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的演变

摘要：在我国，人本思想经历了两次大的演变。一次是由人本到民本的演变，一次是由民本到人本的演变。本文简要回顾这两次演变，希望能够对深化人本理论的认识有所帮助。
　　关键词：人本;民本;演变
　　
　　在我国，人本思想经历了两次大的演变。分述如下：
　　
　　一、由人本到民本
　　
　　对于这次演变，学术界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其主要依据是：（1）中国历史上的人本实质上是民本，准确地讲是君本。人本源自欧洲，是西方舶来品。因此，无所谓由人本向民本演变。（2）“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我国在夏代就有民本思想，而人本思想则产生于西周以后。因此，即使演变，也是由民本向人本演变，而不是由人本向民本演变。
　　笔者不同意上述看法。首先，如同欧洲人冲破神权和王权创立了人本主义一样，春秋时期，中国人打破“天”的权威，对人的力量以及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作了一次反省，从此不再盯着外在的神秘力量——天，从自己身上寻找社会变化原因，并在此过程中萌发了人本思想，人不仅成了“神之主”[2]“国之主”[2]，甚至国君也要“忠于民”[2]（、“利于民”[2]。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诸如“天下为公”[3]、“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4]）等史不绝书，人本思想很活跃，中国并非只有民本思想。其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今文（《尚书》）无，古文（《尚书》）有”[5]，而“古文《尚书》全是伪作”[6]。况且夏处于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民”的力量还没有显现出来，不存在“民惟邦本”的思想基础。
　　中国固有的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孔子反对将人动物化，反对无视人的尊严，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人。因此，他不仅反对残害生灵，诅咒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7]，而且反对强加意志于人，指出“匹夫不可夺志”[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孟子直截了当地要求执政者“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7]“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孔子曾经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8]如果主张不能行之于世，宁可流亡海外，也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二，尊重人的利益要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8]，好富恶贫是人的共同心理。孔子不反对人们“求利”“得利”，只是主张“义以为上”[8]，不能见利忘义。他公开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8]，只要能致富，就是去干给人提马鞭的差事，他也没有二话。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藏在匣子里还是找一个能出好价的商人把它卖掉好？”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卖吧，卖吧，我就是等待商人的人啊！”[8]
　　第三，尊重人的物质欲望，反对鱼肉百姓。“食色，性也”[7]，抑制人的物质欲望是不人道的。因此，孔子主张“足食”[8]，孟子主张“薄税敛”[7]，“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7]，“耕者助而不税”[7]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7]季氏富甲天下，冉求当上季氏的总管后把田租提高了一倍，孔子闻讯后立即与他断绝师生关系，鼓励学生鸣鼓击之。
　　第四，倡导“仁政”，反对“暴政”。君子应当“以佚道使民”[7]，在执政过程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确保其行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8]“苛政猛于虎”[3]，孔子反对盘剥百姓。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广泛地给人好处，而且能帮助大家，这个人是仁人吗？”孔子说：“岂止仁人，简直是圣人呀！”[8]）
　　人本妨碍君本，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情况下，除了被民本取代别无选择。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民本事实上是农本。其主要内容包括：
　　（1）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2）勿伤农时，给农事活动提供方便。
　　（3）实行常平仓制度，防止谷贱伤农。
　　（4）刺激人口增长。
　　（5）抑商贾，禁技巧。
　　（6）设庠序，学而优则仕。
　　（7）纳谏。
　　（8）及时赈灾。
　　总之，就是行使“仁政”。对此，日本学者泷川精辟地总结道：“先王之仁政，一则曰保民，再则曰牧民。盖古昔之天下，以一人君临万民，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万民之性命，系于一人之喜怒。一人而行仁政，则兆民安之；一人而行暴政，则百姓皆倒悬。故蚩蚩之氓，惟举首而望仁君，馨香而祝郅治，无所谓参政，更无所谓权利。”[10]
　　
　　二、由民本到人本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学东渐，人本思想逐步在我国传播开来，并且在法律和实践活动中有所体现。
　　1、国民
　　“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律论以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11]
　　国民与奴隶的区别是，“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12]
　　去奴隶为国民，实质上就是去臣民为公民，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
　　2、权利
　　梁启超认为，“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即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蓊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横雨，则催落更速焉……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13]（p39）为国家计，他疾呼“为政治家者，以勿催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13]（p39—40）
　　陈天华把国民权利归结为政治参与权、租税承诺权、外交参与权、生命与财产权、地方自治权、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
　　不管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国民都有选举议员的权利，都有向官员乃至皇帝、总统提出请求的权利。国民通过议会来行使权力，议会代表国民制定法律，官员乃至皇帝、总统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他说：“西方大儒，都说人若没有政治思想，不晓得争权利的，即算不得一个人，虽然没有死，也和死差不多。”中国人应该“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拚死拚命，争这政治参与权，不要再任做皇帝、长官的胡做乱为，把中国弄得稀糟，这是争权利的第一项。”[14]（p186）“中国比如一个公司，咱们是公司的股东，皇帝、长官不过是从外前（湖北方言，意即外面——引者）请来的当家先生。”[14]（p190）当家先生私自把公司卖了，或私自请别人干预公司的事，股东能不说话吗？“各国的国民，是一个人，列位也是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的懦弱？”[14]（p192）

　　没有租税承诺权，立宪政体就是一句空话。“世间有要人出钱不告人家用钱的出向的理由吗？出了钱文，毫不问一问，任他乱丢，也算是一个人吗？”大家应该“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实先向国民呈一张预算表；国民将每年应收若干，应出若干，细细查清，又当派人四处调查收税实数，总不准有一项多征，一毫中饱，这是顶不可缓的。”[14]（p190）
　　
　　思想自由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言论不自由，一切事情都不能发达。禁止国民议论朝政，上书言事，就像房子快倒了，看守房子的人却不许房东告诉他补救办法、提醒他负责任、要求更换看守人，完全颠倒了主客关系。
　　3、自由
　　“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为其重也。”[15]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曰：“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16]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后的事。其中，《公司律》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17]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产权制度逐步确立起来。《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18]这表明产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为个人所有，主流社会开始承认个人产权的正当性。有了经济自由，公民权利就有了经济基础。
　　1903年，支那子在《浙江潮》上撰文指出，自由是法定范围内的自由，国家有保护国民法定范围内自由权利的义务。文章还列举了国民的法定自由，即：居住及转移之自由、身体保全之自由、住所安全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集会结社之自由、思想发表之自由、所有之自由以及信教之自由。
　　1911年11月9日，湖北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约法》第二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保有身体自由，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保有家宅自由，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对于行政官署所为违法损害权力之行为，则诉讼于行政审判院。可向议会陈情，向行政官署陈诉。有任官考试、选举投票即被投票选举之权。有纳税当兵的义务。本章所载人民的权利，于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19]公民自由权见之于法律。
　　当时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使打着“依法治国”幌子剥夺公民自由的人有可乘之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沿袭了这一失误。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即撰文指出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以弥补：“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庭，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20]但是，章氏的呼吁无人采纳，成了遗留给21世纪中国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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