哲学史的例子。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述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前奏。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了当时最全面的概括和阐释，它立即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赞同。不过，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上述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对于毛泽东作此更改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人作过这样那样的考证和解释。在我看来，撇开其他的历史原因不谈，这一更改倒是与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新阶段》原稿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不是他最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它原本就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以及会后至1941年7月间张闻天、彭真、刘少奇、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才真正完善起来，它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包括“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只有到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得以形成。此后，这一思想又日趋完善和系统化，人们相继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概念。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既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论，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论断。
　　上述可见，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既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最积极成果，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艰难探索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最深刻总结。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必然随着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向前推进。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必然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那时，中国民主革命就是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建国初期，面对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重大课题，毛泽东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是，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有自己的独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他向全党发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又一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强调说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写作和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论断。虽然毛泽东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但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新的伟大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虽然邓小平未曾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但他的各种报告和讲话中通篇都贯穿着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强调和高超运用。他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也特别重视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正是由于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以邓小平带领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199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即民主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三中全会后“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首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是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在此基础上，江泽民针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向全党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指出它“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党的十七大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不仅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半个多世纪后首次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党的代表大会，而且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频率最高的。十七大报告在概括和系统阐述党的十六大以后最终形成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同时指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还号召全党“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如果说党的七大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思想即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它必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新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